社会管理者的责任伦理

中国改革的初始绩效优于东欧苏联，但这是因为我们的初始条件比较优越，如海外庞大的华人资本集团及低成本劳动力等。但越到后来，改革的难度越大，这难度源于原有的政治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载体。这就需要认真考虑一点：是承认制度变迁的断裂性，强调政治制度的变革、意识形态的创新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还是从传统制度的连续性出发，坚持改革只须局限于经济层面。这是一个已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城市贫困人数的急剧增加，为了缓解利益分配造成的剧烈社会摩擦，在改革风险日益增大的90年代，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又被推上前台，从目前看来，这项改革正在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强弱者的生存能力，真真实实成为“社会安全网”，实在让研究者不敢妄下断语。

作为社会管理者，必须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一是社会管理能力；二是要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前者的含义比较明确，而后者却包括两点，首先是要能为本阶层的利益考虑，本阶层的人可以吃肉，但是别的阶层也得喝点汤。因为本阶层的长远利益奠定于其他阶层的安定之上。不可能设想一个国家存在太多被边缘化的人，而社会管理者阶层却可以安享财富增长带来的繁荣与快乐。现在被揭发出来的大批贪官污吏，正好说明这些腐化堕落者不仅不为其他阶层考虑，甚至也不为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及长远利益考虑。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下降，并动摇中国政府的政治基础。从经济上来说，这些由贪污受贿积累的财产有不少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流往国外，不可能促进国内的公共积累。从社会和谐来说，个人的尊严建立在尊重他人的尊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剥夺他人的尊严之上。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仅只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财富的增长之上。

(原文发表于《环球企业家》1999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