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的演变
历史社会学通过研究过去来确定人类社会如何运行变化。但是，在历史社会学的漫长历史上，很少有历史社会学家感到有责任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并由此得出若干结论。只有到了五十年代，才有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1963)孤身前行，开始研究中国。他研究、比较了中华帝国、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印度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欧洲诸帝国。其结论是，这些帝国包含了不仅现代专制而且现代民主的各种种子。这些种子包括：一个相对统一和集中的国体，科层化的行政管理，以及精英之间为了获得有关社会集团的支持而进行的制度化的政治斗争。
继而，在其他历史社会学家依然忽视中国的时候，摩尔和斯卡齐波尔研究了中国。摩尔（Moore, 1966）的研究课题是晚清的衰落和共产党的兴起。他试图回答为什么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国与国之间会有所相同或有所不同（只要想一想英法美的民主制度、德日的法西斯主义、苏中的共产主义）。他的答案是，每个国家前工业社会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稳定与否。他解释说，农产品的商品化是关键过程，因为它在提供食物的同时，产生了赋税的来源。
斯卡齐波尔和梯利都是摩尔的学生，但他们的研究角度与摩尔的农产品商业化有所不同。斯卡齐波尔（Skocpol，1979）着重研究国家与革命，寻找革命的原因与后果。在摩尔和华勒斯坦的洞见和研究基础之上，她考察了现代国家的建立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样，直接源于这三个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她断言，这三大革命都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下滑。
尽管梯利在他的名著《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中没有直接研究中国，梯利的分析对中国研究有所影响。他宣布：
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想象，要对长期的结构变迁建立任何有效分析，我们可以不把这个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同两个相互依赖的巨大过程联系起来：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我们面对的是把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整合到历史中去的挑战。(Tilly, 1984, 147)
这个观点对认识中国的发展十分关键，我们已经看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如何你中有我、相互参与地发展。我们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看待中国历史。梯利关于战争的观点同样重要。梯利论证了战争在欧洲各国建国过程中的显著作用，他因此也不自觉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国家建立的基石。一个国家的战争行为，无论防御或进攻，都需要榨取：纳贡、租金、现金流通税、债券和收入，这些都反过来使得国家更加卷入裁定、分配、生产、监督、和社会一体化。
最后，梯利简要研究了古代中国成功建立国家的原因，但他没有找到答案[v]。梯利发现，中国与欧洲有重大区别：中国的战国时代和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很相似，周期性的造反和边患威胁到国家的统治。但是，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大得让欧洲人无法想象。一个朝代衰落了，另一个朝代起而继之。然而，罗马帝国衰落后，再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拥有同样的幅员。梯利认为，欧洲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相比其自上而下的政府结构，更为完整、连贯、周延。这是试图在欧洲大陆重建罗马帝国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解答梯利提出的这个问题。
过去一百多年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学一直面临一个难题的挑战。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是什么？玛仕（Marsh, 2000）发现，韦伯的解释完全错了。近来，基于世界体系理论和更多的实际研究，答案越来越清楚了(Marks, 2002)。第一，这是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某种文化上的原因或社会组织上的原因：
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不是欧洲封建社会文化上的独特性和社会组织上的独特性：既不是欧洲国家之间主权的相互分割，也不是欧洲基督教王国的规范性和谐。不如说，是欧洲封建社会的背景，一个非常分散的、非常脆弱的朝贡制的积累方式，积淀在亚非欧大陆的奢侈品生产销售网络的市场力量之中，使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最终取代了朝贡制的积累方式。不是东方衰落了，而是西亚和东亚朝贡制的持续强势阻碍了资本主义在那里成为主导。欧洲是在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时间迎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兴起。(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89-190)
第二，中国科学技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竞争。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相连的。但是，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Needham, 1954-2003)告诉我们，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成就斐然。我们还知道古代中国经济活动的高度密集性和高度商业化。区别不在于有无企业家精神，而在于政治领导人对于革新和技术的态度。与欧洲领导人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对革新和技术的感情复杂，有时候还抱有敌意。那么，为什么西欧在十七世纪成为技术革新的中心呢？原因就在于当时欧洲列强争雄的残酷现实。碰巧，在十七世纪，技术革新有利于大大提高生产力，从而缩小时间和空间对欧洲列强争雄的限制(Wallerstein, 1999, 139-140)。古代农业中国民族国家的衰落，就是因为两千年来没有受到一个更先进的工业化民族国家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