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立消灭城乡隔离的社会制度

如图6-3和图7-1所示，户口制度造成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中国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每上升1%，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就增加1400亿元，GDP 就增加3360亿元。这意味着，单单城乡社会隔离这一个因素，就砍掉了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GDP。1985年以后，至少二十年，中国每年被社会隔离砍掉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1985年就取消区域隔离和城乡隔离，中国现在的GDP应比现在翻一番。显然，社会隔离制度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毒瘤。如果取消社会隔离，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和GDP将增长地更快、更协调。

由于这种社会隔离，中国社会发展1985年之后在某些方面走了弯路。毛泽东时代，起码在干部与干部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全国基本实现了同工同酬。但是1985年以后，由于社会隔离封堵了竞争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差异迅速拉大。以上海和青海为例。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资可能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上海的最低贫困线比青海的人均收入还要高。资本和经济活动自然越来越集中到上海，远离青海。目前，中国的决策者对于这种差异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上海市比青海省发达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不平等，这很正常，以后也不会改变。真正的不平等，是同工不同酬，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资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原因是人们在上海和青海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种社会隔离制度才是造成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巨大地区差异的根源。如果消灭社会隔离，东、中、西部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不是发达程度的差距）将会自行消失，各地区的发展将会自动地变得更平衡更和谐。[23]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要把许多地方性的社区融汇成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劳务市场要比无数个被省县制分割的地方性社区强有力的多。这是现代工业社会比前工业社会有强大的多的凝聚力的源泉。本来，工业化必然要求建立全国性的劳务市场。但是，社会隔离把中国的工业化按照省、市、县切成碎片。1985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越发展，社会的条块分割就越严重。这种情况迫使各个省、市、县只关心出生在那里的本地人，只为这些人谋利益，把地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更不用说顾及其他地区的利益了。

社会隔离还直接阻碍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包括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目前，很难建立跨乡、跨市、跨省的企业。既没有全国劳务市场，又没有全国资金市场。地方政府只扶持本地产业，导致全国性的公司难以立足，难以发展壮大，难以同大跨国公司竞争。大跨国公司现在主导了中国的有关国内市场和进出口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增长的利润大量流进大跨国公司的口袋，因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发展不起来。这不是地方政府的错，是社会隔离迫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可以理解，消灭社会隔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十年应该够了。中国已经部分放开了县、乡一级的城乡流动，这是个伟大的开端。可以制定这样一个规划：在十年里，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先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300个地级市的户口，再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30个省会城市的户口，最后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北京、上海等几个特大城市的户口。只要中央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十年时间应该够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