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与《汉口日报》

——对新发现的一组吴趼人材料的探讨

王立兴

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曾于1902年至1903年受《汉口日报》之聘，由上海去汉口参加编报工作。由于文献资料缺乏，学术界对他这一年多时间的活动知之甚少，无法作具体的探讨，致使吴趼人的研究留下了一段空白。国内外一些研究吴趼人生平的重要论述，像李育中的《吴趼人生平及其著作》、王俊年的《吴趼人年谱》、中岛利郎的《吴趼人传略稿》等，1对吴氏在《汉口日报》这段时间的活动，或语焉不详，或略而不论，这不能不是吴趼人研究中的一个缺憾。1988年10月，笔者在检索《苏报》时，意外发现了一组吴趼人这方面的材料。材料分别载于《苏报》1903年6月4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6月7日（五月十二日）、6月12日（五月十七日）、6月16日（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五月二十二日）、6月21日（五月二十六日）、6月24日（五月二十九日）和7月4日（闰五月初十日），较完整地介绍了《汉口日报》开办的经过及吴趼人的编报活动。其中尤以6月21日在“要件”栏中刊载的《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弥足珍贵。这封公开信是吴趼人辞去《汉口日报》主笔时写的，具体记录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行迹。

本文试根据这组材料，并结合当时有关的人物和事件，就吴趼人在《汉口日报》时期的活动，作一初步探讨。

一

吴趼人于1902年3月辞去上海《寓言报》主笔。24月，即“应《汉口日报》之聘，3赴鄂参加报纸的筹组工作。《汉口日报》是中英合资经营的报纸，除英方商人投股外，中方股东计有黄邦俊（候补知府，曾任湖北将弁学堂管理）、4张赓飏（字尧臣，候补知府）、杨公辅、程鹄云以及招商电报两局庄、施两总办。报馆聘吴趼人、沈敬学二人为主笔。沈敬学，字习之，号悦庵主人，江苏吴县人，擅长书法，为趼人挚友。1901年在上海办《寓言报》，聘趼人主持笔政。1909年应趼人之请，曾为趼人曾祖吴荣光珍藏的《筠清馆法贴》题跋。趼人1910年10月去世时，他以饼金相助，附寄挽诗云：“语不惊人死不辞，卖文海上病难支，李南亭后吴南海，容易伤生笔一枝。伯道无儿志未抒，衔悲寡鹄复何如，佛山晴翠浓如昔，谁访筠清馆里书。”哀悼老友，情见乎辞。5当时与吴趼人在《汉口日报》共事的，还有蒋子才。6子才，一名紫侪，字庚繇，号仪陇山农，四川仪陇人，他曾编选趼人诗作成《趼廛诗删剩》，又为趼人写的《曾芳四传奇》进行过评点，7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所以趼人在沈、蒋二人的协助下，是想借《汉口日报》有一番作为的。

《汉口日报》经过一段时间筹划后，于1902年秋间开馆见报。在吴、沈二人的主持下，该报始终坚持进步的办报宗旨，内容上能发扬清议，立论严正，针砭时弊，揭露官场的腐败黑暗；文风上以意趣并重。该报得到知识界的称许，销路也颇畅。但是对该报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做法，官府却畏如水火，忌恨有加。像武昌知府梁鼎芬、湖北警察局总办金鼎、候补道王元常等即是。这伙官吏因自己的劣迹丑行屡遭该报的抨击讥讽，便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地要把该报置之于死地。当时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端方，受到章太炎《訄书》和《湖北学生界》等革命书刊的击刺，慑于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也加紧了对学校和舆论宣传阵地的控制。端方对《汉口日报》极端不满，认为它“大不利于”清王朝统治，他也早已怀有干预之心。于是端方和梁鼎芬等一拍即合，窥伺时机，准备向《汉口日报》开刀。

1903年4月，拒俄、拒法浪潮波及湖北，梁鼎芬极力阻挠各学堂学生参加这一爱国运动，竟然说：“就使以东三省送给俄人，以广西送给法人，尔等亦不必干预。”8甚至悬牌开除参加拒俄演说的学生。对梁的这种行为，《汉口日报》于5月14日（四月十八日）载文予以抨击。梁更加恼羞成怒，他终于撕下了伪善面具，导演出一场将《汉口日报》收归官办的丑剧。

关于《汉口日报》改归官办的经过，《苏报》6月12日的一则报道做了详细披露，现摘录如下：

本年四月十八日（按：即1903年5月14日），因梁阻各学堂议俄约，该报（按：指《汉口日报》）力诋之，梁恼羞成怒，遂发电告张之洞（按：张时为商务大臣），令托驻京英公使禁之，张复公使不允所请。梁不得已，乞怜于端方为之设法，端笑曰：“节安已成众矢之的矣，鄙人何能为之受过哉。”梁曰：“不必大人得罪人，但借重大人压力，饬令张赓飏将该馆买归官办耳。”端曰：“任凭足下做去，告之张守，就说我的意思如此。”梁急往拜张，动之以利害。张本系常州钱店一伙计，夤缘赵凤昌在鄂充当厘局司事，舞弊获利，捐同知，保知府，平日识字不多，其开报馆也固非开民智，不过闻人云报馆觅钱最丰耳。及闻梁以万金购其资本，已乐不可支，且有端方之命立委优缺，更喜出望外，遂言于同股之黄、杨、庄、施、程诸君，而退其资本。于初一日停报，且刊于报端，曰整顿，曰改章，以掩外人耳目。主笔吴君则拂然而去，沈仍蝉联。以后办法、宗旨务须和平，每日论说、新闻均先一日呈之武昌府裁定，然后登出；凡紧要新闻概不准录。不过记官场升迁调补及某官过境、某官病故、某官寿诞嫁娶而已。刻已定于初九日出报，虽未之见，然腐败不问可知，其销路尤非以压力不可。噫，异矣。

在这之后，《苏报》又陆续作了一些报道，进一步披露了其中的内幕和事态的发展。一、《汉口日报》改归官办，官方不惜耗费巨资，除还清股东资本及代认亏空，实去银一万一千两。又因英商从中为难，官方为消除阻力，除退还洋股外，复加四千元作为酬谢。（6月16日）二、这次改归官办，一切筹划均由王元常主之。为了酬劳有功之臣，梁鼎芬特面求藩司委王元常代理随州知州优缺。（6月17日；7月4日）三、该报自5月27日（五月初一日）改归官办后，吴趼人即愤然辞去主笔职务，并写了给梁鼎芬的公开信，宣告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6月21日）四、该报官办后不到一个月，沈敬学也为经理所辞退。为了进一步控制报纸的舆论，端方批示由梁鼎芬“暂代”报馆主笔。在梁的把持下，每日以会试闱墨及两湖书院课艺刊录报端，报纸“销场极滞”。（6月24日）

端方、梁鼎芬以高压、阴谋手段将《汉口日报》改归官办，排斥吴、沈等进步报人，根本改变了报纸的性质和办报方向，使报纸完全丧失了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之价值，这对报界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当时《苏报》专门发了“论说”，向报界敲响警钟，并对端方、梁鼎芬的仇报行为予以迎头痛击，显示出捍卫新闻独立性的鲜明立场。9在这场斗争中，作为主持《汉口日报》笔政的中坚人物吴趼人，究竟采取何种态度呢？刊载于《苏报》上的他的这封公开信，做出了圆满的回答。

二

《苏报》6月21日所载吴趼人给梁鼎芬的公开信，题目标以《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已亡”者，已逃也。用“已亡”二字，明显含有贬义。同日，该报“舆论商榷”栏中，还以本馆名义写了《告已亡〈汉口日报〉记者》一文，对此信提出责难，说它“乃若以乞怜梁鼎芬者”。批评吴趼人“先既捐弃其言论之自由甘归腐败，迁就股东以取容当道，则该记者早已失记者之资格”。既以“夤缘馆地为宗旨，则又何曾能解报馆一毫之义务。……今忽得梁鼎芬之一垂青盼，则其狂喜为何如”。该文甚而说：信中设为“四疑”，是为了逃避清议；表明在上海也是园与梁鼎芬“曾通姓氏，确为旧交”，是为了“他日之联合可以对天下而无愧”。究竟如何看待吴趼人的这封信和《苏报》记者的批评，我们需要做一些具体辨析。

吴趼人此信是写给武昌知府梁鼎芬的，因此有必要先将梁鼎芬情况做一番介绍。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中法战争时，因上疏弹劾北洋大臣李鸿章，降五级调用，从此获“直言”名声。张之洞任两广、两江、湖广总督时，先后被聘为广州广雅书院、南京钟山书院、武昌两湖书院山长，并参与其幕府，成为张之洞的得力帮手。戊戌变法时，梁鼎芬视谭嗣同、唐才堂、樊锥诸人为“妖贼”，指斥康、梁“形同光棍，心同叛逆10，”并秉承张之洞旨意，通过《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暗中进行干预和遥控，使报纸逐步沦为洋务派喉舌。汪康年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时，他曾任总董11。章太炎在湖北主持《正学报》笔政时，因赞同康、梁主张，他即告发章“心术不正，时有欺主犯上之辞，不宜重用”。迫章离鄂。121901年，梁鼎芬恢复翰林院编修原衔，不久被任为武昌府知府，兼署武昌盐法道；他还兼任学务处总提调和新军参谋所、执法所提调，创办省城警察局，几乎“握湖北全省文武政治权”“文武教育权”；并创办《湖北学报》，以“激扬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学”相标榜，13又进而掌握了全省的言论之权。这一时期，梁炙手可热，人称“小之洞”。“凡鄂中差缺均以梁主持，虽藩臬司莫可如何。官场赠以‘管理升迁调补说合通省厘金’头衔”。14梁平时装作一副“极中极正”的样子，但行为卑污，表里不一。当时曾有人编了《湖北官场竹枝词》，对他的纳贿揽权行为和伪君子面目进行嘲讽。151903年拒俄、拒法运动中，梁因镇压爱国学生有功，擢升安襄郧荆道。为此，湖北革命学生编了《梁鼎芬》一书痛加抨击，此书广告称他是“臣奸大憝”，是“政学界”一大蟊贼，为吾党之公敌”。16这一年6月，《苏报》案发生，梁又和张之洞、端方插手干预，并派金鼎去上海与租界当局交涉，企图把章、邹引渡到手。17此后，梁又被任为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始终仇视革命，忠于清王朝。辛亥革命后，成为清朝遗老，民国五年（1916年）做了废帝溥仪的师傅，直至老死。18至于梁鼎芬与吴趼人在上海也是园会面的时间，大约是1889年底。这一年梁鼎芬曾短期寓于也是园，19吴此时正在上海佣书于江南制造局，作为广东同乡，可能于此时“一通姓氏”。

对梁鼎芬其人其行，吴趼人是没有好感的。在他主持《汉口日报》笔政时，就曾以诙谐之笔，谲谏之言，多次对梁的“德政”进行讥刺针砭，为此梁十分嫉恨。馆主也有所忌惮，以后对吴所为论说之稍涉忌讳者皆屏而不录，吴也做了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但他并没有放弃报纸的义务和责任，当爱国学生参加拒俄运动一旦受到梁压制时，他就振笔直言，在报纸上予以诋斥。梁立即将《汉口日报》收归官办，并假惺惺地称“馆中主笔均当蝉联”。吴对梁的伪善面目早有认识，他毅然辞去报馆主笔，并写了这封公开信，将梁破坏《汉口日报》之阴谋大白于天下。

这封信以事实为依据，用层层剥笋的方式，首先对梁鼎芬破坏《汉口日报》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作了揭露。吴趼人指出，梁以一知府握湖北全省政治、教育、言论大权，但仍不知餍足，如今又虎视眈眈于《汉口日报》。尽管《汉口日报》在内外压力下，已捐弃其言论之自由而日见腐败，但梁仍耿耿于怀，必欲竭其狮子搏兔之力，收归官办。其目的，不过“借以取媚于夫己氏云尔”。夫己氏，犹言某甲，20这里当指端方。吴趼人讥刺梁的“才大若海，学贯中西”，不过是守数千年词章考据之学、耳食一二西学而已，实际并不知报馆之义务与责任。梁将报馆改归官办，其志亦不在办报，只是欲使报纸就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他断言：此后之《汉口日报》必将更加腐败，湖北全省不过又将多设一“书办总会”而已。

吴趼人在信中对梁破坏《汉口日报》的种种卑劣手段也做了无情揭露。梁是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暗中运动，去其洋股，然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报纸官办。对此，吴愤怒地指责道：梁事前绝无商量攘取，一文未见即可视为己物，这种举动形同“强赊硬欠”，无异于衙役、营兵强买民物者，是完全违法的。吴揭穿了这个阴谋，并请馆主以停报相抵制，才迫使梁偿还了原来股本。

至于梁鼎芬要馆中主笔继续蝉联事，吴趼人早已洞察其奸。他在信中故设为“四疑”，对梁反复诘难。这四点质疑欲贬先褒，欲抑先扬，绵里藏针，谈言微中，既炫扬了自己的文章气节，又戳穿了梁的伪善面目，确实收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最后吴以决绝的态度表示；尽管自己和梁“谊属桑梓”，“在上海也是园一通姓氏”；尽管自己有寒素之虑，失馆之忧，但也决不为梁的手段“所提挈、舞弄”。“浩然归志，不可复遏”。他的庄严决心，是任何力量也遏制不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吴趼人的这个决心是完全正确的。果不其然，就在吴离开《汉口日报》不久，梁就撕下假面具，将另一主笔沈敬学辞退，由自己取而代之。这一点，也进一步证实了吴信中的远见卓识。

吴趼人此信，是声讨梁鼎芬的一篇檄文，也是他辞去《汉口日报》主笔后向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发出的一篇严正告白。信中事实清楚，说理透辟，光明磊落，掷地有声，显示了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为了捍卫报纸的宗旨，维护个人的尊严，不为权势所迫，不为私利所屈的鲜明立场和高尚人格。此信的内容和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

剖析了吴趼人此信，再来考察《苏报》记者的批评，就会发现批评并不符合信的实际内容。第一，从信中丝毫看不出作者有对梁鼎芬“乞怜”之意，更看不到作者的“狂喜”之情。第二，吴在主持《汉口日报》期间，确实作了一些让步和妥协，这和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他对捐弃言论之自由、日见报纸之腐败是不满的，内心是痛苦的。一方面他希冀馆主能有所改良，一方面他并没有放弃办报的宗旨和主笔的责任，他仍能行使手中的权力，使报纸发挥作用。至于吴信中说的：“家本寒素，橐笔四方以糊其口，固无一日可失馆者。”这是作者真诚的坦露，是一种大实话，本是无可指责的。第三，所谓吴日后与梁“联合”的问题，那更是主观妄断。事实是，吴不仅在《汉口日报》期间没有和梁握手言欢，在此后的年代里也没有和梁“联合”过，相反的，他倒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梁不断进行鞭挞和嘲笑。他的《新笑史》就有三则笑话以梁为题材，21《梁鼎芬被窘》一则记录了梁压制学生参加拒俄运动时受窘的情景。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作者也两次写到梁。22一次写他中了翰林后到福建去打把式，结果出了丑，遭到闽广总督的责骂。以后他又上折子参李中堂，把一个翰林也丢掉了，他却把“降五级调用”牌子竖在门口，闹那狂士派头，自鸣得意。另一次把他的姓名改成温月江，实隐射梁星海，因温对凉（梁），月对星，江对海。写他是个目空一切的臭货，人们赠他个徽号叫梁顶粪（梁鼎芬谐音）。写法未免恶谑，但激愤之情，鄙夷之态，表露无遗。以上材料可以证实《苏报》记者对吴趼人的批评失之主观偏执。

当然也须看到，这一时期的《苏报》正在日趋革命化，它为了捍卫自己办报的宗旨，正在与守旧派的《申报》、拥护“新政”的《新闻报》、保皇派的《中外日报》进行“报战”；它与改归官办的《汉口日报》所进行的报战，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它这时发表的《论〈中外日报〉》《论湖南官报之腐败》《论报界》《读〈新闻报〉自箴篇》等文，23都表现了鲜明的立场。公正地说，《苏报》为捍卫报纸的言论自由，抨击各种腐旧报纸，是无可非议的；但因此连及吴趼人，故为激烈之词，则是不应有的失误。

三

对吴趼人来说，1903年是其生活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他由报人成为职业小说家。当然吴趼人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契机则是他在《汉口日报》的这段遭遇。

吴趼人于1883年赴上海谋生，不久就在江南制造局谋到个小职员位置，先后任抄写生、绘图员，束脩甚微。从18岁到31岁，一干就是十多年，趼人常有怀才不遇之叹。这一时期，他开始搦管为文，致力于古文写作，经过几年的刻苦磨炼，技业上进步很快。241897年李伯元在上海创办了新型小报《游戏报》，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引起了趼人的兴趣，于是开始投稿，并很快与李伯元相识，结为知交。不久趼人即离开江南制造局，开始了办小报生涯。从这一年11月起至1902年3月的五六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消闲报》25《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小报笔政，从此“惯作大刀阔斧之文”。26这些小报当然是消闲性的，也不乏风花雪月的内容，但趼人也时常用诙谐之笔以讽世，对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有所讥刺。趼人在上海的这两段生活，前后共达二十年，这正是内忧外患频仍不断的二十年，他生活在上海这个各种力量矛盾斗争最为剧烈的聚光点上，耳闻、目睹、亲历了很多怪怪奇奇的事情，对官场、商场、洋场以及社会上各色人物都有了较深的了解，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小说创作积蓄了丰富素材；加之他长期从事小报耕耘，写作技巧日臻成熟，语言风格也自具特色，这也为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1902年初，吴趼人应聘去《汉口日报》之前，思想已起了较大变化。这时他对小报生涯已感厌倦。这年3月，他辞去了《寓言报》主笔，在家闭门谢客，对往日进行反思。他这时写的小品文《吴趼人哭》五十七则，27以诙谐之辞，倾诉天下可哭之事，既发泄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也表达了新的追求。他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之说，服膺进化论，反对闭塞守旧，要求进步革新，认为“无开化无进步不能维新”；他肯定民权，主张开民智，兴女学；他希望能出洋游历，以“开眼界添阅历”；他严于解剖自我，说“自己固无进步”，“今已三十七岁，目光才及一寸，无论讲新学，谈掌故，均不如人”；他反悔往日说：“回思五六年中，主持各小报笔政，实为我进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阴虚掷于此。”可见趼人此时心理处于失衡状态，他在进行全面反省，以寻求新的出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为“中国一分子”，他真诚地希望能为国家社会多做些奉献。什么才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方案呢，趼人这时献身小说创作的念头已逐步酝酿成熟，并得到了友人的赞勉，希望其“以开化为宗旨”。只是在他“行将著书”时，因受《汉口日报》之聘，才暂时放弃了这一次尝试。

《汉口日报》的实践和挫折，《苏报》同行的过分责难，对吴趼人的刺激颇大，使他又一次陷入困境。如何重新进行自我设计，一年前的念头重又涌现。趼人是个能主动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他“性强毅”，“不可羁勒”，“岸傲自异，不苟合于流俗”，28再加上多血质的气质，感情特别丰富，“负盛气，有激则奋”。29那种受制于人，忙于应付的报人生活当然不合于他的本性，而自由驰骋、任性发挥自己才华的小说创作才是他理想的归宿。因此他毅然踏上了职业小说家的道路，从1903年6月自汉口返沪后，便大力投入小说创作，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笑话小说30等齐头并进，并于这一年10月5日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杂志第8号上同时发表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二回，《痛史》第一、二、三回，《电术奇谈》第一、二回，《新笑史》十一则。从此趼人不断推出小说新作，一发而不可收。几年后，他在《最近社会龌龊史·自序》中，回顾了这段创作生活：

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宁自我始。……然而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窃自侪于谲谏之列，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于是乎始信文字之有神也。爱我者谓零金碎玉，散置可惜，断简残编，掇拾匪易，盍为连缀之文，使见者知所宝贵，得者便于收藏，亦可藉是而多作一日之遗留乎！于是始学为章回小说，计自癸卯始业……

癸卯，即1903年。这段序文清楚揭示了他在这一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的原因。

当然吴趼人于1903年之所以由报人转向小说创作，除上述直接原因外，还有两点原因：其一，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梁启超顺应时代潮流，在1902年冬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号召后，很快就得到了文艺界的响应，形成了一个小说创作热潮。近代一些作家的有影响的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蘧园（欧阳巨源）的《负曝闲谈》，忧患余生（连梦青）的《邻女语》，刘鹗的《老残游记》，麒麟（金松岑）的《孽海花》前二回（为曾朴《孽海花》所本），震旦女士自由花的《自由结婚》，冷情女史的《洗耻记》等，都是于1903年开始创作的。吴趼人对梁启超的小说改良主张十分赞赏，31决心以小说为武器砭愚订顽，开通民智。他将作品率先投寄给《新小说》杂志发表。其二，是李伯元创作道路的影响。趼人于1897年结识李伯元后，从此成为至交，趼人对李的学行文章一直非常钦佩。1901年朝廷开经济特科，湘乡曾慕陶侍郎疏荐伯元应试，伯元辞不就征，遭到了守旧官员的弹劾。伯元从此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他的每一小说问世，莫不受到世人的欢迎，因此竟以小说著称。32无独有偶，1903年7月，朝廷又开经济特科，又是曾慕陶推荐了吴趼人，趼人以伯元为榜样，也“夷然不赴”，33遂致力于小说创作。看来李伯元所走的创作道路，对吴趼人确起了导向作用。

1988年除夕脱稿

附：

1 李文载《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王文载《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2、3辑，1985年9月、12月出版；中岛文载日本《清末小说研究》第1号，1977年10月1日版。

2 吴趼人《吴趼人哭》：“至壬寅二月，辞《寓言》主人而归。”

3 见紫英评《新庵谐译》，载《月月小说》第5号，1907年2月出版。按：紫英，姓刘，曾任湖北大冶煤矿铁道局总办，为周桂笙之友，对吴趼人的行迹亦相当熟悉。参见《月月小说》第3号，1906年12月版。

4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第162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版。

5 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第22—23页、335—336页、342—3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 吴趼人《趼廛诗删剩·自序》：“壬寅春，与蒋子才共事汉皋……”。

7 《趼廛诗删剩》刊于《月月小说》第4、5、7号；《曾芳四传奇》及评点刊于《月月小说》第8、9号。

8 《苏报》1903年5月19日。

9 《苏报》1903年6月4日“论说”《论报界》。

10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第132—133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版。

11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115—12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卷2，第65页。

13 《湖北学报例言》。

14 《苏报》1903年5月21日。

15 《警钟日报》1904年11月5日。

16 《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0日。

17 见《金鼎致梁鼎芬书》，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8 以上材料除注明外，均见《清史稿·梁鼎芬传》及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梁鼎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第78—79页。

20 《左传·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夫己氏，犹言某甲，因不欲明指其人。

21 《新小说》第8号，1903年10月5日版。

22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4回，第101—102回。

23 四文分别见《苏报》1903年5月18日，5月26日，6月4日，6月30日。

24 杜阶平《书吴趼人》，见《吴趼人研究资料》第21—22页。

25 《消闲报》系《字林沪报》副刊，创刊于1897年11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26 吴趼人《趼廛诗删剩·自序》。

27 《吴趼人研究资料》第266—275页。

28 分别见周桂笙《吴趼人》、清癯《我佛山人轶事》、胡寄尘《我佛山人遗事》，《吴趼人研究资料》第16—19页、28—29页。

29 李葭荣《我佛山人传》，《吴趼人研究资料》第10—15页。

30 吴趼人在《新笑林广记自序》中，曾将自己创作的这类笑话称为“笑话小说”。

31 见吴趼人《月月小说序》。

32 见吴趼人《李伯元传》。

33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见《吴趼人研究资料》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