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佛山人的笔记小说五种
卢叔度
笔记小说是我国传统的文学样式，而有别于一般随笔、札记、杂志、琐谈、笔谈等等。笔记小说，是指以人物为中心，铺写故事而较有情节结构的笔记而言。就其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韩非子的《说林》、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到了唐宋而盛极一时，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明清的笔记小说，亦曾风靡一时，名目繁多，题材也很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虽然其中也有不少优秀的作品，但从总的来说，佳作不多，思想和艺术都很少能超越前人的水平。
我佛山人也写过几本笔记小说——《中国侦探案》《趼廛剩墨》《我佛山人札记小说》《趼廛笔记》和《上海三十年艳迹》等。这些作品的内容相当复杂，其中一小部分属于杂录、琐谈、札记、随笔，不能称为笔记小说的。但大多数篇章，是以人物为中心，故事情节也比较完整，故统名之曰笔记小说。这几本笔记小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比不上作者的短篇小说，而且封建说教成分相当浓厚，我们在阅读时要加以鉴别，应当批判地对待这些篇什。但其中也有一些针对时弊，讽刺现实，描写比较生动，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
《中国侦探案》凡三十四则，其中十八则未附作者“评语”，合订一册。原署“述者南海吴趼人”。光绪三十二年三月（1906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正文前有作者写的《凡例》和《弁言》，《弁言》末署“中国老少年”。“评语”原署“野史氏曰”，后改署“趼人氏曰”。汪维甫编的《我佛山人笔记四种》卷三所收的《中国侦探三十四案》即此书的录，篇目和内容完全相同，只有个别字句略有差异。
作者在《弁言》中说：“乃近日所译侦探案，不知凡几，充塞坊间，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这是当时翻译小说的实际情况。阿英说：“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新庵），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晚清小说史·翻译小说》）我佛山人认为这些侦探小说的译本，大都不能动人的感情，其内容与我国政教风俗绝不相关，“以此种小说，而曰欲借以改良吾之社会，吾未见其可也”。因此作者“不得不急辑此中国侦探案”，“以塞崇拜外人者之口也”。
此书取材于近人笔记和故老传闻，作者沿用传统的笔记形式进行再创作，所写多是诈骗案情和奸杀案情，只有几篇是写离奇公案和封建习俗纠纷的。故事题材都是陈旧的，不但没有赋予新意，而且满纸都为封建道德的尘垢所污染，故思想内容显得非常苍白。表现手法也不高明，平铺直叙，缺乏感人的魅力。例如：《审张七》，写道光初年山东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张七被捕，“而张七不自承为张七，承审者易十余员，皆不得实”。后来被胡鉴僧大令出诡计骗醉张七自承为张七，谳遂定。作者对胡鉴僧大令钦佩不已，称之为“能吏”。这个故事传说，歪曲了农民起义军首领的形象，为封建官僚歌功颂德。这个故事传说虽非作者本人所编造，但作者与这个故事传说的编造者的思想感情却是相通的，最能暴露作者思想中保守落后的一面。然而有些篇章或多或少地反映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矛盾，揭露昏官、愦官、糊涂官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误杀无辜良民，如《自行侦探》《蝎毒》等，在今天看来还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趼廛剩墨》凡十七则。书名上有“札记小说”字样，原署“南海吴沃尧趼人撰”。最初发表于《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七号（光绪三十三年三月，1907年4月）、第九号（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第十一号（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1907年12月）和第十二号（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年1月）。尚未结集，后被收入《趼人十三种》。其中《龙》一则，重见于《趼廛笔记》，改名《龙鳞》，内容基本相同，惟字句颇有出入。
《趼廛剩墨》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记述一些奇闻轶事，从总的倾向来看，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甚至如《桂琬节孝记》，是一篇毫不足取的封建糟粕，写年青寡妇桂琬，矢誓以死殉夫。后因母疾归宁省视，一天午夜，桂琬“焚香告天，请以身代母”，便饮刃自杀。作者大肆宣扬封建节孝思想，说桂琬“一死而节孝兼备，抑亦奇女子矣”！但其中也有几篇是谴责之作：如《蝇钻》讽刺钻营向上爬的小人，《诈贿被侮》揭露官府差役敲诈老百姓。在《集四书句》中，骂晚清王朝的大小官员是民贼，是俗吏，是一群胁肩谄笑、般乐怠傲、放辟邪侈、无所不至的斗筲小人。又如在《借对》中，直斥权臣李鸿章是汉奸，是禽兽。《借对》写道：
尝谓对偶文字，为吾国独有之妙制。盖他国皆多双音以上之字，惟吾国一字一音，然后得此整齐之什也。然文章一道，进化无已，于正对之外，又有所谓借对者，字面则字字工整，字义则相去极远，此惟别具巧思者能之，笨拙者不能也。以余所闻，如“树已半空何用斧”，对“果然一点不相干”。又“杨三已死无苏丑”，对“李二先生是汉奸”。皆巧不可阶。相传上一联为南皮张相国所属。下一联则京师人士因昆剧丑脚杨三，以科诨著于时，一旦死去，故撰为出联求对。所属联不知何人手笔，盖指李文忠而言，则未免有伤忠厚矣……余曾拈奥相“梅特涅”三字，以对吾国伯相“李鸿章”，盖妙在“特”为兽名也。
……
对联巧合，无右于都门者，如“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之类，皆出于翰苑手笔。
……
《趼廛笔记》凡七十三则，其中二十七则末附作者“评语”，合订一册。原署“南海吴沃尧趼人”。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其中四十九则，后被收入汪维甫编的《我佛山人笔记四种》卷一，名之曰《趼廛随笔》，有两则题名略有改易：《失烟》改作《烟鬼》，《鼋食鸭》改作《鼋怪》。有些篇章的字句与《趼廛笔记》略有不同。
《趼廛笔记》的内容包罗很杂，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写怪异故事的，没有什么意义。作者往往借题发挥，在篇末“评语”中宣扬封建道德，捍卫名教，反对新学，表现了作者保守落后的一面。但作者毕竟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有时激于爱国的热情，对卖国求荣的汉奸败类却加以谴责，如在《伥鬼》“评语”中说：“虎毒不食子，伥其毒于虎哉？虽然彼伥而既鬼矣，失其本性，又何足怪。吾独怪夫今之伥而人者，引虎入境，脔割其膏腴，吮食其血肉，恬不为怪，且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若是者，殆人其面目，而鬼其肺肠者矣。”对丧权辱国、昏聩无能的疆吏也给予辛辣的讽刺（《叶中堂乐府三章》）。在《纪痛》中，写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陷北京，侵略军到处烧杀淫掠，“而一日之间，火烧数处，海淀民居，已无完土”。文笔相当生动，一片恐怖残暴的场面，跃然纸上，作者怀着愤恨的心情，控诉英法联军的罪行。
其次写迷信习俗的篇章也不少，大都是失败之作。作者往日在《瞎骗奇闻》中所表现的那种反迷信反宿命的思想，早已消失了。反而说扶鸾“不敢尽拟为子虚也”（《扶鸾》），神签“不可谓非验也”（《神签》），卜筮“则不得谓之非验矣”（《覆射》），人的生魂也可以被神鬼招引等等，说明作者完全走向反迷信运动的反面。
作者的世界观是非常复杂的，充满着矛盾，进步的因素和反动的因素常常交织在一起，表现在对农民起义首领的态度上最为明显。如在《宋江解填词》中，歌颂宋江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的英雄，一百零八条好汉，在芦叶滩头，蓼花汀畔，“只待金鸡消息”。在《玉臂金莲》中，却诬蔑张献忠是凶残的杀人王，说“张献忠陷襄阳，捉男子断其手，女子断其足，分积如皋，号积手处曰玉臂峰，积足处曰金莲峰。”
作者憎恨晚清王朝的文武官员，却不减当年，在《南海剧盗》“评语”中，指斥晚清王朝的大小官员是一群强盗，而且比强盗更可恶，“此盗而衣冠者，已就刑矣；彼衣冠而盗者，举世皆是，而独逃于显戮，其亦有愧于此盗也欤！”在《盗跖踞文庙》“评语”中也说：“天下之文庙多矣，其不为盗跖所享者，盖寡矣。”然在正文中却把矛头指向林少穆，“若此庙自林少穆主祭之后，先师从未来享，盗跖乃从而踞之耳。问踞之者何必盗跖？曰：祭之者盗跖，享者自盗跖耳，又何足奇。”这是作者的糊涂观念的反映。总之，在《趼廛笔记》中进步的和反动的互为掺杂，我们在阅读时应当持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作品。
《我佛山人札记小说》五十六则，原载宣统二年（1910）二月十五日至五月十四日之《舆论时事报》（据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扫叶山房出版石印本，厘为四卷，分订二册。收五十五则，缺《假妖》一则。署名“南海吴趼人先生著”。书前有云间颠公《序》［按：民国四年（1915）上海扫叶山房出版的《滑稽谈》已刊有此《序》。——笔者］。民国十五年（1926）仲夏上海扫叶山房出版铅印本，一册，陈益标点，并刊有新《序》。其中二十八则，最早被收入《我佛山人笔记四种》卷二，名之曰《趼廛续笔》，有十四则题名略有改易：《土中人》改作《土中之宋人》，《区新》改作《粤盗区新》，《狐言》改作《狐能言》，《说虎》改作《义犬》，《捕蛇者》改作《蛇人》，《李侍郎轶事》改作《李若农》，《狐医》改作《说狐》，《张秀才》改作《大胆秀才》，《旌表节妇》改作《某富室子》，《张玉姑》改作《玉姑》，《厉鬼吞人案》改作《巨鬼吞人案》，《宋芷湾先生轶事》改作《宋芷湾轶事》，《綦烈女》改作《烈女》，《某酒楼》改作《金陵某甲》。
《我佛山人札记小说》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有怪诞不经的异闻，有科场轶史的记录，有文人画家的轶事，有才子佳人的传奇，有为夫殉节的愚妇，有智勇双全的女人，有残杀人民的酷吏，有民族良心的匠人，有奸杀凶杀的案情，有丧心病狂的豪绅，有民间传说的材料，有山川名胜的记述，也有反映文字狱的记载，其中也有一些杂志、琐谈的篇什。
这部《札记小说》涉及的范围虽然比较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其中也有一些具有认识价值的篇章；但从总的倾向来说，思想内容显得非常贫乏，大都是失败之作。这是由于作者后期思想趋于消沉，保守思想在作者头脑中占了上风，谴责黑暗现实的激情也跟着消失了，因而使他的作品充满着宣扬封建道德、言命、言数、言朕兆的消极因素。严格地说，很少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作品。甚至作者站在反动的立场，借嘉庆年间山阳县令谋杀即墨县令一案为题材，写了一篇《山阳巨案》，为晚清政府残酷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辩护，作者说：“徐锡麟案出后，恩铭家人，取徐心以祭恩，一时哗传为野蛮，吾不敢不知其为野蛮，为非野蛮也。设有人焉，其君父或兄弟妻孥，为人所戕害，试问彼为臣为子为兄弟为家主者，其有剖心复仇之思想否也？窃谓指此为野蛮，不过仅就法律上言而已。就人情而论，必不能断为野蛮也。大抵持此说者，误以闯献之徒之举动为比例，故执而不化耳。凡论天下事，必当设身处地，行吾心之所安，然后能得其平。不然，高持文明之论，为人情上之专制，吾恐终有妨于所谓文明者也。睿庙于山阳一案，特诏解李祥于李毓昌墓前行刑，并令摘心致祭，迨所谓王道不外人情者耶。世有指吾此说为顽固者，吾固自甘，且甚不愿与公等共进于文明也。”这充分暴露了作者仇视革命党人的反动面目，应当严肃地加以批判。
《上海三十年艳迹》凡二十五则，原载汪维甫编的《我佛山人笔记四种》卷四。其内容与《胡宝玉》一书基本相同，所异者繁简和编次而已，故可视为《胡宝玉》一书的节本。有人认为《上海三十年艳迹》和《胡宝玉》都不是我佛山人的作品，出自另一人之手笔。乃汪维甫倩人修改《胡宝玉》而成（据《吴趼人研究资料》引稗史氏《我佛山人之赝品》）。此说不可信，始录以备考而已。
《上海三十年艳迹》的内容，写的是曲院勾栏纸醉金迷的娼优生活，上海三十年来的杂事琐闻，也有记录。这不过是作者“偶弄笔墨，聊遣绮怀而已。”（鲁迅先生语）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作为研究我佛山人后期思想的参考资料，还是一本比较重要的书。描写封建官僚的腐化堕落，富商巨贾的醉生梦死，无聊文人的寻欢作乐，狎客妓女的互相欺骗，写得也比较具体而酣畅，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生活的一个阴暗面，提供了研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社会现实的一些历史素材，还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而且作者在行文中有时对大官贵人的腐化生活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并给予讽刺。如在《李巧玲》中，描写太平军的叛将李长寿临老入花丛，给妓女李巧玲玩之于股掌之上，这个混世魔王，“揭竿起事之狂焰，至是无可施；攻城略地之诡谋，至是无可展；冲锋陷阵之勇气，至是无可用；反戈相向之狡诈，至是无可逞”。李巧玲“以一弱女子而能使恣睢暴戾之徒，无所施其技”。如这些比较健康的因素，在《三十年艳迹》中可惜太少，大都是消极无聊的东西。我们在阅读时要提高警惕，不要在精神上为秽浊的思想感情所污染。
最后略谈一谈《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此书是休宁汪庆祺维甫编辑，署名南海吴趼人著。民国四年（1915），上海瑞华书局印行，石印本，厘为四卷，分订四册。卷一曰《趼廛随笔》，卷二曰《趼廛续笔》，卷三曰《中国侦探三十四案》，卷四曰《上海三十年艳迹》。书前有民国四年（1915）三月汪维甫《序》：
南海吴趼人先生，以小说名于世，每有撰述，无不倾动一时。余于清光绪丙午、丁未之际，创刊《月月小说》，延先生主笔政，此报颇有名，后未几先生即归道山，报亦停刊。先生著述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为最著，固妇孺能道之。其他零星文字，散逸不收。市上有拾其遗稿为之刊布者，曰《趼廛笔记》，曰《我佛山人札记小说》约数种，或自报纸采录，或且杂以伪作，要非先生所乐为刊布者也。此四种者，为余当日所检拾，虽非先生手编，然皆经先生斟酌改削者也。藏之余箧中久，今取以较他本，详略各殊，字句亦异，是不可不刊布以飨读者，亦以慰先生。刊既成，序其缘起如此。民国四年三月休宁汪维甫序。
汪维甫是《月月小说》的创办人，我佛山人被聘为《月月小说》的总撰述，汪维甫以当事人的资格，追述我佛山人与《月月小说》的一些情况，以情理度之，当属可信。然就汪维甫这篇序文看来，有些记述却与事实不符。例如说：“余于清光绪丙午、丁未之际，创刊《月月小说》，延先生主笔政，此报颇有名，后未几先生即归道山，报亦停刊。”令读者骤然看来，好像《月月小说》是因为我佛山人之死而致停刊的。其实《月月小说》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停刊，这时我佛山人还健在人间，直至宣统二年（1910）九月才逝世。而且我佛山人从《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九号（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起已不担任总撰述的职务了。由此可证汪维甫的记述是错误的。
（录自作者辑校《我佛山人短篇小说集》，1984年9月花城出版社出版。文末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