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俏皮话》前言
卢叔度
“笑话”和“寓言”，是中国古代文学里早已出现过的文学样式。我们从周秦诸子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有关“笑话”和“寓言”的零星篇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独特的文学样式而有专书出现，便显得更加发达了。这两种独特的文学样式与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地发展着，不断地丰富起来的。作为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作为讽刺丑恶的社会现实，“笑话”和“寓言”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在社会生活斗争中，都发挥过一定程度的战斗作用。
“笑话”的描写对象，绝大多数是真人真事，作者往往把这些真人真事的本质发掘出来，通过这种简短的文学样式，创造出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历代“笑话”里，产生过不少具有高度艺术性含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寓言”的描写对象，就不一定是人物，常常以其他动物或其他东西来担当作品的重要角色，用比喻的表现方法，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和讽刺人世间的丑恶事态；在中国历代“寓言”里，也产生过不少具有高度艺术性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优秀的“笑话”和“寓言”，是我们古典文学的宝贵财富。
吴趼人直接受了中国古代的“笑话”和“寓言”的影响，并承继了这种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使他的“笑话”和“寓言”，在中国近代讽刺文学中，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发挥过一定程度的匕首投枪作用。他的“笑话”，以《新笑林广记》和《新笑史》为代表，他的“寓言”，以《俏皮话》为代表。这几部作品，无论从内容上或形式上看来，都具有现实主义讽刺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是中国近代比较优秀的“笑话”和“寓言”。
吴趼人对“笑话”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了相当的认识，并批判过那些庸俗的、猥亵的、低级趣味的作品，“非独无益于阅者，且适足为导淫之渐”。因此，他便主张改良“笑话”小说，利用“笑话”小说来表现新的思想感情，扩大“笑话”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吴趼人写“笑话”小说的动机和目的，也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从事创作实践的。他说：
迩日学者，深悟小说具改良社会之能力，于是竞言小说。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吾国笑话小说，亦颇不鲜；然类皆陈陈相因，无甚新意识、新趣味。……非独无益于阅者，且适足为导淫之渐。思有以改良之，作《新笑林广记》。
吴趼人生长在中国近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最残酷的年代里，这正是古老的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也正是一个极端黑暗和腐朽透顶的时代。他清楚地看见了晚清王朝的昏聩无能、苟且偷安、丧权辱国，把中国民族的命运推到岌岌可危的境地；封建官僚的残暴专横、贪污腐化、卑鄙糊涂，造成晚清政治无边的黑暗，迫使广大人民陷落苦难的深渊。这些丑恶的现象，激起了吴趼人极度不满。因此，吴趼人的《新笑林广记》和《新笑史》的讽刺对象，主要集中在官僚们的身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腐败不堪的海陆军，却“不战师先溃，仓皇去若飞”，“元戎甘割地，上将竟投戈”。随着军事的惨败，国贼们更急于屈服求和，最初派张樵野（张荫桓）任全权大臣，赴日本商订卖国和约。但全国人民却主张继续抗战，坚决反对议和，认为“我君可欺，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我民不可玩”。因而对张樵野这次出任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表示非常不满。吴趼人在《咏张松诗》这篇“笑话”里，借三国时张松出卖西川，出卖他原来的主子刘璋的故事，来讽刺张樵野为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咏张松诗》写道：
中日战事，既有厌兵意，张樵野尚书，被命赴日议和使节，驻沪日，上海《新闻报》新闻栏内，忽登一《咏张松诗》云：‘形容古怪气昂藏，不信斯人总姓张；挈得西川图一幅，插标东出卖刘璋。’……
中日战争的结果，由于上层封建统治者的奴隶思想，对外屈膝投降，在政治外交上一贯采取失败主义的政策，以致遭受到惨痛的失败，订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全国人民对这次丧权辱国的惨败，都感到异常的愤慨。吴趼人对这次可耻的历史事件，也同样感到异常的愤慨，因而及时地把它反映到“笑话”里。作者对李鸿章、翁同龢、孙毓汶、刘坤一、卫汝贵等国贼群奸，都给予无情的鞭挞，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字千金》写道：
中日之役，卫达三以失机伏法，刘忠诚拥兵榆关不敢出。京师士夫，制为小说回目一，曰：“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托病卧榆关。”忠诚闻而憎之，且恐流布禁内，将于清誉有损也。商于幕友，友曰：“是易事，当为公改正之，然须酬我三千金也。”忠诚允之。即改曰：“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拚命出榆关。”忠诚大喜，即命刊印数千，使人赉至京师，四处传布。而如约酬幕友，时军中传为一字千金。
“按：彼时京内外，所传回目联句，如‘翁孙割地，父子欺天’等，不可胜纪。而独以‘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一联，尤为脍炙人口。”
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精神。吴趼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思想的局限性，他不但对这一运动没有正确的认识，甚至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对这一运动做了错误的理解和歪曲的描述。我们从他的“笑话”里，也可以看到有关义和团的反映，他对义和团的态度，虽然没有明显的表现，可是他已认识到促成庚子战祸的主要原因，是“圣朝崇忍辱”，是昏聩无能的封建官僚所招来的灾难。他在《皮鞭试帖诗》这篇“笑话”里，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贪生怕死懦怯无能的昏官形象。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这个昏官便抱头鼠窜，结果逃也逃不掉，却给联军掳去，用皮鞭抽打，受尽了侮辱，这个昏官的形象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作者并以沉痛的心情期望着国人，应以昏官被联军侮辱这件事情，引为鉴戒，振奋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皮鞭试帖诗》写道：
庚子联军入京，擒顺天府尹李昭炜去，以皮鞭挞之数百，都人士赋皮鞭八韵，诗云：
望望军容盛，如潮敌队联；
师兄刀法乱，京兆命丝悬。
猥伏肩头缩，豚奔足底穿；
偷生才得所，积祸又飞砖。
特地金盔入，无端竹片传，
一官难恐吓，两手已拘挛。
着背直芒刺，留痕等索弦；
圣朝崇忍辱，多士式皮鞭。
晚清王朝的国贼群奸，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臣仆和奴才，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征服，也没有被帝国主义吓倒，相反地，更加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志。自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汉奸李鸿章遍游欧美各国，进行了一连串的卖国活动。一八九六年李鸿章亲自与沙俄签订过出卖祖国的《中俄密约》，到了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沙俄便借口出兵占领了东三省，因而引起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在日俄战争还没有爆发的前一年（一九〇三），《中俄密约》被揭发出来，激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愤怒。首先起来抗议的，是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接着，湖北各地的学生也纷纷起来响应。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看来，当然认为是胡闹的，也绝对不会容许的。可是，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却搞得这班奴才们手足无措，狼狈不堪。吴趼人把这些现象及时地反映到“笑话”里，给这班奴才们来一个当头棒喝。《梁鼎芬被窘》写道：
癸卯三四月间，《中俄密约》事发，日本留学生会议编义勇队拒俄。事闻于内地，湖北各学生亦停课会议，于四月十七日两湖书院及自强、武备各生集于武昌三佛阁前空场内，演说利害。
梁鼎芬时署武昌盐法道，适乘舆呵殿而过，在舆中自脱其冠，置扶手板上面，架铜边大眼镜，就眼镜中见此情形，喝令停舆，问何事？从者告以学生会议东三省事。梁怒曰：‘叫他们不要胡闹，快回学堂去！’众学生闻之，齐声一哄。舆夫大骇，疑学生之将来殴也，舁之狂奔，冠坠舆外，仆从错乱，不复成列，梁亦大错愕。道经都司署，急降舆避入，都司见之，亦大惊随后。诸人喘定后，大索本官不得。一时鄂中人传为笑柄。
以上所举的例子，有力地谴责了晚清王朝以及国贼群奸出卖祖国的罪恶行为。此外，还有许多讽刺官僚的篇章。例如：《刚毅第二》揭露贪官酷吏对人民的敲剥，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对他们的痛恨。《对联三则》中的第二则，暴露各州县乡镇公局的黑暗和腐败，虽然美其名为“公局”，其实是地主阶级直接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的工具。《两个杜联》讽刺上层封建统治者的昏庸老朽。《德寿笑话》嘲笑封建官僚的愚昧无知。《另外一个崇明岛》反映官僚们的互相倾轧，官僚集团的内部矛盾。《牙牌数》其二揭露出一个候补道员终日惶惶、苦心钻营、迂腐迷信的臭腐灵魂。
《新笑林广记》和《新笑史》的题材，绝大多数是当时官僚们的笑话和丑史，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敏锐的正义感，因而作者在描写讽刺对象时，能够描画出否定人物的丑恶面目，以及反映了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作者所写的每一个“笑话”，都以简洁的笔墨，勾画出“笑话”的轮廓，往往也运用一些简短的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从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适当地运用夸张的手法，刻画出各色各样的丑恶嘴脸。鲜明地向读者指出，这些丑恶的现象是现实生活中的渣滓，我们应该反对的，我们应该把它毁灭。
吴趼人在语音文字运用上，除了笔记、诗歌和一两篇短篇小说是采用文言文外，其他许多作品都是采用语体文为表现工具。我们知道，当时的语体文已经十分流行，甚至有些报刊用语体文来标榜，吸引读者的注意，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等。然而，吴趼人的《新笑林广记》和《新笑史》却抛弃了语体文，采用文言文，还常常引用一些典故夹杂在“笑话”里，如“鲁阳挥戈”之类，因此加重了读者在阅读时的困难。我们虽然不能否认这是一个缺陷，可是，并不因为表现工具是文言文，而大大地损害了作品的内容。作者所运用的文言文是比较浅近的，词句也相当流畅自然，没有艰深难懂的毛病，基本上能够做到简洁明快。其中有些对话，作者为了保持人物的神情，往往也运用一些口语，使人物的性格更为突出。
我们必须指出，《新笑林广记》和《新笑史》虽然狠狠地讽刺了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丑恶人物，如李鸿章、翁同龢、卫达三、刘坤一、张樵野、李昭炜、刘康侯、贾桢、德寿等等。但缺乏典型人物的创造，作者所描绘的形象，大抵都是一些比较肤浅的粉本，没有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彻底地反映出客观现实的本质。其次，作者偏重于故事的叙述，便忽视了艺术的创造，只为“笑话”而笑语。正如鲁迅先生批评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样，也大有“连篇话柄”之嫌，因而不能不削弱了作品的感人力量。
尽管《新笑林广记》和《新笑史》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但从总的倾向来说，我们应该加以肯定的。作者讽刺之火那么强烈，爱憎那么分明，狠狠地谴责了晚清王朝以及国贼群奸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叛国行为，揭露了各色各样的封建官僚的丑恶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愤恨感情。因此我们认为《新笑林广记》和《新笑史》，仍不失为中国近代比较好的“笑话”小说。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吴趼人的《俏皮话》，是中国近代一部比较出色的“寓言”。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寓言”的优良传统，发挥了“寓言”的讽刺作用，有力地撕破了封建统治者的画皮，揭露出他们各色各样的丑恶面目，对各种不合理的人情世态，也给予辛辣的讽刺，使他的“寓言”成为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因而在当时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为广大读者所爱好。据作者自己说：
余生平喜为诡诙之言，广座间宾客杂沓，……及纵谈，余偶发言，众辄为捧腹，亦不自解吾言之何以可笑也。语已，辄录之……凡报纸之以谐谑为宗旨者，即以付之。报出，粤、港、南洋各报，恒多采录，甚至上海各小报，亦采及之。年来倦于此事，然偶读新出各种小报，所录者犹多余旧作。楮墨之神欤？抑亦文章之知己也。……
吴趼人一生的境遇是非常困顿的，曾浪迹大江南北，接触到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并直接参加过当时的社会运动，和中下层人物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深切地感受到民族的危机、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使他对黑暗社会充满着反抗精神。吴趼人从社会生活各方面抽取出来的题材，熔铸在他天才的想象中，编成各种不同的带有浓厚趣味的故事情节，以飞禽走兽、龟鳖虫鱼、牛鬼蛇神等形象，来担当作品中的重要角色，巧妙地透过了极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把当时的丑恶现实反映出来，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暴露性，这是吴趼人《俏皮话》中最主要的部分。
《俏皮话》的笔锋，首先针对着大小官员，进行辛辣的讽刺。什么是官？在作者的眼中看来是非常明确的，无非是一群吸吮民脂民膏的“尸蛆”。这群“尸蛆”是臭腐不堪的官僚机构的产物，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凭着大权在握，便贪赃枉法，胡作乱为，害得老百姓受苦受难。作者在《论蛆》这篇“寓言”中，鲜明地反映出当时的广大人民对这群大小官员的共同看法：
冥王无事，率领判官鬼卒等，游行野外，见粪坑之蛆，蠕蠕然动，命判官记之，曰：“他日当令此辈速生人道也。”判官依言，记于簿上。又前行见棺中尸蛆，冥王亦命判官记之，曰：“此物当永堕泥犁地狱。”判官问曰：“同是蛆也，何以赏罚之不同如是？”冥王曰：“粪蛆有人弃我取之义，廉士也，故当令往生人道。若尸蛆则专吃人之脂膏血肉者，使之为人，倘被其做了官，阳间的百姓，岂不受其大害么？”判官叹曰：“怪不得近来阳间百姓受苦，原来前一回有一群尸蛆，逃到阳间去的。”
我们知道，“官”在当时可以公开买卖的，而且定为一种制度，所谓“捐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按照官位品级的高低，明订价格来买卖，晚清政府也视为一宗正项的收入，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晚清王朝的官僚机构的腐朽情形。作者在《轿夫之言》中明白地指出：
某大人以捐纳致通显。初捐佐杂，既而渐次捐升至道员，俄而得记名，俄而补缺，俄而升官，俄而捐花翎，俄而加头品顶戴，历任至封疆，无非借孔方之力为之。……
“官”固然要靠“孔方之力为之”，但为了升官发财，还要学会一套钻营的本领，这种风气在当时官场中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们并没有觉得奇怪。吴趼人以《走兽世界》来比喻当时的官场，以蛇鼠行为反映出官僚们的钻营伎俩，这样描写是十分正确的。在《猫虎问答》中，最后猫对虎感叹地说：
世上非无鼠，鼠且甚多。无奈近来一班鼠辈，极会钻营，一个个都钻营到拥居高位，护卫极严，叫我如何敢去吃他！
又在另一篇“寓言”《走兽世界》中，猫对其他走兽说：“吾闻京师为钻营的总会，想鼠辈必多。”有力地戳穿了官僚机构大本营的臭腐脓包。同样的主题，作者在《蛇想做官》中，创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蛇的形象，以极其经济的笔墨，揭露出封建官僚的丑恶灵魂。
玄武上帝座下，龟蛇二将，相聚闲谈。蛇曰：“我甚想捐一功名去做官。”龟笑曰：“看你那副尊容，是个尖头把戏，看你那身子，就犹如光棍一般，如何做得官？不如学我缩头安分点罢。”蛇曰：“你有所不知，你看如今世上，做官的那一个不是光棍出身？至于尖头把戏，更不用说了。倘使不是尖头把戏，顶子如何钻得红？差缺如何钻得优？我要钻起来，比他们总强点。且待我捐了功名，钻了路子，刮着地皮，再来学你缩头的法子未迟。”
吴趼人看见了这群大小官员蛇鼠一窝，以及残民以逞的罪恶行为，而抑制不住愤怒的感情，便用最尖刻的语言，责骂他们为野鸡、乌龟、狗官和瘟官。例如：冥王对野鸡说：“既如此，我交代世人将这些二品衔的官，也叫他做野鸡官，给你一点面子罢。”（《野鸡》）鲗鱼也毫无忌惮地对乌龟说：“有了你这种臣，怪不得皇帝在那里倒运。”（《乌龟雅名》）狗能够做官，这是不会令人相信的，可是在当时有许多狗的确做了官，而且自鸣得意地对别人说：“汝岂不闻近来人言，每每说什么狗官狗官么。”（《平升三级》）猪本来是最蠢不过的东西，但它还懂得一点“天理之常”，有一只猪对别的猪说：“你不见世界上的瘟官，百姓日日望他死，他却偏不死么。”（《猪讲天理》）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的大小官员痛恨到什么程度。
吴趼人的“寓言”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军事外交的腐朽情况。在《辱国》里面，以龟、鳖、鼋、鼍等动物形象，描写出丧师辱国的军事将领，这些无用的东西，从外表上看来，“身带重甲，以为披坚者自可执锐”，可是，碰到敌人的时候，便缩头曳尾，狼狈逃走，以至全师大败。在《活画乌龟形》里面，辛辣地讽刺了懦怯无能的外交官员，外国人放了一个屁，便吓得跑回来了。在《洋狗》里面，作者更尖刻地指斥当时的外交官员，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外交，简直是洋狗，只会吃外国人的粪便而已。
吴趼人是一个充满着反抗精神的讽刺作家，生活在极端专制的时代里，他并不害怕以文字贾祸，而勇敢地把讽刺的锋芒，针对着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和后党，指出了后党的专横和皇帝的无能。在《畜生别号》中，以猪的形象来比喻顽固党（后党）。在《财帛星君》中，反映出顽固党（后党）的专横跋扈，群小弄权，闹得皇帝“徒拥虚名高位”，真的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了。这种描写是相当真实的。作者在《龙》这篇“寓言”中，居然大胆地讽刺皇帝为杂种：
龙之为物，有角有爪则类兽，有鳞则类鱼，能飞又类鸟，而乃居然贵为鳞虫之长。论者遂感慨系之曰：“不图世人乃指此杂种东西为贵物，且举比喻天子，不亦谬乎？”
吴趼人的《俏皮话》还以最大的篇幅去暴露不合理的人情世态。作者首先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具体地反映出剥削阶级的基本特征。在《性命没了钱还可以到手》里，描写一个富家翁，自以为全家都买了人寿保险，便不怕火烛了；有人质问他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已保了人寿险，纵然烧煞，我没了性命，那赔款钱总可以到手也，怕他甚么？”作者在这里把剥削阶级那种要财不要命的特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在《守财虏之子》里，同样地以尖锐的笔锋，描写出剥削阶级的贪婪与无知：
守财虏生一子，既长成，犹不使出门一步，盖恐其浪用也。故其子虽已弱冠，犹不辨牝牡，而吝啬乃有父风。一日，所畜猫，忽生小猫数头，子见之，诧为异事。问人曰：“猫何故而能生子？”人笑告之曰：“此雌猫也，配以雄猫，自能生小猫矣。”子默然久之。一日，持洋钱问父曰：“此洋钱不知是雌的，还是雄的？”父曰：“洋钱有何雌雄之别？”子叹曰：“真是可惜，倘洋钱亦有雌雄之别，一一代配合之，所生小洋钱，正不知几许也。”
在《苍蝇被逐》里，作者用“高洁之士”和“逐臭之夫”做了鲜明的对比，有力地嘲笑了品德败坏的小人。在《狗》里，以狗的形象描画出势利小人逢迎谄媚的丑态；同时，以凶残的豹的形象揭露出剥削阶级吃人的本质；最后牛对狗说：“汝自不通世故，岂不闻近来世上，愈是有钱之辈，愈要吃人耶！”强烈地指出在对抗性的社会里，“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人们生活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随时随地都有被吃的危险。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更为微妙，他们彼此之间纯以利害相结合，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情实义可言。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便互相倾轧，不惜用阴谋诡计来陷害别人，不惜用别人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不惜用恶毒的手段使别人置于死地而后已。这种丑恶的现象，吴趼人也把它反映到“寓言”里，揭露出这些人物的险恶面貌。如《蜘蛛被骗》真实地描写了这种情形：
飞蛾误投蛛网，蜘蛛趋前欲食之，飞蛾竭力腾扑，不得脱。蜘蛛笑曰：“好风，好风。”蛾见蜘蛛说话，因乘间哀之曰：“请勿伤我！我将别寻一肥壮者以供子之大嚼，可乎？”蜘蛛信之，遂任其摆脱而去。蛾得脱飞去，途遇一蜂，蛾因谓之曰：“前面有极好之香花，盍往采之；若欲去，吾将为若导也。”蜂大喜，从之。飞近蛛网，蛾遥指曰：“前去即是，毋烦我再引矣。”蜂果奋勇直前，遂罹网罗之苦。蛾遥谓蛛曰：“此我所以报子者也。”蛛即趋前欲擒蜂而啖之，蜂出其尻针，尽力刺蛛，蛛痛极，遥骂蛾曰：“你这小妖魔，起先扇小扇子来骗我，骗的我信了，你却引这么一个恶毒的东西来害我。”
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善良的人民是永远找不到保护的，而且受尽了人间的欺侮和残害。作者对这些善良的人民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厚的同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现无限的愤慨。在《无毒不丈夫》中，大蒜、辣椒、生姜、苦瓜及其他蔬菜，都被人吃得怕了，他们为着保全自己的生命，便起来抗议。最后众蔬菜感慨地说：“原来如今世界，非具有狠毒之性者，不足以自存，无怪夫俗谚有‘无毒不丈夫’之说矣。”
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活生生地描绘出一群“斗方名士”和“洋场才子”的画像。作者把这些胸无点墨而冒充博雅、肤浅鄙陋而故示高明、饮酒赋诗而佯狂装痴的无耻文人的卑污行径，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给予尖锐的讽刺。吴趼人在《俏皮话》中，也以同样的笔触，绘画出某些文人的阴暗的面影。例如：《骨气》中的金鱼，“文彩斓斑，仪表不俗”，但灵魂深处是非常肮脏的，好像一个读书种子，却没有骨气，倒不如一个臭王八。《蠹鱼》和《虫族世界》中，都是以蠹鱼的形象来描写腐儒的无用。“蠹鱼蚀书满腹，庞然自大”，自命为天下的通儒，无奈食而不化，一窍不通，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修齐治平之道”了。而昆虫皇帝却偏偏要“亲拔蠹鱼，置于政府”，以至弄得政府腐败，国势不振，因而不胜叹息地说：“吾初见蠹鱼，出没于书堆之中，以为是饱有学问的，不期试以政事，竟与那吃屎的一般。”又如《驴辩》，有力地嘲笑了脱离生活实践而妄自尊大的知识分子，这篇“寓言”最后写道：“然则秀才们，看得两卷书，何以便要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以上对《俏皮话》的思想内容作了简单的论述，下面再来谈一谈它的艺术特点。
我们知道，比喻或象征的表现方法，是“寓言”的基本特征。吴趼人善于运用这种表现方法，来反映社会生活和描写现实人生。作者最喜欢用动物的形象，来担当作品的重要角色，巧妙地把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熔铸在动物的形象中和虚构的故事中来表现。例如以上所举的：用尸蛆吸食死人的血肉，来讽刺剥削人民的贪官污吏；用蛇、鼠的行为，反映出官场中钻营逢迎的丑恶现象；用乌龟的形象，来描写丧师辱国的军事将领和怯懦投降的外交官员；用苍蝇和狗的行径，来形容逐臭之夫和势利小人；用蠹鱼蚀书满腹，来嘲笑食而不化的腐儒；用蜘蛛被骗的故事，反映出统治阶级的互相倾轧。这些动物的形象在作品中活动着，已经赋予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的生活和思想，但基本上还保持着各种动物所具有的特性。因此，作者在《俏皮话》中所创造出来的形象，很少生吞活剥和牵强扭捏的毛病，给人们的印象是鲜明的，而具有一定程度的艺术魅力。
吴趼人的“寓言”，很少说教和训诫的意味，作者的笔锋，饱含着激愤的感情，辛辣地讽刺丑恶的现实人生，而又含有丰富的趣味性和幽默性，使读者读起来产生一种严肃而又轻松的感觉。我们在《俏皮话》中，也很少看见烦琐的描写和冗长的叙述，也没有抽象的议论。作者常常运用简短的对话，来描画形象的性格。通过接近现实生活而又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情节，鲜明地把作品的主题思想表现出来。有些篇章，还采取精悍的笔记体裁，最后只用几句简单的说话来表明题旨，使读者容易感受到作者所要讽刺的对象。如《龙》这篇寓言是用下面这两句说话来结束的：“不图世人乃指此杂种东西为贵物，且举以喻天子。”我们便不难理解，作者是以轻蔑的口吻，来讽刺皇帝为杂种。
《俏皮话》的故事，大部分是作者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虚构出来的，这种想象和虚构出来的故事本身，就带有几分真实性，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并没有虚伪的感觉。例如在“寓言”中所描述的飞蛾误投蛛网、蠹鱼食书满腹、狗碰着金钱豹、羊被狼扑食等现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看见或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作者通过这些虚构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吴趼人在其他作品中，常常运用夸张的手法，来刻画人物，使人物的性格更为突出。作者在《俏皮话》中也同样的运用这种手法来描写人物。如守财虏之子，心眼里只看见洋钱，弱冠犹不辨牝牡，这样描写未免有点过分的夸张，却把剥削阶级贪婪的根性更鲜明地表现出来。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吴趼人对封建统治阶级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非常痛恨的，作者在《俏皮话》中，无情地讽刺了一些丑恶的人物和不合理的人情世态，对于应该否定的予以否定了。可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限制，对政治认识不够深刻，批判精神便表现得很不彻底。作者所批判的只是一些零碎的社会现象，而没有更深刻地揭露出产生这些丑恶现象的社会本质。因此，作者所描写的形象便不够完整，典型性不够强，大大地削弱了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量。尽管《俏皮话》还存在着以上这些比较严重的缺点，但并不因此而否定了它的成就和价值。作者富于反抗精神，暴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对丑恶的事物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使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因此我们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录自作者辑注《俏皮话》，1958年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重印，文末略有删节。此书附录吴趼人的《新笑林广记》和《新笑史》，故卢文出论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