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的两篇佚文
魏绍昌
吴趼人所作的《食品小识》和《沪上百多谈》两篇文章，当初在什么报刊什么时候发表过，已无从查考，我是从民国时期他人编辑的两本书里找出来的。
《食品小识》收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大东书局出版的《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一书中，标题已由编者陈无我改为《我佛山人和燕窝糖精》，现仍恢复原题。文末作者自署写于丁酉仲冬，即光绪二十三（1897）年，正当吴趼人三十二岁的时候，并从此文可知这一年的秋天吴趼人曾去苏州旅游。《食品小识》为赞扬当时上海华兴公司出品的燕窝糖精而作，显然与他晚年为宣传上海中法药房的艾罗补脑汁的《还我魂灵记》一文，无独有偶，同样都是为商家鼓吹药品的文章。据吴趼人好友周桂笙的《新庵笔记》所述，吴趼人因写《还我魂灵记》颇受当时有些人的责难，在吴一九一〇年去世时有一副挽联云：“百战文坛真福将，十年前死是完人。”前一句算是肯定了吴趼人在晚清文学上的功绩，后一句就是对吴应药房老板写了这样一篇广告性质的文章，表示了无穷的遗憾。其实这位有“洁癖”的挽联作者，当初没有读到《食品小识》，如果他知道吴在壮年时期已写过这样的文章，那么吴趼人即使早死十年，也算不得“完人”了。周桂笙反对挽联作者的意见，替吴趼人鸣不平，谓“古之人有为文谀墓以致重金者，今人独不可以谀药耶？”此言果然不虚，我们翻开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文集，不是可以读到许多篇专为同代人写作的墓志铭吗？而且这些墓主不一定是韩愈的至亲好友，反而多数是因慕名而来求索的素不相识者。看来韩愈也像后世的许多学者或书法家那样，订有公开代写诗文的鬻字润例，只要奉呈相当的酬金，可以有求必应的。所以此类应酬文章，自古以来早有惯例，我们何必对吴趼人特别苛求。当然，韩愈并没有为坏人谀墓，那么吴趼人所称颂的燕窝糖精和艾罗补脑汁，也只是两种补药，吃了纵然无益，却是决不会害人的。
《沪上百多谈》收在一九一四年冬日上海胡德编印的《沪谚》一书中，该书出版处不详，有光纸线装铅印本，分上下卷。全书汇集了前人今人之上海俗语、谚诗及沪上风俗谈等文字，取材于当初的报纸杂志和口头传说。《沪上百多谈》刊于下卷第二十五至二十七页，署名将吴趼人之“趼”字误作“研”字，这是惯见的错误，不足为奇，写作年月及原载出处均未标明。但通观全文，无论从所取题材或文字风格来考察，出自吴趼人的手笔，乃是毫无疑问的。这位晚清小说家平时随身携带笔记小本，习惯于收集记录随见随闻的写作素材。由于他久居上海，对于当地各地各方面的社会情况，尤为熟悉重视。吴趼人曾自称“老上海”，在一九〇六年编印过《胡宝玉》（又名《三十年来上海北里怪历史》）一书，全书通过当代名妓胡宝玉的身世经历，充分反映了在她前后三十年间上海优倡生活的面面观，书末还附载了《上海洋场陈迹一览表》和《上海已佚各报考》，也是对研究旧上海颇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这篇《沪上百多谈》，吴趼人将自己在上海的观察所得，加以排比集中，虽然作者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主观上的局限性，有些情况只是局部的表面现象，不能据此透视到社会的真实面貌。但我们可以从作者所罗列的这许多的“多”中，捉摸到十九世纪末期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社会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它由点到面，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几乎应有尽有，使我们好比在欣赏一幅十里洋场的风俗人情画。而且这些所谓“多”，既是旧上海的特殊情况，又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们读起来感到具体而又生动，从中可以获得对那个典型时代环境里许多形象化的感性知识。
（录自中山大学中文系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3辑，1985年12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文末原附吴趼人《食品小识》《沪上百多谈》二文，因《吴趼人全集》已收录，这里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