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骖录》
——吴趼人之政治思想
阿 英
在吴趼人所写的小说之中，《上海游骖录》可说是失败的一种，也是最足以代表他自己思想的一种。谈吴趼人小说的人，很少提到这部书，我想，除掉“不经见”的理由外，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写作技术的失败。这部小说，最初分期发表在《月月小说》上，宣统元年七月才印成单行本，收作群学社刊印的《说部丛书》第二十五种。全书分作十回，回目是：
第一回 恣毒焰官兵诬革命 效忠忱老仆劝逃生
第二回 家散人亡思投革命党 乘风破浪初逢留学生
第三回 论党人乡老微言 阅新书通儒正误
第四回 喜慰三生得逢志士 横陈一榻纵论新书
第五回 论窑工失败识由 来谈保险利害权得失
第六回 屠牖民巷中交女友 辜望延涉足入花丛
第七回 革命党即席现奇形 李若愚开诚抒正论
第八回 程小姐挥拳打浪子 李若愚掉舌战儇儿
第九回 论时局再鏖舌战 妒同类力进谗言
第十回 因米贵牵连谈立宪 急避祸匆促进东洋
从主人公辜望延被逼离开湖南，写到他再被逼离开上海。作者本来还有续下去的意思，成一本《日本游骖录》，结果是并没有做得出来。他写作这一部小说的动机，在书后的跋文里说得很清楚：“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体一畅言之。”这部小说，是具体的反映了他对于社会改造的意见，他的人生哲学。故在研究作者思想方面说，《上海游骖录》一书，是比他的其他著作，更为重要的。我们可以先看他是怎样的开场：
轰轰轰，萍湘乱，醴陵乱。考诸舆论曰：“此饥民，此无告穷民。”闻诸官府曰：“此乱民，此革命党。”又闻诸主持清议者曰：“此官逼民变。”此三说者，各持一义，我不能辨其谁是谁非。况且我近来抱了一个厌世主义，也不暇辨其谁是谁非。只因这一番乱事，在这乱地之内，逼出一个顽固守旧的寒酸秀才来，闹出了多少笑话，足以供我作小说好材料。并且这些材料，又足以助起我的厌世主义，所以我乐得记他出来。唉！看官！这厌世主义，究竟是热心人抱的，还是冷心人抱的呢？我也不必多辨。我还记得古人有两句诗，说道：“科头箕踞长松下，冷眼看他世上人。”后来金匮金圣叹先生批评道：“此非冷极语，是热极语也。”可谓把古人心事，直抉出来。照此看去，可见凡抱厌世主义的人，都是极热心的人。他嘴里说的是厌世话，一举一动行的是厌世派，须知他那一副热泪，没有地方去洒，都阁落落阁落落流到自家肚子里去呢！我愿看我这部小说诸君，勿作厌世话看，只作一把热眼泪看。
合这后跋前引来看，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态度，已经是很明白了。他是一个厌世主义者，但他所以然走向厌世，是因为对社会感到失望。他自己说：“我从前也极热心公益之事，终日奔走不遑。后来仔细一看，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形状，说之不尽，凭你什么人，终是弄不好的。凡创议办一件公益事的，内中必生出无数的阻力，弄到后来，不痛不痒的，就算完结了。我看这种事多了，所以顿生了个厌世的思想。”他苦恼得把自己的眼泪向肚里流。他不想说话，他又忍不住不说，结果是写出这部《上海游骖录》，来一泄他自己的愤慨，来发表藏在他深心里对社会改进的热望。在外表看来，他是最冷的，实质上他是最热的，他如此的替自己辩解。
《上海游骖录》里反映的作者愤慨与希望，是些什么呢？简单地说，他不满意清廷的实施，不满意“官逼民变”的种种行动；同样的，他也不满意于革命党，他觉得这一班人是不能成大事的。他觉得要改进中国，只有如他自己所想的去办。他藉书中的人物李若愚的口，说出了许多意见，主要的是：
我所说的改良社会，是要首先提倡道德，务要使德育普及，人人有了个道德心，则社会不改自良；并非要扭转一切习惯，处处要舍己从人的。
德育普及，是改良社会第一要义。至于一切习惯，都是道德沦亡之后，才有这等坏性质。所以我说要德育普及，是改良社会第一要义。至于一切习惯，东西异俗，尽可各从其便。若一定要舍己从人，反可以崇拜外人之心。况且举动一切，都是形式上的问题，与道德毫无干涉的。
我主张德育普及，并不是死守旧学，正是要望道德昌明之后，不为外界动摇，然后输入文明，方可有利无害的意思。（第八回）
这是吴趼人所开出的救治中国的方案，这是怎样的一种唯心的迂腐的主张！但他自己是很以这种主张为是，而希望“海内小说家”来“相与讨论”。他强调自己的主张，反对革命；《上海游骖录》主要的，就是要暴露“党人的丑态”，从文学上为清廷出力，来镇压那时期的革命。所以，在他笔下出现的党人，都是些行为极卑劣的，专门打野鸡，骗钱，五十金就可以出卖主义的人物，姑不论其会不会有这种现象，但作者的恶意是可知的。他主张镇压，并且很具体的一再提出如此的办法来：
这里头政府也担着一个不是，把海外的侨民视同膜外，任从人家虐待，永远不想保护。于是那谈革命的人，便乘机蛊惑，说现在政府无用，必须建设了新政府，便可以如何如何保护侨民。所以侨民便信了。此刻各处搜捕革命党，也不问真的假的，胡乱诬人，其实，这等胡闹，越闹越激的民心思变。倒是急与各国订约，把保护侨民一事，视为重大事件，倒是正本清源的办法。（第七回）
又一次发表这种主张的时候，他并自己做结道：“所以我说尽力保护侨民，可以消除革命的风潮。”（第八回）在当时一班腐朽之中，吴趼人的办法，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他知道革命活动的基础建立在海外，便想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从华侨方面来着手，当然更强调于他之所谓政治改良。而在国内呢，他的办法，是除正当的逮捕外，就是尽量诬蔑造谣。他恶意的指出革命的动机是：
……到了近年以来，东西交通，输进的新学问不少，而且又多了洋务一派人，看得中国古学不甚重了，便有一两个名士，想到从此以后，不能以旧学问骄人了。无奈肚子里却没有一些新学问，看了两部译本书，见有些什么种族之说，于是异想天开，倡为革命逐满之说，装做了那疯疯颠颠的样子，动辄骂人家做奴隶，以逞其骄人之素志。据我看来，还是名士的变形罢了。可有一层，他的文章却做得好，足以动人，所以就有这一班随声附和的了。（第七回）
讲革命，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班新名士要达其“骄人的素志”而已。至于“种族革命”的口号，他认为一样是不对的：“讲到种族革命一层，我以为只以颜色为别。你看白人，他们自己未尝无龃龉，未尝无战争，及至对于黄人之问题一起，他们便互相联络来对待我。我们黄人，又岂可以自相离异，与人以隙呢？”（第九回）他是企图以这样的理由，来打击“种族革命”的口号，在民众间所起的影响。并且有时是更进一步的，藉“与人以隙”为理由，反对中国革命：
但是讲到革命一事，谈何容易！以现在而论，有断断乎不能讲革命的两个道理。第一，是时势不对。大凡甲与乙挑战，必要丙之地位，没有人干预，甲乙两个，方能各放出真本领，真力量，见个高下。若是丙地位上有一个人要来干预，不是助甲，便是助乙，这就无从见我的真本领，真力量了，何况丙地位上又不止一个人呢！此时各处都有教堂，通商口岸又多，一旦我国内有事，外人便要以保护教堂，保护产业为名，起而干预。他到了一处，便派兵镇守，竖起他的国旗，无论你谁胜谁败，这片地位算占领定了，这不是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么？（第六回）
从帝国主义干涉的一点上说，他也是反对革清廷的命。他同意于说清廷的腐败，但认为这决不是革命所能解决，必得从“德育”方面下手。只有“改良”，不要“革命”，更不要革清廷的命，这是吴趼人的最基本的一贯的主张。他曾经用一个警喻，来说明自己的理想：
譬如我这房子，是住宅房子，一家老少，都这样住惯的了，此刻因为他倾圮了，要翻造，然而也得要照住宅房子的样式改起来，方才合用，总不能改一所门口向天的房子，也不能改一所没有门口的房子。这且不必说。住宅房子，总不能改作庙宇，庙宇总不能改作厕所，厕所总不能改作衙门，衙门总不能改作店铺。总而言之，是各有各用，亦即是各有各习惯的缘故，不能一说改，便胡乱都可以改的。（第八回）
吴趼人对于辛亥革命的意见，到这里，大体是已经清晰了。他是一个反对新学，反对革命，对尽量输入西洋文化，对着帝国主义势力颤抖的人。他的思想，是十足封建的，比《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铁云更落后。不过，他在封建社会中，还算比较清明正直的，因此，他也不满意于清廷的许多设施，如乱行拘捕，残害民众之类。本书自第四回以后，一直攻击革命到底。前三回则尽量地写出官方的残暴，他们可以自由地把一个善良的百姓当作革命党来处置，与可以无法无天的很自由地去烧掉一个村子，到处抢劫，强奸妇女，任意搜括。他对这样的暴行，在书的开始，就予以辛辣的讽刺，说是：“看他那勇往直前之概，若移在甲申甲午两年去用了，只怕中国早已文明了。怎奈那两年他不用，直到这回（指对民众）才用出来。”（第一回）而认定在官方是绝对的没有道理可讲。他借为辜望延牺牲了的老仆的口说：
现在不是讲道理的世界，那督抚大吏，倘使他讲了道理，他的功名就不保了。是个讲道理的人，他也不等做到督抚，便参革了。并且认真是讲道理的人，就给他一个督抚，他也断不肯做。你若要对大人先生讲道理，还不如去对豺狼虎豹讲呢！（第一回）
这愤慨也是显而易见的，“要对大人先生讲道理，还不如去对豺狼虎豹讲”，其痛恨的程度，可说是已经到了很高度。然而他并不肯想，是这个统治根本要不得，只是以“人心太坏”作为理由。他又借望延邻舍的对话，更进一步的发泄他的愤慨道：
一个道：“他们做官的人，杀人放火都没有罪的，真是便宜事。”一个恨恨的道：“□□的官，强盗罢咧。”一个道：“遇到强盗，还可以到衙门里去告；遇了他们这一班瘟元帅，还没有地方好告他呢！真是奉旨的强盗！”（第二回）
在当时那样的暴政之下，民间是如何的被残害，即此可知。“奉旨的强盗”，这是多么愤激的语言。可是官吏是只知道升官的，只知道诬陷小民，作他升官的阶梯，“一把京城琉璃厂所卖的七星剑”可以作为罪证，可以把预作好的罪证“会匪的票布”，带到你家来。这是何等的暗无天日！吴趼人在这些地方，却又把他们也是写得连猪狗都不如！
《上海游骖录》所反映的作者思想体系如此，他的任何著作中都不曾有过这样清晰的他自己的面影。这篇真是他的一部政论，这政论，毫无疑问，是反动的。所以，我们要考察清末的“反革命文学”，这倒是一部很重要的文献。
这部小说所写的故事很简单。军队开到湖南的一个村子，各处骚扰，儒生辜望延说了一句：“他们当兵的自有兵权，岂能骚扰百姓，难道没有军令的么？”于是便被捕捉，派作革命党。老家人辜忠，设法叫了两个妓女，把守兵弄醉，放走了望延，第二天辜忠就被杀了，全村也遭了洗劫。辜望延愤慨至极，逃到上海，要投革命党，遇着了与革命党颇有来往的李若愚。这李若愚所代表的，就是吴趼人自己。因此，他认识了四个党人，这些党人都是些色鬼，烟鬼，打秋风者，招摇撞骗，无所不为，使他很失望。在这个时候，故乡又来了信，说要通缉他，他无可奈何，又东走日本。书写到他离开上海，便完结了。
书的前几回，写得很不差，不愧是名家手笔。但一半以后却愈写愈坏，到简直不成其为小说的程度，而且范围拉得很广阔。如第五回“论窑工”，“谈保险”，在社会经济史上，虽不能不说是好材料，但就全部小说讲，这一回尽是衍文，前既不关，后也不连。最后三回，更只有政论的对话，说不上什么“艺术”。所以，把《上海游骖录》作为小说来看，这是吴趼人一部失败之作；作为吴趼人的思想研究的资料，是一部不能缺少的著作。
（录自《人间世》第32期［1935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