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的小说论
黄 霖
在晚清的一批名小说家中，比较注意理论批评的首推吴趼人。一九〇三年，他就为《新小说》的《小说丛话》专栏撰稿。一九〇六年与周桂笙等在上海创办《月月小说》后，又撰写了《月月小说序》《历史小说总序》《杂说》等专论。此外，在他所著的小说及其序跋、评语中，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的见解。因此，吴趼人不仅仅只是作为“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受到人们的注重，而且也应该在晚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吴趼人在政治上倾向于改良派。他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是明显地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但是，他比之梁启超毕竟是晚了一辈。当他正式跻身于小说界时，威武悲壮的戊戌变法早已成了过去的历史。改良派遭到了沉重的政治打击之后，虽然梦寐以求东山再起，但事实上已没有力量卷土重来。在新的革命形势面前，他们抱残守缺，停步不前，迷信君主立宪，逐步向保守、反动方面转化，早年那种奋不顾身、慷慨救国的精神也正在慢慢地被消极颓唐、无可奈何的情绪所代替。吴趼人的小说理论及创作就打上了这种烙印。他虽然早在一九〇二年就宣称自己著书是“以开化为宗旨”而向往“维新”（《吴趼人哭》），热烈响应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说的小说要揭露“官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等社会脓疮，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甚至连梁启超所谈的“变革”的勇气也明显缺乏，只是一味强调小说为“德育”的工具，用道德来救国了。同时，吴趼人所说的“道德”又不是梁启超等鼓吹的“新道德”，而是指我国“固有的道德”，所谓“小说家之伟功”就在于“陈说忠孝节义”，使读者“遂暗受其教育，风俗亦因之以良也”。（《小说丛话》）吴趼人小说理论的这一特点，突出地反映在他的《月月小说序》中。
《月月小说序》发表在一九〇六年《月月小说》创刊号卷首。这篇文章，正面叙述了吴趼人小说理论中的主要观点，作为这家杂志的编缉宗旨。它的中心，就是鼓吹“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根据这一观点，他首先尖锐地批评了小说界革命以来大量的“新著新译”无助于社会改良：
今夫汗万牛充万栋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其能关系群治之意者，吾不敢谓必无，然而怪诞支离之著作，佶屈聱牙之译本，吾盖数见不鲜矣！凡如是者，他人读之不知谓之何，以吾观之，殊未足以动吾之感情也。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然而彼且嚣嚣然自鸣曰：“吾将改良社会也，吾将佐群治之进化也。”随声附和而自忘其真，抑何可笑也。
在他看来，于此世风浇漓、道德沦丧之土，要改良社会，佐群治之进化，作家就必须以“审慎”的态度，考虑到社会效果，“使读吾之小说者记一善事焉，吾使之也；记一恶事焉，亦吾使之也”，不论写历史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科幻小说，乃至写情小说，都必须“轨于正道”，“务使导之以入于道德范围之内”。只有这样，小说才能“为社会尽一分之义务”。关于这一点，他不久在《上海游骖录跋》中进一步有所说明：“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体一畅言之。”于此可见，吴趼人的小说理论与梁启超等有所不同，他的核心就是主张小说为“恢复我固有之道德”服务。这种思想贯穿在他关于社会小说、写情小说和历史小说的论述中。
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清末产生了一批企图广泛地描写社会生活，揭露社会黑暗，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其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最为著名。吴趼人除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外，又创作了《瞎骗奇闻》《近十年之怪现状》《上海游骖录》《发财秘诀》《胡宝玉》等，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阴暗污浊的现象。显然，吴趼人是一个创作这类在小说史上具有某些新特点的社会小说的能手。因而，关于他对这类社会小说的理论和看法就首先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这类社会小说的特点，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楔子》中指出：“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这种“千奇百怪”的事，不是古代传奇或神魔小说的怪异，而是“社会种种怪状”（《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如铸鼎象物，丑态毕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七十三回评语）都是揭露当今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的。其中不少是作者所亲历。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评语中他就一再指出：“回想甲申乙酉间之上海社会，如在目前”（第二十二回），“形容上海名士，阅者必当疑为过于刻薄，不知皆当日实情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三十五回评语）。社会小说所描绘的现实社会的实情，又不如古代世情小说那样线条比较单一，内容比较狭窄，而是广泛地暴露了社会的上下左右，“千奇百怪”，头绪纷繁，容量颇大。它虽然比较着重暴露“官场皆强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四回评语），但也不尽然。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五回眉批上就说要将“上中下三等社会一齐写尽”。在第九回评语中也指出：“一路写来，多是官场丑态，至此忽插入骚人墨客，怨女痴男，可见无处无怪现状之可记也。”因此，吴趼人实际上指出了这种社会小说在内容上是具有多方面地暴露现实怪状的鲜明特点。
在艺术表现方面，吴趼人也点出了社会小说的若干特色。第一，重在客观描摹。社会小说主要是揭露时弊，暴露现状，就必然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直接加以描绘，吴趼人一再强调他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者”（《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皆实事非凭空构造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四回评语），就是说明了这类小说具有极强的客观真实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生活的记录。这正如有人指出的：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当代名人如张文襄、张彪、盛杏荪及其继室，聂仲芳及其夫人、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铁良、卫汝贵、洪述祖等，苛细绎之，不难按图而索也。”（《小说考证》引无名氏《缺名笔记》）当然，这种记录还是有文艺性的。这种文艺性主要就表现在将客观生活中的人和事进行细致的描摹。他说：“盖章回体例，其擅长处在于描摹”（《发财秘诀跋》），这种描摹的特征就是：“绘影绘声，神情毕现，无殊抉此辈之心肝而表暴之。指陈弊窦处竟是一面显微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四回评）的确，《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优秀的社会小说犹如一面观看清末社会脓疮的显微镜，它们在客观地、真实地揭露社会黑暗方面是独具光彩的。
第二，文具嬉笑怒骂。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李宝嘉传》《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等文中，多次指出他和李伯元所写的社会小说是具有嬉笑怒骂的特征。所谓嬉笑怒骂，就是讽刺与谴责兼而有之。他自己认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绝类《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七回评）。的确，清末社会小说与《儒林外史》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毕竟不同。其不同之处不仅在清末的社会小说所描写的内容更为广泛、复杂，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不像《儒林外史》那样寓辛辣的讽刺于冷静的刻画之中，显得比较含蓄；而是更直接嘲笑、谴责甚至禁不住加以怒骂，表现得比较直率。这正如吴趼人在《发财秘诀跋》中所说的：下笔时“每欲有所描摹，则怒眦为之先裂”，一种疾恶如仇的强烈感情，往往使他不能冷静下来。这样，讽刺、嘲笑、谴责、怒骂熔为一炉，虽比之《儒林外史》来“辞气浮露”，但不失为清末社会小说的一种特色。
第三，注意迂回曲折。小说创作具体的表现手法很多，金人瑞在《第五才子书读法》中就总结了不少“文法”，而吴趼人特别注意小说创作中使用伏笔、倒叙等手法，使文章曲折多变，引起读者的悬念，以增强艺术效果。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回写苟观察待客礼贤下士的情景，而至结尾处却又逗出他并不是礼贤下士就戛然而止。对此，吴趼人评道：“阅者且休阅下回，试掩卷思之，毕竟是何缘故？任是百思，当亦不得其解，此现状之所以为怪也。”到第五回读者急欲读个究竟，而第五回评道：“上回礼贤下士一节，此回偏不便表明，令读者捉摸不定。”关于这种表现手法，吴趼人曾多次指出道：“令人急欲追求，却又霎时勒住，诡秘如是，不怕阅者纳闷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四回评）“此书迂回曲折，不肯骤以真相示人，读者其宁心以俟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六回评）。吴趼人何以特别注重这种迂回曲折的表现手法？这是因为清末社会小说与我国小说杂志可以说是同时的产物，当这些小说在杂志上连载时，为了在时间间断的情况下牢牢地吸引住读者，就不得不注意这种表现手法了。
第四，善于“颊上添毫”。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二回、第四十六回中，曾就小说刻画人物的特点作评语道：“写苟才如画，有颊上添毫之妙，令读者如见其人”。“笔墨又能传神，写来如颊上添毫，近人撰《官场现形记》，恐不及此神采也。”这就点出了他使人物形象达到“传神”境地，主要是靠“颊上添毫”的笔法。“颊上添毫”的典故原指顾恺之画画：“尝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晋书·顾恺之传》）这里实际上指简笔勾挑或者稍作渲染富有特征性的细部，而使整个形象神情全活，栩栩如生。当时的社会小说写人物，一般都并不采用工笔细描、重彩浓墨，而往往用不多的笔墨抓住一二细节、言行，以求击中其要害，突出其特征。这种笔法固然难以刻画复杂性格，使形象血肉饱满，有时甚至有漫画化的弊端，但它能在有限的篇幅内，一下子使人物的神情毕现，洋相出尽，既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又达到了谴责的目的，故也不失为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法。
当然，清末社会小说还有其他一些艺术特点，但吴趼人所注意到的这些是从自己的创作甘苦中总结出来的，比起后来一般人用《儒林外史》等小说的框框来衡量清末社会小说，显然中肯得多了。
对于清末社会小说产生的原因，吴趼人曾经用传统的“穷愁著书”说来予以解释：
吾人幼而读书，长而入世，而所读之书，终不能用，不得已，乃思立言以自表，抑亦大可哀已。……虽然，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宁自我始？夫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泣鬼神，此雄夫之文也，吾病不能。至若志虫鱼，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此儿女之文也，吾又不屑。然而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窃自侪于谲谏之列。（《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
他还用同样的观点说明李宝嘉也是“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李宝嘉传》）这当然是从作家的角度上来解释的。然而，一个“怀匡救之才”的作家之所以走向“穷愁著书”的道路，应该说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对此，吴趼人是有一定认识的。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借小说的人物说：“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生活中的这些亲见亲闻的怪状，就是他创作的素材和形象的雏形。因而，当他提笔创作时，“此念才起，即觉魑魅魍魉，布满目前，牛鬼蛇神，纷扰脑际，入诸记载，当成大观。”（《〈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与此同时，他也多次谈到了当时黑暗的现实激起了他们用小说创作来匡时救世改良社会的热情：“恶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为《官场现形记》；慨夫社会之同流合污，不知进化也，撰为《中国现在记》。”清末腐朽黑暗的现实就为社会小说提供了无穷的创作素材和为作家激发了巨大的创作热情，吴趼人对此的认识基本上是清楚的，因此，他对梁启超所说的“欲新风俗必新小说”，过分地强调小说的作用，以致颠倒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很不以为然，就在《小说丛话》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社会与小说，实相为因果”的论点，这不能不说是有见地的。
吴趼人在以最大的心力关注社会小说的同时，又重视“写情小说”。他在创作《恨海》的第一回中说：
我提起笔来，要叙一段故事，未下笔之先，先把这件事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这段故事叙将出来，可以叫得做“写情小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这儿女之情，只可叫作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作魔。还有一说，前人说的，那守节之妇，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了。我说并不然，他那绝不动情之处，正是第一情长之处。俗人但知儿女之情是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得太轻了。并且有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
很清楚，他对“写情小说”的解释，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开始泛滥的描写庸俗的“儿女私情”的所谓写“痴”写“魔”小说的。《劫余灰》开头就这样道：“情情，写情，写情，这一个情字岂是容易写得出，写得完的么。……即如近来小说家所言，艳情、爱情、哀情、侠情之类，也不一而足，据我看来，却是痴情最多。”他又借《劫余灰》中的人物批评这类小说道：“可笑世人论情，抛弃一切广大世界，独于男女爱悦之间用一个情字。却谁知论情不当却变了论淫。还有一种能舍却淫字而论情的，却还不能脱离一个欲字，不知淫固然是情的恶孽，欲字便也是情的野狐禅。”在这里，他又加眉批：“此写情小说也。而此数语却骂尽了一切写情小说。”（《月月小说》第十八号）
吴趼人在痛骂社会上流行的爱情小说时，在理论上提出了补救的办法：一是从情的量来看，写情小说必须从儿女私情扩大到人类的普遍感情。在他看来，喜怒哀乐、忠孝慈义无不是“情”的表现，都应该写。二是从情的质来论，所写之情不能逾越一般的“固有的道德”。这在《杂说》中说得比《恨海》的开头更直截了当：
作小说令人喜易，令人悲难，令人笑易，令人哭难。吾前著《恨海》，仅十日而脱稿。未尝自审一过，即持以付广智书局，出版后偶取阅之，至悲惨处，辄自堕泪，亦不解当时何以下笔也。能为其难，窃用自喜。然其中之言论理想，大都皆陈腐常谈，殊无新趣，良用自歉。所幸全书虽是写情，犹未脱道德范围，或不致为大君子所唾弃耳。
这就说明了吴趼人自己认为《恨海》这部写情小说是成功的。它能使人读了后动情，以致“辄自堕泪”。但它的成功并不在于“论理想”时有什么“新趣”，引进什么西方的新文明，更不在于导淫导欲，重在描写“情窦初开的那个情字”，而是由于所写的情皆“未脱道德范围”。这就充分暴露了吴趼人写情小说的理论完全是建筑在用道德来改良社会的思想之上的，是有严重的封建色彩的。而其理论基础，则是先天的人性论。因为他认为，这种“情”是“与生俱来”，“先天种在心里”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上自碧落之下，下自黄泉之上，无非一个大傀儡场，这牵动傀儡的总线索，便是一个情字。大而至于古圣人民胞物与、己饥己溺之心，小至于一事一物之嗜好，无非在一个情字范围之内。（《劫余灰》卷首）
总之，吴趼人的写情小说理论，与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相比，显然更为丰富，再加上他的创作实践，所以影响也更大。但究其本质，都不出封建道德的牢笼，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之冯梦龙的“情教”说来，是一种倒退。正因为他们在反对风行的爱情小说时是在政治上并不代表进步的倾向，在理论上又提不出新鲜的东西，所以，尽管他的《恨海》《劫余灰》等创作实践还在写情之中衬托着一些较大的社会内容，但在事实上根本无法阻止写痴写魔小说的发展。相反，在他的写情小说的影响下，不久就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一股“写情小说”的狂澜，产生了“鸳鸯蝴蝶派”。
吴趼人既是清末社会小说的名作家、写情小说的标榜者，又是当时最积极的历史小说的编撰者。他除创作《痛史》《九命奇冤》《两晋演义》《云南野乘》外，又在《月月小说》第一号上发表了《历史小说总序》《两晋演义序》等理论文字，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其实，他在同期杂志上发表的《月月小说序》中一段论述历史小说的话首先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吾人丁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是故吾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历史云者，非徒记其事实之谓也，旌善惩恶之意实寓焉。旧史之繁重，读之固不易矣，而新辑教科书，又适嫌其略。吾于是欲持此小说，窃分教员一席焉。他日吾穷十年累百月而幸得杀青也，读者不终岁而可以毕业；即吾今日之月出如干页也，读者亦收月有记忆之功。是则吾不敢以雕虫小技妄自菲薄者也。
这里十分清楚地讲明了编写历史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旌善惩恶，移风易俗，改良社会，而决不能以雕虫小技妄自菲薄。吴趼人认为，小说本身与群治之关系非常密切，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而历史又是维新派素来认为启迪民心的重要工具：“年来吾国上下竞言变法，百度维新，教授之术亦采法列强，教科之书日新月异，历史实居其一。”（《历史小说总序》）因此，这位从事小说创作以来，“改良社会之心，无一息敢自已”的吴趼人，就自然十分强调创作历史小说了。他自己在《痛史》《两晋演义》中写南宋的偏安，两晋的混乱，实际上就是针对晚清列强侵略、宫廷矛盾的政治局面的。这正如《两晋演义序》含蓄地指出自己创作《痛史》是“别有所感”。而在《两晋演义》的评语中更是直接地点明了创作历史小说与当前改良社会之间的关系。例如第十九回写道：
镇南大将军刘弘进曰：诸藩王皆天潢贵胄，与朝廷忧戚相关，理宜共奖王室，徒以彼此争权争势，遂至自起兵衅，互相残杀，方今刘渊称王，李雄据蜀，鲜卑乌桓，出没无常，不思同心协力，共御外侮，而徒为此无谓之争，恐非国家之福也。以其愚见，不若遣使至东海王处，相与言和，有些互相战争之兵力，移至以讨匈奴，奠天下于太平，端在此举矣。
于此，吴趼人自己批道：“数语可为今日之药石。”接着，于刘弘写表申奏朝廷，求惠帝降诏，令各藩族和处，又批道：“此表亦今日之药石也。”可见，他主张写历史小说就要成为“今日之药石”。当然，吴趼人主观上想医国而开的这种药方，在客观上与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相抵触的，故并不能治国而只能误国。这是由他日趋落后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
在论述历史小说的艺术特点时，吴趼人继承了传统的批评方法，首先将历史小说同历史著作进行比较，他的《历史小说总序》开始就指出史书有六弊：
绪端复杂，难于记忆，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笺注，苟非通才，遽难句读，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岁月几何，穷年龁龁，卒业无期，四也。童蒙受学，仅授大略，采其粗范，遗其趣味，使自幼视之，已同嚼蜡，五也。人至通才，年已逾冠，虽欲补习，苦无时晷，六也。有此六端，吾将见此册籍之徒存而已也。
与史书不同，他指出历史小说具有以下特点：
盖小说家言，兴味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是故等是魏、蜀、吴故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篇者矣。
这种比较，自从庸愚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以来多有论述，吴趼人的论点比起前人虽无多少新意，但却比较完备。稍有不同的是，他更强调历史小说的“趣味”“兴味”了。
吴趼人注意历史小说的趣味性，但同时强调要有真实性。他认为以往的历史小说，不是附会过多，乱人耳目，就是失于简略，殊乏意味，甚至既简略无味，又蹈虚附会，使人读之，愚而益愚。在《两晋演义序》中，他尖锐地批评了以往历史小说的这种缺点：
吾尝默记之，自《春秋列国》，以迄《英烈传》《铁冠图》，除《列国》外，其附会者当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为一书之主脑，除此主脑姓名之外，无一非附会者，如《征东传》之写薛仁贵，《万花楼》之写狄青是也。至于《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谈，而借历史为依附者，更无论矣。夫小说虽小道，穷亦同为文字，同供流传者，其内容乃如是，纵不惧重诬古人，岂亦不畏贻误来者耶？等而上之者，如《东西汉》《东西晋》等书，似较以上云云者略善点；顾又失于简略，殊乏意味，而复不能免蹈虚附会矣，而仍不免失于简略无味，人亦何贵有此小说也？人亦何乐读此小说也？
因此，他主张写历史小说当使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趣味性相统一。长期以来，就历史小说究竟是传真还是贵虚的问题争论不休，吴趼人兼顾两者而有自己的见解。他既将“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当然首先就强调必须忠于“历史真相”，主张历史小说“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确定“小说附正史以驰”的原则。他的《两晋演义》就是“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但是，他是一个小说家，十分重视小说的艺术特点，不但认为可以做必要的次序颠倒等文字加工，而且也不绝对排斥“蹈虚附会”等艺术处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小说富有艺术趣味，使读者读来兴味浓厚，真正起到“正史藉小说为先导”的目的。然而吴趼人也看到真实与虚构之间毕竟有矛盾。历史小说家要处理好这对矛盾是十分困难的，有时两者实在是无法统一的。这时，他认为作为小说艺术本身来看，还是必须使小说成为小说，当以趣味第一；但同时，可借助眉批加以指出历史的真相，使读者不致惑乱。这就是吴趼人的历史小说论的主要观点，它可以说是对传统的历史小说理论中争论贵真还是贵虚的一个小结。吴趼人的这个见解，集中见于《两晋演义》第一回的回评：
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其叙事处或稍有参差先后者，取顺笔势，不得已也。或略加附会，以为点染，亦不得已也。他日当于逐处加以眉批指出之，庶可略借趣味以佐阅者，复指出之，使不为所惑也。
另外，吴趼人将历史小说同其他类型的小说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小说虽一家言，要其门类颇复杂，余亦不能枚举，要而言之，奇正两端而已。”他所擅长的社会小说之类就是“奇言”，其特点是“谲谏”，用“谐词”。而历史小说是“正言”，其特点是“正规”，用“庄语”。这实际上就是说明历史小说主要是通过正面的描述，而不用反面的讽刺，这也可以说是吴趼人对历史小说的一点特殊的认识。
吴趼人作为一个小说家，当然十分注意探讨当时风行的社会小说、写情小说及历史小说的创作理论，而可贵的是他也并不放松借鉴、研究古代和外国的小说创作理论。在《小说丛话》中，他曾经以谦逊的口吻谈到自己攻读中外小说的情况：
吾尝自谓平生最好读小说，然自束发至今，二十年来所读中国小说，合笔记、演义、传奇、弹词、一切记之，亦不过二百余种，近时新译新著小说，亦百余种。外国小说，吾只通英法二国之文，他国未及知也。统计自购及与友人交换者，所见亦不过三百余种。所读美国小说，亦不下二百种。其余短篇之散见诸杂志日报中者，亦数百种。盖都不过千有余种耳。
这笔小说数字，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观的。正因为吴趼人看得多，见识广，所以“评骘优劣，判别高下”起来比较平允、公正。这首先反映在对我国古典小说的评价上。当时，评论我国古典小说有两股风：一股是梁启超刮的全盘否定风。他骂“中土小说”“不出诲盗诲淫两论”，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另一股为侠人等在《小说丛话》中刮的古人现代化风。他们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解释《红楼梦》为政治小说，《水浒》为倡民主民权，《聊斋》为排外主义等等。吴趼人在两股风中，巍然独立，头脑清醒，他在《杂说》中说：
吾人生于今日，当世界交通之会，所见所闻，自较前人为广。吾每见今人动辄指谪前人为谫陋者，是未尝设身处地，为前人一设想耳。风会转移，与时俱进，后生小子，其见识或较老人为多，此非后生者之具有特别聪明也，老人不幸未生于此时会也。……今之动辄喜訾议古人者，吾未闻其自訾襁褓时之无用，抑又何也？
他这里所谈的“设身处地，为前人一设想”，实际上就是要求批评家不要以现代的标准来訾议古人，而应历史地、客观地做出评价。与轻率地否定古人的态度相反的是将古代作品的主题思想现代化，因此他接着批评道：
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牵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吾于今人之论小说，每一见之。如《水浒传》，志盗之书也，而今人每每称其提倡平等主义。吾恐施耐庵当日，断断不能作此理想。不过彼叙此一百八人，聚义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会之现状耳。吾曾反复读之，意其为愤世之作。……《水浒传》者，一部贪官污吏传之别裁也。……吾虽雅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然持此意以读《水浒传》，则谓《水浒传》为今日官吏之龟鉴也亦宜。
“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代作品另一种表现。很清楚，用今日之思想苛求古人，就会觉得古代作品一无是处；用今日之思想迎合古人，则会觉得古代作品都似今人。这一左一右，表现形式不同而其实质都是脱离历史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评态度。吴趼人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比较实事求是，因此能对我国古代的小说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他就认为“吾国小说，劣者固多，佳者也不少”，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名著的肯定且不必多论，就是对《镜花缘》，他也认为是一部“理想小说，亦可谓之科学小说”，《金瓶梅》等，也非淫书，乃是“惩淫之作”。当然，这些具体评价并不全面，但在当时说来还是比较实际的。
由于他对我国古典小说具有一定的认识，且对西方小说也注意阅读，所以他在比较中外小说的艺术特点与成败得失时虽然受到梁启超等在轻率地否定我国古典小说的同时无限赞美欧美小说的影响，但并不完全盲从。他在《小说丛话》中虽然谈到“中国小说不如外国（此外国专指欧美中之文明者而言，以下仿此）之处”五点，但分析比较冷静，结论一般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例如他首先指出：“外国小说中，无论一极下流之人，而举动一切，身分自在，总不失其国民之资格。中国小说，欲著一人之恶，则酣畅淋漓，不留余地，一种卑鄙龌龊之状态，虽鼠窃狗盗所不肯为者，而学士大夫，转安之若素。此岂小说家描写逼真之过欤？”这对我国多数小说中缺乏现实主义的漫画化的人物描写是具有一定的针砭意义的。接着他指责我国古代小说中大书“辱骂之辞”“秽亵之语”，不重社会公德、缺乏精美插画也不无道理。总之，在当时情况下，他的中外小说的比较观也是比较平实稳健的。
综上所述，吴趼人作为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多产的小说作家，其小说理论也是相当丰富和颇具特色的。他头脑里的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和改良主义的政治态度，的确使他的理论蒙上了一层灰淡的色彩，但是，不满晚清社会的黑暗和注意创作经验的积累，毕竟使他能结合当时的创作实际，发表了不少独到的精辟的见解。毫无疑问，吴趼人的小说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评价当时的“小说界革命”和他的小说创作，都是颇有意义的。因此，这笔遗产值得我们重视。
（录自《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1986年4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