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札记
吴小如
我从前年就发过宏愿，想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沃尧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作较全面而细致的探讨。近一年来工作头绪日多，研究吴沃尧的材料又十分缺乏，这个雄心壮志只好俟诸异日。但有些意见和材料又不忍轻易抛弃，于是写成这篇“札记”。应该说明，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只限于个别的几点而非全面的论列，有的问题虽牵涉到我国整个古典小说的传统，却又苦于无力做系统的阐述，只是个人点滴的看法而已。因此在行文和论证方面，也就不求组织的谨严和体系的完整。实在这连一篇论文的雏形也够不上，只能称之为“札记”云尔。
一、试就《怪现状》论吴沃尧的反帝思想
比较系统而准确地论述吴氏生平和著作的应该说是始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记载得也够详明而简当。此二书极通行，本文毋庸转引。近来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和孔另境的《中国小说史料》又已重新印行，里面所摘录的有关作者生平的零星事迹也不难找到，这里也都从略。只有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说史》中提到的李怀霜所作的《我佛山人传》（原载《天铎报》，“我佛山人”是吴氏的笔名），至今尚未见有人把全文重新发表，似乎是一缺憾。
吴沃尧一生虽只活了四十多岁（一八六七—一九一〇），他所著的小说却不下三十种，从数量来看是很可观的。但比较杰出的力作还得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照阿英同志的分析，此书有下面这几个特点：一、“所记极为广泛”，其内容“涉及范围之广，远过同时作家，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是亦可见实为趼人（吴沃尧的别名）经验丰富之果”（引文见《晚清小说史》第二章，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印）。二、作者成功地描写了当时的“智识阶级”的特色和“洋场才子”的卑污恶劣。三、“干线布绪精当，结构上似优胜于李伯元”（阿英语，见《晚清小说史》）。但我却以为此书之重要乃在于它比较全面而明晰地反映了吴沃尧的对当时社会的具体看法，是我们研究吴氏思想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应该承认，此书也确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的作品，用阿英同志的话讲，书中主人公“九死一生”的性格简直就是“趼人的影子”。然则我们如果想了解吴氏的生平，这部书也自然是必需参考的读物了。的确，我们在这部长达一百〇八回的作品中是能看出作者自己的人格和思想的。
鲁迅说：“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引李怀霜的话：“生负盛气，有激辄愤。”都能说明吴氏是个明辨是非、有正义感的人。在《怪现状》里所出现的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吴继之、蔡侣笙、王端甫、王伯述、文述农以及九死一生本人，都或多或少带一些愤世疾邪的侠情义骨，恐怕在这些人物的性格里面都渗入了吴沃尧自己的个性和气质。在动乱的年代里，一个有血性的人很可能成为爱国者。据《晚清小说史》引李怀霜批评《怪现状》的话：
《怪现状》盖低回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读者滋感喟。描画情伪，犹鉴于物，所过着影。君厌世之思，大率萌蘖于是。余尝持此质君，君曰：“子知我。虽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殆非苟然。”
可知吴沃尧最初的抱负是希望“救世”。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社会上具体给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者服务、并向人民行使统治权的是各级大小官僚及其爪牙，和帝国主义者派遣来的外国人以及中国的买办阶级——所谓洋奴走狗和洋场才子。被他们迫害、凌辱的当然是中国人民，主要是下层的劳动人民（如农民和城市体力劳动者），其次则是小市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吴沃尧在《怪现状》中谴责、讽刺的矛头恰好对准了官僚和买办，而其所肯定、同情的却大抵是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对于知识分子，作者表扬那些有骨气、有见识、不肯同流合污的人物；而对“洋场才子”和专门蝇营狗苟的“士大夫”则揭露斥责不遗余力。这可以初步说明此书的倾向性。而作者的“救世”，也显然是从爱国者的立场出发的。当然我们并不讳言，吴沃尧的爱国思想不免含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在内，但他在反帝这一方面，确乎屡次表示出他是以一个被压迫、被侮辱的中国人民的身份来向帝国主义者抗议的。《怪现状》第十回，作者写租界巡捕仗洋人势力挟嫌报怨，把一个守备关进了巡捕房。而令人可恼又可怜的却是当时中外会审公堂上的“华官”。作者在故事结束时是这样描写的：
这会审公堂的华官，虽然担着个会审的名目，其实犹如木偶一般，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告诉了上司，撤了差，磕碎了饭碗。所以平日问案，外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他平日见了，也要带三分惧怕，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自然不问青红皂白，要惩办被告了。
可见在半殖民地社会里，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全无丝毫保障。巡捕欺人还是小事，等到封建统治者真正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自然要丧权辱国，摇尾俯首乞怜于殖民主义者了。作者在第十四回写兵轮自沉的事，后面又紧接着在第十五、十六回中屡次提及中法战争一败涂地的经过，都充分说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的狰狞面目和清王朝官吏的阘茸怯懦，贻误戎机。作者甚至把最后的责任明显地归结为“政府”（指清政府）应该“担个不是”（第十六回），尽管他的提法非常委婉，然而胆识已是不凡了。
值得注意的是《怪现状》第二十二回。作者明确地提到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垂涎和作为殖民地以后的惨状。他借王伯述的口说道：
……外国人久有一句话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你想被他们瓜分了之后，莫说是饮酒赋诗，只怕连屁，他也不许你放一个呢！
然后又接着说：
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廿四史上，五胡大闹时，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清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甚至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
这说明列强虎视眈眈的凶恶面貌是如何激起当时爱国者如吴沃尧这样的人的愤慨。吴氏在这一回书里还说：“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了；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可有望。总而言之：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足见他所说的“救世”是有具体的内容的——最远大的目标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使中国强起来。这一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之后，毕竟实现了。
另外，吴氏对于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对帝国主义者的自卑、媚外心理是深恶痛绝的，这正是作者强烈地仇视殖民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怪现状》第二十四回里吴继之说：
……那班洋行买办，他们向来都是羡慕外国人的，无论什么都说是外国人好，甚至于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说起中国来，是没有一样好的，甚至连孔夫子也是个迂儒。……
第三十回里又用外国工程师不及中国技术人员懂得业务的故事从反面来说明这个道理，证明媚外自卑适足以误国自辱。这种思想，我们在吴氏所著的文言小说《中国侦探三十四案》的“弁言”中可以得到极明确而生动的印证：
吾怪夫今之崇拜外人者，外人之矢橛为馨香，我国之芝兰为臭恶；外人之涕唾为精华，我国之血肉为糟粕；外人之贱役为神圣，我国之前哲为迂腐。任举一外人，皆尊严不可侵犯；我国之人，虽父师亦为赘疣。准是而并我国数千年之经史册籍，一切国粹，皆推倒之，必以翻译外人之文字为金科玉律。……
在这段话的下面，他表示坚决反对用新式标点如“？”“！”之类，而以为“吾国文字，实可以豪于五洲万国”，并且激昂慷慨地说道：
吾怒吾目视之，而皆为之裂；吾切吾齿恨之，而牙为之磨；吾抚吾剑而斫之，而不及其头颅；吾拔吾矢而射之，而不及其嗓咽。吾欲不视此辈，而吾目不肯盲；吾欲不听此辈，而吾耳不肯聋；吾欲不遇此辈，而吾之魂灵不肯死！吾奈之何，吾奈之何！
这种顽固的口气非常像“五四”时代文化革命者所反对的国粹主义派，然而我们却认为吴氏的思想远远胜过国粹主义派的冬烘腐朽之徒；尤其要强调说明的是：故步自封的国粹主义者是绝对不配拿吴氏作为借口的。因为吴氏对西方文化既未全盘否定，而对封建社会中所产生的种种事物也从未全盘接受。比如对于吸鸦片，他在《怪现状》里就曾正面提出应该禁止。对于作八股文，作者也极其反对。这一些我们后面还要谈到。现在再举前书“弁言”中的两段话来说明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以人遇人且如是，况以国遇国乎？万国交通，梯航琛赆，累绎所及，以为我资，舍短从长，吾未敢以为非也。沾沾之儒，动自称为上国，而鄙夷外人——吾嘉其志矣，而未敢韪其言也。大抵政教风俗，可以从同者，正不妨较彼我之短长以取资之。若夫政教风俗，迥乎不同者，亦必舍己从人，何异强方为圆，强黑为白，毋乃不可乎！然而自互市以来，吾盖有所见矣。所见惟何？曰：崇拜外人也。无知之氓，市井之辈，无论矣；乃至士君子亦如是。果为吾所短而彼所长者，无论矣，而于无所短长者亦如是。甚至舍吾之长，而崇拜其所短，此吾之不得不为之一恸者也。……虽然，就吾所言，彼族之果有长于我者，又何尝不可崇拜也！
吾友周子桂生，通英法文，能为辗转翻译。尝语余曰：“吾润笔之所入，皆举以购欧美之书，将择其善者而译之，以饷吾国，然而千百中不得一焉。吾深悔浪掷此金钱也。非西籍之不尽善也，其性质不合于吾国人也。”呜呼，今之译书者，何不皆周子若！
可见吴氏对西方文化并未一笔抹杀，也没有一味以“天朝大国”自居，只是反对媚外自卑的盲目崇拜而已。在前一段话里所说的“无知之氓，市井之辈”，并非泛指所有的广大人民，而是指“买办、细崽、舆人、厨役”。“弁言”中说：
买办也，细崽也，舆人也，厨役也，彼仰其鼻息于外人，一食一息，皆外人之所赐也。彼之崇拜外人，不得不尔也。……
吴氏把一切被外国人奴役的劳动人民都算作买办一流人物，这当然不正确；但他反对仰外国人鼻息，反对一切衣食都惟外国人是赖，却从末一段话中明显地看出来。至于主张“取长舍短”吸取西方文化，一定要求其适合我国具体性质，即使在今天，这种提法也还有借鉴的必要。我们似乎不能只就其反对标点符号或强调爱护祖国文化的见解就封他为古旧冬烘的国粹主义者，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前，他的思想和作品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毕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二、试就《怪现状》论吴沃尧的反封建思想及其消极情绪的根源
应该承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反封建一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我在《中国小说讲话》第五讲中曾说：《怪现状》在反封建方面，通过种种家庭间的丑剧来说明宗法制度、伦常关系的总崩溃，如写哥哥欺负死去了的弟弟的孤儿寡妇，公公逼儿媳去给总督当姨太太，儿子与人合谋害死父亲以及孙子虐待祖父等等。地主阶级的大家庭一向是靠着封建道德秩序和宗法制度来维系的，大家庭内幕种种丑恶现象的被揭露，自然意味着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已在土崩瓦解。这对于当时人民了解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是起了启示作用的。而作者对宗法制度和旧礼教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赤裸裸的暴露，对推翻旧社会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作者除揭露了地主阶级大家庭间的种种丑剧外，还从官场、商业界、文教界以及典型的半殖民地的社会底层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腐朽、堕落、丑恶，使读者通过作品获得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一切都是《怪现状》成功的地方。
应该指出，在吴沃尧的思想中，并非彻底反对整个封建社会的体系和根本制度；他只是根据一些事实的现象和一些局部问题表示反对并提出抗议，尽管他的反对意见相当的新颖和大胆。比如对妇女问题，吴氏就借书中主人公九死一生的族姊发表过一系列在当时看来已是非常激进的见解。她认为女子不妨“抛头露面”，反对“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的教条，用强有力的理由来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甚至说婆媳不睦的根源“总是婆婆不是的居多”。这种论断在当时确是会“令人吃惊”的（见《怪现状》初印本眉批，广智书局宣统三年第六版）。又如对禁吸鸦片问题，作者主张“不妨拿出强硬手段”，必得“通国一齐禁了”才能解决问题（第十三回）。对于作八股，作者也极尽嘲笑之能事（书中屡见，着重地谈此问题则见第四十二回），并认为“八股不是枪炮，不能仗着他强国的”（第二十四回）。然而作者的立场，却仍旧站在维护封建传统道德这一方面。正如作者的朋友周桂生所说，吴氏的作品大抵都是为了“主张恢复旧道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新庵译丛》评语）而作。比如作者主张妇女应受教育，而所举的书籍却不外《女四书》之类。对于禁绝鸦片的手段，也无非是“抽他的吃烟税”“注了烟册”“另外编成一份烟户，凡系烟户的人，非但不准他考试出仕，并且不准他做大行商店，……”（第十三回）等等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且作者自己还慨叹着说：“论禁烟一节，自是痛快，惜乎办不到耳。前途犹可翼乎？跂予望之。”（第十三回末总评，见初印本）足见在积极性建议的后面，已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了。又如作者所表扬的官吏，也只是那个明哲保身、洁身自好的吴继之；所同情的知识分子，也只是那个爱民如子而终不免革职严追的蔡侣笙；他对于政治制度和官场中的根本问题，都丝毫不曾触及。作者所歌颂的家庭，仍旧是“父子有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理想的家长，也无非是知情义的吴继之的母亲和通大体的叶伯芬的老太太（第二十六回和第九十一回）。在全书中，作者对丑恶的现实不但缺乏正面斗争的勇气，甚至充满了逃避退缩的阴暗情绪。这一切，都表明吴氏思想中的根本局限性。
说到这里，《怪现状》之所以触处流露出消极厌世的情绪，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吴沃尧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救世热忱，所以他对当时社会中的“蛇鼠虫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是异常憎恨、深恶痛绝的。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的新思潮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巨浪已在国内澎湃起伏，吴氏对于社会上个别现象和个别问题自然会产生一些新见解，甚至这些见解是非常卓越、大胆的；然而由于吴氏对封建社会的根本秩序和传统的道德观念采取保守、承认和愿意停留在现阶段的态度，他总希望维护某些原有的东西或采取复古的办法来解决现存的矛盾，因此他的作品中就充满了改良、修正的色彩。他不懂得必须使社会起了根本变革才能挽救濒于危亡的国势而一味主张“恢复旧道德”，这就只能成为思想上的开倒车。然而他理想中的旧道德对于封建社会的新危机并无丝毫裨益，在他心目中再也无法看到光明新生的出路，因此他感到极大的矛盾，终于“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在很多冷酷无情的现实面前，吴氏表现了相当严重的软弱无力。在走投无路的思想矛盾中，他认为自己是“死里逃生”“九死一生”，把生活的动力看成只是侥幸苟且保全，既耻于与黑暗势力妥协，又摆脱不了黑暗势力的根本桎梏，这当然就产生了阴暗悲哀的感伤情绪了。这是吴氏自己的悲剧，也是许多谴责小说所共有的特点；不过这一特点在《怪现状》里表现得格外明显突出罢了。
三、试论《儒林外史》式的题材与结构并略谈《怪现状》的缺点
“五四”以来的小说史专家都把晚清谴责小说归入《儒林外史》一类，其理由有三：一、谴责小说的内容显然是受《儒林外史》的影响，以讽刺揭露为主；二、谴责小说和《儒林外史》一样，都以真人真事做题材；三、谴责小说的结构都用“连环短篇”的形式，直接承继（或毋宁说因袭）了《儒林外史》。
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给《儒林外史》和后来的谴责小说做出远不相侔的评价。他称《儒林外史》为讽刺小说，并且说：“是后亦少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而在谈谴责小说时，他说：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同时，鲁迅更具体地批评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说此书“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这里实际牵涉到好几方面：第一，是作者的态度和立场问题。第二，是题材问题。第三，是艺术手法的优劣问题，包括人物形象塑造得是否完整和笔墨是否含蓄经济。当然这三方面又是互有密切关联的。
话要说得远些。我国的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这不必细表。但神话、传说也是历史的源头。在唐宋以前，亦即市民文艺正式形成以前，历史和小说的确很难严格区分。在《左传》《国语》《国策》《史记》《说苑》《汉书》以及后来的《资治通鉴》里面，都有很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故事和伟大的场面；尽管我们今天不把它们看成小说，但其表现方法实与小说并无太多的出入。另外，有很多所谓“野史”如《穆天子传》《西京杂记》以及六朝以来的志怪之作，在今天是应该划入小说领域里去的，但它们的作者在写这些作品时却像史官记载史实一样，只是在一丝不苟、无所假借地“振笔直书”。特别像《世说新语》一类的作品，简直就无法把它肯定地归入小说还是归入历史。直到唐朝人写传奇小说，才“有意为之”，然而历史的影响并未脱掉，其中始终贯穿着史官写历史的那种“寓褒贬、别善恶”的态度（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这个传统的影响在市人小说中似乎不大，但在文人的创作中就往往非常明显地保存着；特别是清代的几个伟大的小说家，更是发展了这个传统。像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曹雪芹写《红楼梦》，都用了很多的“春秋笔法”，即所谓“微言大义”“皮里阳秋”。（这是个客观存在，读者一看便知。）因为他们都是用了史官（当然这里所说的史官是有倾向于人民的立场的良史如司马迁之类）写历史时所秉持的那种明辨是非的、严正的“公心”来写小说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小说”既是“野史”，那么，把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一些具体的真人真事无所增损地依实记录下来，应该是我国写小说的一个基本的创作方法。当然，创作方法是可以（而且也必须）提高的，所以我们的古代小说作家也并非不懂概括、集中、典型化等等这些较高级的表现手法。这就牵涉到题材问题。一般地说，我们的古典小说在题材方面都是有真人真事做蓝本的。有的用了真事而讳言真人，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如果把真名实姓都公开了自不免有违碍，只好取其事而讳其人，写成小说。有的则是直书真人的姓名而捏造故事，借小说的形式来攻讦仇人或进行诬蔑，这从唐朝人的《周秦行纪》就已开此风气了。不论是用真人或真事做题材，都必须是在小说与历史确有其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一前提下才产生的。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一种特定的情况。我们今天评论《儒林外史》，说吴敬梓用的是“史笔”，就是这个道理。甚至连过去的“红学家”那种穿凿附会地给《红楼梦》作索隐工作，也是有其历史根源和客观依据的，只是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罢了。但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而且愈到后来两者的畛域也就分得愈清楚），正如绘画之不同于摄影。照着具体的人和事不折不扣地依样画葫芦究竟不是小说，至少不是好的小说，所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绝对不是曹雪芹生平的翻版。
然而中国古典小说以具体的真人真事为依据、或径自取材于作者自我的所闻所见而不大有所加工改造，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儒林外史》就是很标准的例子。我们无法不承认杜少卿和杜慎卿就是吴敬梓和吴青然的“影子”，而用“马纯上”来影射“冯粹中”，用“牛布衣”来暗指“朱草衣”，又是显而易见的手法。尽管如此，仍旧无害于《儒林外史》的伟大。这就是第三方面的问题了——艺术手法的优劣问题。
谴责小说之所以不及讽刺小说，《怪现状》之所以不及《儒林外史》，这三方面的缺点都有。我们先从吴沃尧的态度和立场方面来检查。前面说过，《怪现状》作者有一颗愤世疾邪的心，是个希望救世的爱国者。但他对社会的黑暗、丑恶太憎恨了，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只图舒愤懑泄牢骚而做了一泻无遗的尽情揭露。由于主观爱憎的泛滥无归，就影响了作品的质量，造成了“溢恶失实”的过火局面。盖所谓“公心”也者，除了作者有比较正确的爱憎倾向之外，还得有恰如其分的“良史”风度和明辨是非的分析能力。吴沃尧之不如吴敬梓，就是由于他不够客观，不够冷静，不够深入，不够严肃，因此他只有浅薄的谴责而缺乏深刻的讽刺。还有，作者的立场模糊（甚至说立场反动）、思想矛盾也是使作品的感染力不够强烈的原因之一。正由于作者在思想、立场上模糊动摇，所以他不能很好地把握到客观事物的本质，只能就事物的表面现象做一些叙述。为了在这种叙述中加进作者自己疾恶如仇的情感，同时又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打中要害，作者便只有力求在现象的描绘方面做过多而夸大的渲染来达到泄愤的目的。这样一来，表面上好像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实却因为对事物缺乏根本的理解，只能形成浮光掠影的冷嘲热骂。这就使读者一眼就可觑破作者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再也不发生那种“谏果回甘”的滋味了。何况《怪现状》本是在刊物上连载的通俗读物，为了迎合半封建半殖民地小市民阶层读者的口味，作者自不免有迁就徇俗之处，这就更无法使作品能自始至终保持均衡稳定的艺术水平了。
再有，吴沃尧对题材的处理也大不及吴敬梓。吴敬梓在取真人真事为作品蓝本的时候并非没有经过选择。第一，在《儒林外史》里，吴敬梓所写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为其全书的主题服务的。第二，《儒林外史》中的人和事绝大部分是作者本人生活中最熟悉的。比如《儒林外史》里就根本没有“大观园”里的或“天子脚下”的人物，这正是吴敬梓忠于艺术的地方，因为他没有曹雪芹的身世也没有到过北京。第三，吴敬梓对素材有割爱的勇气。《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几乎全是“特写镜头”式的，即使他写杜少卿也绝对不连篇累牍，钜细不遗。这就使得《儒林外史》具备了主题集中、人物形象饱满、笔墨精悍的优点。至于吴沃尧对于题材，则未免细大不捐，包罗万象，有很多并非作者很熟悉的材料，只是为了猎奇凑趣，也都一股脑儿塞进作品里去。这样一来，很多并不能说明问题、也不能为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服务的冗材赘料，也都被作者网罗在书内，形成驳杂不纯、珠玉与泥沙混在一堆的情况。于是一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作品竟不免成为供读者茶余酒后消遣的“话柄”，以致大大损害了全书的价值。这也正是谴责小说终于不能同《儒林外史》那样的讽刺小说媲美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还是先看一下《儒林外史》的结构。有人认为《外史》的结构不好，说是太散漫了，可长可短，不成间架。其实不然。第一，把很多短篇的情节场面串成长篇而为一定的主题服务，这是吴敬梓很了不起的创造。第二，《儒林外史》中每一情节的安排联系，都是经过一番匠心考虑的，不过这里不能一一分析。第三，《儒林外史》的首尾前后的布局皆有其必然的道理，绝对不是偶然东拼西凑起来的产物。等到晚清的谴责小说，就没有如此谨严了。像《官场现形记》，在从甲情节过渡到乙情节的地方，往往非常勉强，确乎有可长可短之嫌，而且有的材料也都是“话柄”，可有可无，甚至有了反而多余。吴沃尧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在行的，他把主人公“九死一生”和几个骨干人物如吴继之、文述农以及几个否定的主要对象——苟才和“九死一生”的伯父——先固定下来，又把做生意的由盛而衰作为主要线索。这就使全书首尾贯串，有了起伏照映，而不至于使全局涣散零乱，也不致信笔所之大跑野马。其最大的毛病还是由于题材上的庞杂造成的：有些材料显然是被硬塞了进去，致使有些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情节毫无必然联系，严重地损害了布局的谨严和集中。所以读者在读此书时，往往随处有“告一段落”的感觉，而在读《儒林外史》时，却给人以一气呵成的印象，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优劣所在了。
当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艺术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这里不过是求全责备之意。试一检《晚清小说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问世的小说，在数量上是非常大的，就连吴氏本人也还写了不下三十种；但是未被时间淘汰的作品却屈指可数，《怪现状》也是巍然长存的作品之一，足见它不论在思想水平或艺术成就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惟本文既是札记性质，也就恕不全面论列了。
附记一
读《我佛山人笔记四种》，发现有两条材料是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所未列入的，现在附记在这里。至《果报》一则，《史料》已载，无须转引了。
辛卯入都，道出天津，访友于水师营。见营兵肃队奏军乐，乐止，寂然无哗。问：“何故？”曰：“供金龙四大王也。大王昨日来，今供于演武厅。”问：“可观乎？”曰：“可。第宜肃穆尔。”导至厅，厅外立披执者七八人，植立屏息，目不少瞬，若木偶然。登厅则黄幔高悬，爇巨烛二，香焚炉中。掀幔以进，得方几一，上设漆盘，盘中一小蛇踞焉。审之，无异常蛇；惟其首方，如蕲州产。以其盘屈故，不辨其修短，细才如指耳。乘友不备，捉其尾。将提起之。方及半，友大惊，力掣余肘，乃置之。迨一脱手，而盘屈如故矣。时李文忠督直隶，委员来拈香，神辄附于营卒，数其无礼。文忠闻之，乃亲至谢过云。此真百索而不可解者。——《趼廛随笔》《金龙四大王》条——
……以吾所见，堂堂显宦之子，明明以嫖死，以色痨死，且死于通都大邑众目昭彰之下，犹得以殉母闻于朝，特旨宣付史馆，列入孝子传者矣，遑论乡曲小人也哉……——《趼廛续笔》《某富室子》条——
前一则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八回前半“笑荒唐戏提大王尾”的本事，后一则即指的是《怪现状》中第八十五、八十六两回所写的陈稚农。另外，蒋瑞藻《小说考证》所引的《缺名笔记》云：
我佛山人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实近日说部中一杰作，不在南亭亭长《官场现形记》下也。书中影托人名，凡著者亲属知友，则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当代名人如张文襄、张彪、盛杏荪及其继室、聂仲芳及其夫人（即曾文正之女）、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铁良、卫汝贵、洪述祖等，苛细绎之，不难按图而索也。
张文襄（即张之洞）和张彪当是第八十二回中所写的侯中丞和侯虎，聂仲芳即第九十回、九十一回中所写的叶伯芬，曾惠敏（即曾纪泽）当然就是书中所写的那位叶伯芬的大舅爷了。而梁鼎芬和文廷式，就是第一百〇一、一百〇二回里面写的温月江和武香楼。至于卫汝贵，疑即第八十三回里的叶军门（这个叶军门也可能指的是叶志超，卫、叶当时皆败于日本），第六十六回中的侯翱初，则据《海上花列传》知为当时上海文人袁翔父。至九死一生之确为吴沃尧本人写照，单从广智书局出版的此书初印本眉批和总批里就能明显地看得出来。兹摘录本书第一百〇八回末批语如下：
上回之觅弟（按，事见第一〇七回，叙九死一生到山东沂水县赤屯庄觅弟经过）为著者生平第一快意事，曾倩画师为作“赤屯得弟图”，旋以迁徙流离，不知失落何所。……
此回之治丧（按，指第一〇八回九死一生到宜昌奔其伯父之丧的经过），为著者生平第一懊恼事。当时返棹，道出荆门，曾纪以一律云：“此身原似未归魂，匝月羁留滋泪痕。犹子穷途礼多缺，旁人讲语色难扪。而今真抱无涯戚，往事翻成不白冤。回首彝陵何处是，一天风雨出荆门。”为录于此，以见此虽小说（原书误作“语”），顾不尽空中楼阁也。
不仅指出九死一生与著者之为一而二、二而一，且保存了一首吴氏的律诗。从前有人替《孽海花》作人名索隐，我以为晚清小说可作索隐者甚多，这些一面使读者知道本事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一面也可供研究近代史的人作为参考。如果把《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也大致索隐一番，也许还不算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吧。而且目前如果不作，再过若干年，说不定就没有人能作了。
附记二
写完《札记》，检读一九五七年一月号《文艺学习》，才发现阿英同志已重新论述过《怪现状》了。且喜拙论与阿英同志的看法大致相同，使自己多少增加了几分自信。特别是阿英同志文中所引的一段“捏粉人”的故事，确能说明吴氏这个人果然是有浓厚的爱国思想的。我这篇《札记》姑且附于骥尾，算做阿英同志那篇论文的补充和注脚可也。
一九五七年九月写于北京西郊
（录自《中国古典小说评论集》，1957年12月北京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