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索隐

［中国香港］高伯雨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沃尧

最近出版排印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书中没有序文，只引了19年前阿英先生的《晚清小说史》里关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段，来做代序。

这部小说，我从1919年会读小说始，一向就爱读它了。阿英先生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实在是包含了一部《新儒林外史》，吴趼人写官僚，未必有超《官场现形记》之成就，但在写当时的洋场才子上，确是成功……如他写一个苏州的画家，专门偷人家的诗题画，算是自己的著作……”这是说得对的。他写官场的黑暗及其怪状，确没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那么成功，但他这部小说是写社会一般的怪现状的，有时不知不觉就形容得过火。周树人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中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杂集‘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这评论是很精当的。不过吴沃尧写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比李伯元的比较紧严，所以称它为《新儒林外史》也可以。

此书的人物很多，又极复杂。人物中，有很多是作者捏造出来的，但又有很多却是实有其人。记得1941年我在香港问叶恭绰先生，该书所写的旗人苟才（狗才的谐音）到底是哪一个人。叶先生熟于晚清人物掌故，但他说苟才可列入吴趼人捏造这一类的。此书的人物既然那么多，而又是很有趣的，读者必会起了个疑问，好像我问叶先生苟才是什么人一样的。我在初读该书之时，对于叶伯芬、焦侍郎、裘致禄等人，都不知道是谁。后来年事较长，读书较多，才一一给我考证出来。诚如阿英先生说：“但此书并非全无所本，蒋瑞藻《小说考证》引缺名笔记说此书云：‘书中影托人名，凡著者亲属知友，则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当代闻人如张文襄（按：张之洞）、张彪、盛杏荪（按：盛宣怀）及其继室，聂仲芳及其夫人（即曾文正之女）、太夫人，曾惠敏（纪泽）、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铁良、卫汝贵、洪述祖等，苟细读之，不难按图而索也。’此中有人，固呼之欲出也。”

关于作者吴沃尧的历史，阿英先生的《晚清小说史》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初发表于《新小说》（1902）。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元年（1909）先后印成单本八册，厘为四卷。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其在二十年中所见所闻事，所记极为广泛。故先写九死一生在官家做事，后又写其为官家经营商业，以店铺遍全国也，又时时至各处察看。二十年中，始终在船唇马背衙门店铺中生活，因而各种事件，均易于联系。至全书将尽，又布置一商业上大失败局面，使九死一生不得不走，而故事遂于此戛然而止。此干线布置的可谓极精当，在结构上优胜于李伯元处当在此。……”

至于吴趼人的历史，阿英先生书中说得很简略，只引李怀霜在《天铎报》所作的《吴趼人传》称其“生负盛气”及“其富材艺，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伎，亡所不能，亦无所不精”。现在我从李氏所作的传，用语体文译写出来给读者参考：

吴沃尧字小允，又字趼人，是广东佛山人，因此自署“我佛山人”。他的祖父吴荣光以翰林出身，精于金石、书法，为海内大收藏家之一。他的父亲允吉，在浙江做候补巡检，死在任上。死时，以其遗产数千金交给他的弟弟（沃尧的叔父，小说里写作伯父）管理，但给他拿去捐官用了。他的另一个叔父在北京逝世，趼人便打电报问他的做官的叔父，三次都没有复电。过了一个月，叔父电来了，说的是兄弟既已分家，不管这许多事了。他很生气，便向江南制造局借了几个月薪水（每月八元）到北京带了他叔父的遗孤二人回故乡。后来他在汉口美国人所办的《楚报》任主笔，遇到美国排华工之事发生，他愤恨美国人虐待华侨，辞职归沪，与华侨共筹抵制美国之策，他善于演说，于是以演说激动同胞，劝同胞不要与美国人合作，促美国人觉悟。受他感动的有数十人之多，他们都是受雇于美商的，都纷纷辞职他去了。他的小说有十几种，最为人所爱的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盖低回身世之作，根据昭然”也。1906年阴历9月19日死于上海，年44岁。死后靠各方面的朋友赀助才能办理身后事。

这是吴趼人的简单历史。我们看到他毅然脱离美国人的报馆，不肯做他们的传声筒，这是何等有正义感，何等的爱国啊！

名画的故事

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五回“评骨董门客巧欺”，这一段故事是极有趣的。书中人文述农对“我”（此人乃书中的主人翁，据说就是吴沃尧本人）说扬州盐商买古画的事。有人拿一幅画去卖给盐商，要价一千银子，盐商的门客要他二成回佣，那人不肯。门客说，如不就范就买卖不成。

我们现在且看那门客怎样破坏这件买卖来从中取利了。盐商见了那幅画很好，就说一千银子不贵。“那门客却在旁边说道：‘这幅画虽好，可惜画错了，便一文不值。’东家问他怎样画错了。他说：‘三颗骰子，两颗坐了六，这一颗还转着未动，喝骰子的人，不消说也喝‘六’的了。他画的那喝骰子的张开了口，这‘六’字是合口音，张开了口，如何喝得‘六’字的音来？……”（照原文）于是东家不买了。卖画人一场没趣，只得又去求那门客设法子。这回门客可拿腔作势了，他非要三成回佣不可。我们现在看他怎样挽回吧。

他却拿了这幅画，仍然去见东家，说：“我仔细看了这画，足值千金。”东家问有甚凭据。他说：“这幅画是福建人画的，福建口音叫‘六’字，犹如扬州人叫‘落’字一般，所以是开口的。他画了开口，正是所以传那个‘六’字之神呢。”他的东家听了，便打着扬州话“落落”的叫了一两声，果然是开口的，便乐不可支，说道：“亏得先生渊博，不然几乎当面错过！”马上兑了一千银子出来，他便落了三百。（照原文）

宋人张择端写的那幅《清明上河图》，据明人徐树丕的《识小录》说：“汤裱褙善鉴古，人以古玩赂严世蕃，必先贿之。世蕃令其辨真伪，得其贿者，必曰真也。吴中一御史，偶得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临本，馈世蕃，而贿不及汤。汤直言为伪。世蕃大怒。……余闻之先人曰：《清明上河图》……中有四人樗蒲，五子皆六，而一子犹转。其人张口呼‘六’。汤裱褙曰：‘汴人呼“六”当撮口，而今张口，是操闽音也，以是识其伪。’……”（按：汤裱褙确有其人，名勤，苏州著名的裱画匠。他死后的坟墓在苏州横塘汤家山，但早已无遗址可寻。苏州士人误指汤渭父母之墓为汤裱褙之墓，贻误。光绪十年九月廿二日，金石家叶昌炽曾说土人误指为汤勤之碑，实则为成化年间的汤渭父母之墓。见《绿督庐日记钞》。）

二十年来，我读过很多明、清人的笔记，都有这样相似的故事，我猜一定是有所本的。关于画家呼“六”传神这件事，最有趣，这不止见出我们的艺术家一支活生生的笔能写其真，同时，赏鉴家也细心到能从其中辨出真伪，这种赏鉴家也是了不起的（姑勿论他受贿）。

我记得宋朝有过这件相同之事，与苏东坡、李公麟有关的。这两人都是宋代伟大的艺术家。其事极有趣。岳飞的嫡孙岳珂，于南宋年间著有《桯史》，其卷二有一则《贤巳图》云：

元祐间，黄、秦（按：黄山谷、秦少游）诸君子在馆，暇日观画。山谷出李龙眠（即李公麟）所作《贤巳图》，博弈樗蒲之俦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黑而一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皆变色起立。纤态度，曲尽其妙，相与叹赏，以为卓绝。适东坡从外来，睨之曰：“李龙眠天下士，雇乃效闽人语耶？”众咸怪，请其故。东坡曰：“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龙眠闻之，亦笑而服。

这是李公麟一时失察，没有留意到这一层，给苏东坡指出的趣事。后人就把这件事辗转相传，便走了样了。

在岳珂的同书中第四卷，有《寿星通犀带》一则，说到太监因得不到贿赂，破坏了古玩客的一件趣事，因与盐商的门客之事颇相类，附述于此。

话说宋高宗禅位给孝宗后，孝宗买很多珍品去巴结太上皇。恰好北方有一商人拿了通犀带一条，托一个太监进呈孝宗。带共十三，皆透明，有一寿星扶杖立。孝宗甚喜，打算正月初一进上父皇。此带索价十万缗，也答应了。另一太监向那商人索贿不得，他就对孝宗说，凡寿星的拐杖，必高过人的头，现在这一个的杖，只及人身之半，这是不祥之物也。孝宗视之果然，就不要了。此带终于在国内卖不去。这太监虽然进谗，但他的鉴赏能力甚高，尚可取。

旌表“孝子”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五回“恋花丛公子扶丧”和第八十六回“旌孝子瞒天撒大谎”，都是写清末一个大官僚的公子从云南送他的母亲的灵柩归故乡，一路从汉口吃花酒吃到上海，终于在上海恋着一个妓女林慧卿，把痨病弄得更加深重了，他还在妓院养病，不肯迁出去，结果死在上海。

这个风流公子死了后，因为他的父亲是方面大员——一省的藩司，上海那一班官僚就和他出了个知启，说他以身殉母，预备奏上朝廷，请旌“孝子”。这两回的内容大略如此。

在旧时代的社会里，上下互相欺骗蒙混，于是孝子节妇多到不可胜数。一乡一县出了个孝子、节妇，地方官报上朝廷，皇帝照例下个谕旨，教邻县或邻省的地方官去查一下是否属实。奉命调查的官员，无非向当地的绅士、父老查询，他们就算不受了出孝子、节妇之家的贿赂，也得为了桑梓之光死劲说确实有这回事的。调查的官员只得据实复奏，于是一乡一里的牌坊就林立，好像摆阵一般了。如果揭穿孝子节妇的内幕，也是儿戏得很的。

吴沃尧生平最恨这种吃人的礼教，他在《怪现状》一书中，遇到有机会他就攻击之不遗余力，例如五十六回“翻新样淫妇起牌坊”就是他讥讽社会的虚伪的礼教。

现在我先把吴沃尧所描写的那个“孝子”陈稚农的趣事摘抄一些来。书中的主人公——“我”正在上海做买卖，他认识云南藩台的公子陈稚农从云南带了一批白铜到上海，就想买他的。

我道：“他（指陈公子）这回是运他的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厘上税的。从云南到这里，就是那一笔厘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继之道：“他是个官家子弟，扶丧回里，怎么沿途赴席起来？”我道：“岂但赴席，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

后来“我”查出陈稚农住在妓院养病，也曾介绍过一个中医去给他诊治。看过一次后，那医生便来谢绝介绍人，说这个公子哥儿本来没有什么大病的，只是色痨，如果他肯清心寡欲，搬回自己的旅馆养病，三两个月就会调理好的。过了不久，陈稚农真的病死了。“我”在书中把上海那班官僚给死人弄的知启写了出来，其文如左：

稚农孝廉，某方伯之公子也，生而聪颖，从幼即得父母欢。……方伯历任各省，孝廉均随任……以故未得预童子试……某科方伯任某省监司，为之援例入监，令回籍应乡试。孝廉雅不欲，曰：“科名事小，事亲事大，儿不欲暂违色笑也。”方伯责以大义，始勉强首途。榜发，登贤书。孝廉泣曰：“科名虽侥幸，然违色笑已半年余矣。”……越岁，入都应礼闱试，沿途作思亲诗八十章，一时传诵都下，故又有才子之目。及报罢，即驰驿返署，问安侍膳，较之夙昔，益加敬谨……去秋，其母某夫人示疾，孝廉侍奉汤药，衣不解带，目不交睫者三阅月。及冬遭大故，孝廉恸绝者屡，赖救得苏，哀毁骨立。潜告其兄曰：“弟当以身殉母，兄宜善自珍卫，以奉严亲！”兄大惊，以告方伯。方伯复责以大义，始不敢言。然其殉母之心已决矣。故今年禀于方伯，独任奉丧归里，沿途哀泣，路人为之动容。甫抵上海，已哀毁成病，不克前进，奉母夫人柩厝于某某山庄，己则暂寓旅舍。……至某月某日，竟遂其殉母之志矣！临终遗言，以衰绖敛。呜呼，如孝廉者，可谓孝思不匮者矣！查例载：孝子顺孙果有环行奇节，得详具事略，奏请旌表。某等躬预斯事，不便湮没……伏望海内文坛，俯赐鸿文钜制，以彰风化。无论诗文词诔，将来汇刻成书，共垂不朽，无任盼切！

“我”的朋友吴继之看了还好，但“我”看了差不多肠都笑断了。继之问他笑什么，“我”道：“大哥没有亲见他在妓院里那个情形，对了这一篇知启自然没得好笑。”

读者读过这两回的小说，然后读这个知启，果然是会笑断肠的。读后，他们也许会说吴沃尧造谣，天下哪里会有这种事的！然而确有其事，确有其人！这个“孝子”“才子”是清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儿子，名叫岑德固，字子恒（他的兄弟岑德广，字心叔，汪精卫组伪府于南京，曾一任“次长”，今隐居香港，六十多岁了），在小说里叫陈农。他在汉口死时，吴沃尧恰好在汉口一家美国人开的报馆做事，他知得此事是颇为清楚的，他写入小说不算，还在他的笔记《趼廛续笔》卷二记云：

以吾所见，堂堂显宦之子，明明以嫖死，以色痨死，且死于通都大邑众目昭彰之下，犹得以殉母闻于朝，特旨宣付史馆，列入孝子传者矣，遑论乡曲小人哉！

文中没有说明这个“孝子”是谁，但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陈稚农事相合。书中的“方伯”就是藩司的别称。岑春煊以门荫出来做外官，首先就在广东做藩司，所以书中说他是云南方伯，岑春煊是做过云贵总督的，宦历也相合。岑德固是春煊元配刘氏所生的一子，二十三岁，春煊便给他捐了个京官，后来回乡应试，中了举人，和“知启”所说的相符。他的母亲向来有痰病的，他奉父命送母往湖北养病，她一到汉口就死了。外间就传说德固自以侍药无状“遂以身殉”。其实内幕就是如吴沃尧所说的。德固著有绝命词一首，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他将死前还上书他的叔父春蓂（时在湖北为道台），说自己种种不孝，不值得归见先人，请掷尸江中云云。当时的人给这个“孝子”做的知启是这样说过的。其时湖北的大官张之洞、端方等人就上奏清廷，请旌表“孝子”，并把他的事迹宣付史馆。

大名士李玉轩

晚清四大小说是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曾孟朴的《孽海花》和刘鹗的《老残游记》。这四部名著中，写洋场才子、名士写得最出色的，当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第一。

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所描写的人物，如其人有秽德的，就用谐声来隐射他的名字，假如没有的话，就多直书其名或字，有时只说到他的官衔就算了事。用谐声影射之法，在旧小说中时常见到的，曾孟朴的《孽海花》，书中的人物几乎全是采用这个方法，例如陆仁祥为陆润庠，马美菽为马眉叔（即马建忠）等是。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一回所写的那个洋场名士李玉轩，是有其人的，作者用谐声去影射他的别字。这件事说起来颇有趣的。

书中的主人公“我”（这个“我”就是著此书的“九死一生”，其实就是吴沃尧本人）从乡间带了母亲和一位堂姊到了上海，在客栈里住着候船入南京。他忽然听到有争吵打架之声，便走出去看个究竟。“只见两个老头子在那里吵嘴，一个是北京口音，一个是四川口音。那个北京口音的攥着四川口音的辫子，大喝道：‘你且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说了饶你！’一面提起手要打。那四川口音的道：‘我怕你了，我是个王八蛋！我是个王八蛋！’北京口音的道：‘你应该还我钱么？’四川口音的道：‘应该应该！’北京口音的道：‘你敢欠我丝毫？’四川口音的道：‘不敢欠！不敢欠！回来就送来！’北京口音的一撒手，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也的去了。北京口音的冷笑道：‘旁人恭维你是个名士，你想拿着名士来欺我！我看着你不过这么一件东西，叫你认得我！’……”

“我”和那个北京口音的请教起来，原来他们是有点亲戚的，那个人名叫王伯述。“我”就问欠他钱的名士是什么人，王伯述说他名叫李玉轩。李玉轩是影射同（治）光（绪）年间的大诗人李芋仙（名士，四川忠州人），“玉”与“芋”同音，“轩”与“仙”的音也差不多，而且又是四川人。王伯述骂他是臭名士，那是一点都不错的。且借王伯述口中说出李玉轩是怎样的一个人吧。

伯述道：“他么，他是一位大名士呢！叫做李玉轩，是江西的一个实缺知县，他同我一般的开了缺了。”我道：“他欠了姻伯书债么？”伯述道：“可不是么。这种狂奴，他敢在我跟前发狂，我是不饶他的。藩台、抚台也怕了他，不料今天遇了我。”我道：“怎么抚台也怕了他呢？”伯述道：“说来话长。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门，却带了鸦片烟具在官厅上面开起灯来。被藩台知道了就很不乐意，打发底下人去对他说：“老爷要过瘾，请回去过了再来，在官厅上吃烟，不像样！”他听了这话，立刻站起来，一直跑到花厅上去。此时藩台正会着几个当要差的候补道商量公事。他也不问情由，便对着藩台大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不准吃烟！你可知我先师曾文正公的签押房我也常常开灯。我眼睛里何曾见着你来！你的官厅，可能比我先师的签押房大？……”藩台不等说完，就大怒起来喝道：“这不是反了么！快撵他出去！”他听了一个“撵”字，便把自己头上的大帽子，摘了下来，对准藩台面摔了过去，嘴里说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你配摔我！我的官也不要了！”那顶帽子不偏不倚的，恰好打在藩台脸上。藩台喝叫拿下他来，当时底下人便围了过去，要拿他，他越发发了狂，犹如疯狗一般，在那里乱叫。亏得旁边几个候补道把藩台劝住，才把他放走了。他回到衙门，也不等后任来交代，收拾了行李，即刻就动身走了。……

李玉轩是这样丢了个知县大老爷的。于是他就溜到上海充名士。

王伯述说他：

“他到了上海来，做了几首歪诗登到报上，有人恭维他是什么姜白石、李青莲，所以他越发狂了。”我道：“想来诗总是好的？”伯述道：“也不知他好不好，我只记得他咏自来水的一联是：‘灌向瓮中何必井，来从湖上不须舟。’这不是小孩子打谜谜儿么？这个叫做姜白石、李青莲，只怕姜白石、李青莲在九泉之下要痛哭流涕呢！”

作者这一描写，可把李芋仙挖苦得透了。

李芋仙确是曾国藩的学生，有诗才，有狂态。他把知县官丢了，确实有点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子的。他到了上海后，时时拿诗交给《申报》的主笔王紫诠（即天南遁叟）登刊，两人的交情日见浃洽。他在上海住了三年，轶事流传得很多。大概他死后不久，吴沃尧才到上海的（芋仙死于光绪十一年即公元一八八五年，年六十五岁），因此作者在上海必定听到关于他的许多趣事（友人包天笑先生，今年已八十一岁，现在卜居香港，他曾对我说，他年轻时见过吴沃尧，他喜欢用一本簿子把奇奇怪怪的事记录起来，遇到写小说时，就拿来做材料）。他的《我佛山人笔记》有一段说：“李芋仙游上海时，每出，必令仆人携溺器相随。其溺器盛以红木匣。一日，入妓院，仆照例携往，至则置于妓室中。及李欲溺，大索溺器不得，呼仆问之，则云已送堂中婢媪，问之又无有。喧嚷良久，乃得之于衣笥中。盖婢媪辈素未经见，疑为贵品，故代珍藏之也。”

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也记此事，不过把溺器易为马桶。《南亭笔记》又记李芋仙在藩台衙门吸鸦片烟，因此去官。大概这些事都是真的。

李芋仙的生平，在黎庶昌给他所作的墓志说得颇详细，黎说：“君本旷达士，不拘行检。”他是死在上海的，由上海县莫祥芝（大金石家、古文家莫友芝之弟，友芝也是曾国藩的门生）经纪其丧，葬之于南昌城外。

芋仙著有《天瘦阁诗半》六卷，《天补楼行记》一卷。他的朋友吴熙序其《天瘦阁诗半》有“君以狂夺官，侨居上海三年，上海南北绾毂，涂于斯者，达官秀民，无日不有，是惟非士人；士人，则无不知李芋仙者。”

可见李芋仙之为人确是狂的，但不如吴沃尧所说的那样不堪，芋仙虽狂，可绝不下流。作者把他写成这样，并非对芋仙有菲薄之意，不过借此来形容洋场上那班臭名士罢了。

张之洞、张彪、洪述祖

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四回“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这一回的下半回目的事，将见另文，上半回的与八十三回的“误联婚家庭闹意见，施诡计幕客逞机谋”是有关联的。这一回有半的故事很有趣，作者用全副精神去描写，在这部小说中是一精彩绝伦的地方。

这个故事的人物颇为复杂，计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张的嬖人，湖北提督，兼第八镇统制的张彪（溥仪在天津居住的张园，即每年以五万元向张彪后人租用的）；有诡计多端，主持暗杀宋教仁的洪述祖，还追溯到洪述祖在甲午中日战争时的一件有趣的事。这些故事都很长，我不便照原文全盘录下来，只好先把小说中的大意略说一下，然后再把他所影射的人物说出来。读者如觉得有趣，不妨再找原文去读读。

话说书的主人公“我”到了汉口，他们字号里的经理吴作猷置酒为他接风，便向他说出了现任镇台娶现任抚台的小姐做太太的一段故事。

原来湖广总督是姓侯的，抚台姓言，镇台也姓侯。那位侯制军本是北方人，做过福建巡抚。那时候，侯镇台在福州当学徒，给制军看上了，便叫他把原来的姓朱改为姓侯，原名叫狗，改为虎，于是朱狗便变成侯虎了。侯虎跟了侯制军到湖广总督任上，一帆风顺，由制军一手提拔他，做到提督，是一品的武员了，所以非常感激制军。

所指的侯制军即张之洞，侯虎是张彪。世传之洞是猴子转生，因此作者即以侯字来做他的姓。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时，就赏识了张彪，后来带他到广东，又到湖北。本来一省的提督与总督是平行的，但张彪事之洞唯谨，绝不敢搭敌体官的架子。

侯镇台的太太本是侯制军的丫头，忽然死了。恰好有一天，侯制军和湖北巡抚一班人在黄鹤楼吃酒。言巡抚吃了几杯，一时高兴，竟然把女儿许给侯镇台做填房太太。这样一言为定，亲就结上了。却苦了言中丞，一回到家，就给太太一连唾了他几口，骂道：“我的女儿虽然生得十分丑陋，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更不至于去填那个臭丫头的房！”但老爷在制军面前亲口许下了，太太不肯，怎么办？看看迎娶有日了，急得了不得。言中丞只好和他的心腹洪太守商量。这个洪太守就转介绍一个姓陆的观察（即道台）去给言中丞设计。陆观察便把自己得宠的丫头碧莲认作义女，送给言中丞权充小姐，嫁给侯虎。于是陆观察有了这种种关系，官运就亨通了。

陆观察指的是洪述祖，字荫之，是洪北江的后人，他在朝鲜时就和袁世凯认识，也曾在叶志超慕中为“军师”，言听计从。宋教仁一案发生后，一直到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才把洪述祖拿到，解往北京受审，判决绞刑。

像这样卑污龌龊的事，在旧日官场中是司空见惯，毫不为奇的。吴沃尧写到陆观察，就分出一笔来说一下他的出身。说他是一个不第秀才，叶军门（指叶志超）请他做文案，恰值中日失和，叶军门带兵驻扎朝鲜的平壤。后来日本把平壤团团围住，叶军门吓杀了。陆观察就教他写信给日军，愿意投降，只求他的大军让开一条路，等他带了大军退出。叶军门道：“这怎样对上头说呢？”陆观察道：“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打了败仗，还能保存士卒，不失军火，总没甚大处分；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叶军门一想不错，就叫他起个信稿，由他照样描起来。描到一半，陆观察忽然说信中有个漏洞，重新来过。信送出后，日本兵果然让路给他全军而退。事后，陆观察就向叶军门借四万两银子为回国川资。叶军门当然不肯，他就在怀中取出叶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原来他第二封信内加入了“久思归化，惜乏机缘”两句。可怜叶军门不识字，糊里糊涂的照样描了。他却把第一封发了，留下这第二封，现在拿出来逐字逐句解给叶军门听。结果给他诈了三万银子，他到北京捐了个道台，是观察大人了，就到湖北候补。

这件事未免太过儿戏一点，洪述祖在叶志超幕中曾劝志超全军而退，那是有这件事的，但并无求日本人让路之事。

曾国荃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回、第七回和五十九、六十回都是写曾国荃在两江总督任内的事。第五回说：

继之道：“晌午时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拆开一看，却是制台衙门的幕府朋友送来的，信上问我几时在家，要来拜访。我因为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对来人说，我本来今日要回家，就请下午到舍间谈谈罢。打发来人去了，我就忙着回来。还未坐定，他就来了。我出去会他时，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因问他道：‘莫非是那一位同寅的喜事寿日，大家要送戏？若是如此，我总认一个份子，戏是不必点的。’他听了我这话，也好笑起来，说点这个戏。我问他到底是甚戏，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的是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的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晓得了，因此问他是甚意思。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我下来，走到旁边贴摆着的两把交椅上两人分坐了。他附着我耳朵说道：“这是得缺的捷径一条。若是要想那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实的价钱，若是署事，还可以便宜些。”我说：“大哥怎样回报他呢？”继之道：“这种人那里好得罪他，只好和他含混了一会，推说此刻初接大关，没有钱。……”我说：“果然奇怪，但是我闻得卖缺虽是官场惯技，然而总是藩台衙门里做的，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呢？”继之道：“这有个什么道理？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做得；只是开了价钱，具了手折，到处兜揽，未免太不像样了！”……

这个吴继之是书中的主角之一，那时他正在南京下关当个差事。第七回，吴继之又说：

……这个大帅是军功出身，从前办军务的时候，都是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跟着他出生入死。如今天下太平了，那些亲兵……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还跟着他做戈什哈。你道为什么呢？只因这位大帅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所以他们死命的跟着，好仗这个势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还有一层，这位大帅因为办些军务，与士卒同甘苦，所以除了这班戈什哈之外，无论何等兵丁所说的话，都信是真的。久而久之，他这个脾气叫人家摸着了，就借了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使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使，只要认识了几个兵丁，嘱托他到了晚上觑着他老人家出来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吴某人怎样好，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么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给我差使的了……

继之所说的制军，就是两江总督曾国荃。后来继之做了江都县知县，因为不肯给钱那个制军的戈什哈，继之的县大老爷便丢掉了。第五十九回是这样写的：

原来今年是大阅年期，这位制军代天巡狩到了扬州，江、甘两县自然照例办差。……述农查了老例去开销一切，谁知，那戈什哈嫌钱少，退了回来。述农也不和继之商量，在例外加丰了点送去，谁知他依然不受。述农只得和继之商量。还没有商量定，那戈什哈竟然亲自到县里来，说非五百两银子不受。继之恼了，便一文不送，由他去。那戈什哈见诈不着，并且连照例的都没有了，那位大帅向来是听他们话的，他倘去说继之坏话，撤他的任，倒也罢了，谁知后来打听得那戈什哈并未说坏话。……

接着第六十回说：

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沐恩等向吴令借五百银子，他居然回绝了，求大帅作主。……”那大帅听了，又是奇怪，他不责罚那戈什哈倒也罢了，却又登时大怒起来说：“我身边这几个人，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来的，好容易有了今天，他们一个个都有缺的，都不去到任，都情愿仍旧跟着我，他们不想两个钱想什么？区区五百两都不肯应酬，这种胡涂东西还能做官么？”也等不及回省，就写了一封信专差送给藩台，叫撤了吴令的任，还说回省之后要参办呢。

以上五回里面的那个两江总督，就书中的时代和他的行事来看，实系影射曾国荃。章华的笔记说国荃晚年任两江总督时，最喜欢微行，有时好几日不回衙门，甚至与其侄孙广钧一起微行到汉口，偷看张之洞阅兵。这件事是曾广钧亲自对章华说的。光绪年间，以讨平太平天国有“奇功”而曾任两江总督者为曾国荃，这六回里写的那个制军，无疑就是他了。文廷式最留心掌故，他的《知过轩随录》说：

沅浦（按国荃之字）晚年为江督，贿赂公行，女眷用事。一营之兵，不过百五十人，分栈一差，应酬督署干脩，每年万二千两。昬德如此，而日事鬼神，吾以高骈比之，闻者皆深以为允。

可见国荃在两江任内是这样糊涂的。清廷因为他有“平乱”之功，就派他到南京坐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写他纵容兵丁，及信任亲兵的话，并没有一点冤枉他的。其实晚清的大官僚没有一个不枉法贪污的，作者所写的曾国荃，不过是其中之一个罢了。

聂缉椝与曾纪芬

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差池臭味郎舅成仇，巴结功深葭莩复合”，和第九十一回“老夫人舌端调反目”，都是描写曾国藩的女婿浙江巡抚聂缉莩（字仲芳，湖南衡山县人）和他的太太曾纪芬的一段故事。小说中以叶伯芬隐射聂仲芳，写他拜妓女为师母，因此才官运亨通起来。书里说叶伯芬是一位“赫赫侯门的郡马”，因为不长进，被大舅爷（即国藩长子曾纪泽，纪泽以光绪四年七月充任驻英国法国钦差大臣）瞧不起，大舅爷到了英国，他以为彼此亲戚，一定破格照顾的，怎知道千山万水到了伦敦，大舅爷给他一个不理，勒令他回国，因此恨大舅爷刺骨。后来大舅爷任满回国，依然红极一时，他只得尽力巴结大舅爷，希望做个大官。

第九十一回写叶伯芬夫妻吵嘴，原来叶伯芬拜福建巡抚赵啸存做老师，就不得不拜那个婊子出身的太太做师母，叶太太是金枝玉叶的侯门小姐，怎肯拜妓女做师母呢，因此夫妻就争吵起来。叶老太太才走来解围，派儿子不是。后来又对媳妇解释伯芬不是在妓院拜她做师母，而是她的丈夫升了巡抚后才拜的，朝廷既已承认她是命妇，她此刻是嫁龙随龙，嫁虎随虎了。这一番话，说得媳妇哑口无言，才承认自己过失，连忙赔不是。这一回描写得很是有声有色，为全书中一极精彩部分。

关于这两回的故事，我要详说一下。曾纪泽出使英法时，委派他的妹夫陈远济为二等参赞官，纪泽对慈禧太后说：“陈远济系臣妹婿，臣敢援古人内举不避亲之例，带之出洋。缘事任较重，非臣亲信朋友素日深知底蕴者，不敢将就派之。陈远济系原任安徽池州府知府陈源兖之子，陈源兖随江忠源在安庆庐州殉节，乃耿介忠荩之臣，远济系其次子，操守廉洁，甚有父风。”（见纪泽召对日记）其时，聂仲芳也请求跟大舅爷一起出洋，纪泽予以婉拒。是年九月十五日，纪泽在日记中记云：

午饭后，写一函答妹婿聂仲芳，阻其出洋之请。同为妹婿，絜松生（远济之字）而阻仲芳，将来必招怨恨。然数万里远行，又非余之私事，势不能徇亲戚之情面，苟且迁就也。松生德器学识，朋友中实罕其匹，同行必于使事有益。仲芳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又性根无定，喜怒无常，何可携以自累？是以毅然辞之。

对仲芳大有微词，看来仲芳是一个纨绔子弟，毫无出息的人物了。（小说中也说到那位大舅爷“每日必写日记，提到他那位叶妹夫，便说他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一无所长；又性根未定，喜怒无常”云云，与纪泽日记中所说的相同，大概是录自他的日记的。）但纪泽所赏识的陈松生，后来的事业，远不如这个轻浮、纨绔习气甚深的聂仲芳，这倒是曾纪泽所不及料，也不及见的。（纪泽死于光绪十六年，其时仲芳只官苏松太道，十九年升浙江按察使，廿二年迁江苏布政使，廿五年护理江苏巡抚，授安微巡抚，廿九年调补浙江巡抚。）

曾国藩向来有知人之名，何以自己选择的女婿偏偏是“纨绔习气，喜怒无常”的公子哥儿呢？左宗棠尝说过：“曾文正自笑‘坦运’不佳，于诸婿中少所许可。”（见致李兴锐书）那又似乎聂仲芳真是纨绔一流人了。

费行简（王湘绮学生，一九五五年死于上海，年八十余，时为文史馆馆员）的《近代名人小传》初版的一部，说曾国藩以聂仲芳端悫，妻以季女，“当官和谨，至浙日，突弹罢不职文武多人，群吏大惊，怨以作，然在当世官吏中，尚足称廉静。”这样说来，仲芳也许不至如《怪现状》所说的那么卑鄙了。（老实说，仲芳并不是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人，费行简所下的评语，尚可当之无愧。）到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四月该书的第六版（初版刊于民国八年，平均每年一版，可见销路尚佳，今绝版已久，成为珍本书了。）忽然又有一说，与初版的大不相同，不知是否作者所改易，现在摘录如左，以便读者参考。

字仲芳，衡山人，曾国藩婿也。官至苏松太道，擢至安微巡抚，移浙江，被弹开缺，家于沪上。近人所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诋缉椝甚丑，然皆事实。……湘绮尝言，涤翁（国藩字涤生——引注）有知人鉴，而馆甥乃若是才，殊令人失解。张雨珊曰：“是何足异，妇欲庄，婿欲和，宋人格言也。”聂仲芳至拜妓女，其私岂人所及哉！

对仲芳又大加讥讪了。

纪泽初时拒绝带仲芳出国，到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又打电报回国，招仲芳去了。曾纪芬的《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光绪八年壬午一条有云：

初惠敏（纪泽谥号——引注）之出使也，中丞公（指仲芳，因其官至巡抚——引注）本有意随行，以陈氏姊婿在奏调之列，未便联翩而往，不果。及本年春间来电调往，则以堂上年高，不听远离，余又方有身，不克同行，复不果。郭筠老（郭嵩焘，字筠仙，为纪泽上任之驻英法公使——引注）曾为往复代酌此事，其手函尚在。

据此，则纪泽后来改变对仲芳的观感，又招他到外国了。大概仲芳为人不至如小说所描写的那么坏吧。

关于聂仲芳的事，也可以一说。他虽是曾家的女婿，但曾家对他似乎没有大力予以提携，倒是曾国藩的对头左宗棠特别予以照顾。光绪八年，仲芳以在江宁帮办营务处差，月支薪水八金，全恃湖北督销局差月薪五十两（湖广总督李瀚章招呼的）为生活，用度不继。这时候，左宗棠做两江总督，曾纪芬就向宗棠的儿媳妇示意，请宗棠给仲芳一个好差使。宗棠即于是年委仲芳为上海制造局会办。总办是李兴锐，他不想仲芳到差，只送干薪，宗棠不允。兴锐以纪泽日记中对仲芳有不满之词为疑，宗棠复书解释，说仲芳有志西学，所以令他入局学习，并云：

日记云云，是劼刚（纪泽之字——引注）一时失检，未可据为定评。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仲芳能，则进之，不能，则禀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攻之讦之，俾有感奋激励之心，以生其欢欣鼓舞激励震惧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弃为废材，而阁下有以处仲芳，亦有以对曾文正矣。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终凶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

仲芳得到宗棠的照应，才扶摇直上，做到浙江巡抚，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奉旨开缺，后来卜居上海，斥资兴学（办聂中丞公学），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逝世。他的儿子聂其杰（字云台），在二十年前是上海实业界中闻人，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死于上海，年七十四岁。曾纪芬死于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年九十一岁。她的自定年谱是她的女婿瞿兑之笔录的，出版于民国二十年。

曾纪泽日记有两种，申报馆铅印的叫作《曾侯日记》，《曾惠敏公全集》本的叫作《曾惠敏公使西日记》，这两种日记后来印的都不见指摘仲芳之语，大概是仲芳显贵，曾氏后人不好意思把先人的日记中这些话公开了。

活财神胡雪岩

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三回“设骗局财神小遭劫”，是写同治光绪年间一个大商家胡光墉的轶事。光墉字雪岩，杭州人，他是我国第一个经手借外债的商人，当日他的财力可以影响全国，声势很是煊赫。到光绪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他的钱庄阜康号倒闭了，举国震惊，于是一蹶不起。但他在杭州所开设的胡庆馀堂药材店，到现在还存在，后来又在上海设有分号，讲究中药的人，非用胡庆馀堂的药不可的。

关于胡雪岩的出身，一百年来，言者不一，现在我先摘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说的，再录其他与此相近者和胡氏的一些有趣的事，以为小说资料及谈助。（据阿英先生所编的《晚清戏曲小说目》第八十三页，有《胡雪岩外传》小说一种，共十二回，光绪廿九年［一九〇三年］爱美社刊行。作者署名大桥式羽，恐系托名日本人。又据我所知，往年上海出版有一部《胡雪岩演义》，也是十二回，作者陈得康，写胡氏奢侈举动和他的家中琐事）吴氏的小说云：

（“我”回到上海）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十分紧急。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德泉道：“这位大财东，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按：“古”即胡字之一边，“雨山”则雪岩也）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候补知县，往来得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太爷要紧用二百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店里偷了二百银子给他。

后来查出是他偷的，连累保人，店里便把他赶走了。他失业了好几年，碰巧那候补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个钱庄，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

这是小说里面胡雪岩起家的小史，大致是可信的。四川宜宾人陈代卿（字云笙，咸丰十一年举人，同光间官山东州县，近代大史学家柯凤荪就是同治四年他署理胶县时所取的生员。）所著的《慎节斋文存》卷上，有胡光墉一篇，所说的很近事实，节录如左：

浙江巡抚王壮烈公有龄，幼随父观察浙江，父卒于官，眷属淹滞不能归，僦居杭州。一日，有钱肆夥友胡光墉见王子而异其相，谓之曰：“君非庸人，胡落拓至此？”王以先人宦贫对。胡问：“有官乎？”曰：“曾捐盐大使，无力入都。”问需几何，曰五百金。胡约明日至某肆茗谈。翌日王至，胡已先在，谓王曰：“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大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以子，速入都图之。”王不可，曰：“此非君金而为我用，主者其能置君耶？吾不能以此相累。”胡曰：“子毋然，吾自有说……请放心持去，得意速还，毋相忘也。”王持金北上，至天津，闻有星使何侍郎桂清赴南省查办事件，乃当年同砚席友也。……即投刺谒之，何见王惊喜，握手道故，欢逾平生。问何往，王告之故。何公曰：“此不足为，浙抚某公吾故人也，今与一函，子持往谒，必重用，胜此万万矣。”王持书谒浙抚，抚军细询家世，即以粮台总办委之。王得檄，乃出语胡，取前假五百金加息赏之，命胡辞旧主自设肆，号曰阜康。王在粮台积功保知府，旋补杭州府，升道员，陈臬开藩，不数载简放浙江巡抚。时胡亦保牧令，即命接管粮台，胡益得大发舒，钱肆与粮台互相挹注。胡又喜贾，列肆数十，无利不趋，兼与外洋互市，居奇致赢，动以千百万计。又知人善任，所用号友，皆少年明干精于会计者。每得一人，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以是人莫不为尽力，而阜康字号几遍各行省焉。……

后来杭州给太平天国军队攻克，王有龄自杀，继任者为左宗棠。初时宗棠因为胡是前抚信任的人，不大信任他，姑且试他一试，限他十日内筹军米十万石，他三日内就办妥了。从此他大为左宗棠赏识。到同治末年，左宗棠奉命去陕甘镇压回胞起义，缺乏军饷，派胡雪岩向上海的汇丰银行借五百万镑。其时全国皆反对此举，《申报》反对尤力，有沈任佺者（似系松江人）方任主笔，抨击此事甚烈。左宗棠大怒，与友人书有“浙江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之语。这时候，曾纪泽在驻英法公使任上，他的日记（光绪五年）云：“十二月初二日，葛立德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即雪岩，因为他已官至候补道也）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已！”对胡为左借外债，也深致不满。

我现在再抄陈代卿所记他失败的一些琐事。陈文云：

一日，（胡）与妻密计，设具内宴，夫妇上坐，姬妾二十四人左右坐，酒池肉林，间以丝竹，欢宴竟日，妻小倦思息，胡命继烛，与诸姬洗盏更酌。夜方半，胡语诸姬曰：“吾事寝不佳，诸姬随我久，行将别矣。汝等盛年，尚可自觅生路，各回房检点金珠细软，尽两箱满装携出，此外概不准带！自锁房间，无复再入。各予银二千，或水或陆，舟车悉备，今夕即行，一任所之，吾不复问。”有数姬涕泣请留，胡亦不禁，余姬一时星散。胡即赴金陵见左公，备陈，且曰：“即今早计，除还公项外，私债尚可按折扣还，再迟则公私两负矣。”左公许之。即日发电，各省号同时闭关。俟诸密友赉各号帐回，分别公私，按折归款。事毕返杭，收合烬余，尚有二十四万金，赎回故宅三所，分居诸昆季。又十余年，夫妇以寿终。……

阜康钱庄倒闭后，朝京大官有不少人受累。当胡雪岩盛时，他的同乡李慈铭于同治五年的日记中就说他日后必败，后十七年，胡果然败了，也可见李氏论人颇具眼光。其败之日《越缦堂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日云：

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光墉者，东南大侠，与西洋诸夷交。国家所借夷银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故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带，服至黄马褂，累赏御书。营大宅于杭州城中，连亘数坊，皆规禁籞参西法而为之，屡毁屡造。……亦颇为小惠，置药肆，设善局，施棺衣。……阜康……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资为奇赢。……（倒后）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甚危。此亦都市之变故矣。（“恭邸”指恭亲王，“文协揆”乃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向有富名，此次损失三十六万两。）

李慈铭说他所设的药肆，就是胡庆馀堂。相传他开设此铺的动机是因为斗气。有一次他亲自去杭州一家大药店配药，伙计的工作太慢，胡和他们吵嘴。店中人说：“你要快最好就自己开一家，就可以从心所欲了。”胡一怒归来，果然以十二万两做资本，开了庆馀堂，正对那间大药铺。开张后，物美价廉，不上几年，把对门那家打倒了。此说恐靠不住。胡雪岩发财了很久才开这间铺的，断没有自己亲上药店配药之理；即使有，杭州城内谁不识胡财神，伙计怎敢怠慢他呢？据杭州一位老辈马叙伦先生对我说，胡雪岩开此店，最大的目的是为了配制自用的房中药，其次才是行善事。他日服补品，精力充沛，侍妾都穿开裆裤，以备突然而来，其荒淫一至于此。另一个杭州人汪康年（报界前辈，进士出身，光绪末年在北京办《京报》，辛亥起义不久即逝世，有名的报人也），他所辑的《庄谐选录》中，就有一则说到药的趣事，今录如左：

胡荒淫过度，精力不继，有以京都狗皮膏献者。胡得之大喜，盖他春药皆系煎剂或丸药之类，虽暂济一时，然日久易致他疾；惟狗皮膏只贴于涌泉穴中，事毕既弃去，其药性不经脏腑，故较他药为善。然京中他店所售皆伪物，即有真者，而火候失宜，皆不见效。惟一家独得秘传，擅名一时，而有时亦以旧物欺人。故胡每岁必嘱其至戚挟巨金入都监制，以供一年之用，所费亦不赀。某年有人于津沽道中遇其戚某，询以何往，彼亦不讳言，并告以制膏法，惜日久忘之矣。

胡雪岩之好色荒淫，是人所共知的，后来他还是因为奢淫之故受累，而致一败涂地。左宗棠也知道他有这一短处，其家书中（同治四年致其长子孝威）有云：

胡雪岩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至其广置妾媵，乃从前杭州未复时事。古人云：“人必好色也，然后人疑其淫。”谓其自取之道则可耳。现在伊尚未来闽，我亦未再催。尔于此事，既有所闻，自当禀知，但不宜向人多言，致惹议论。

左宗棠之用他，也是用他的筹款长处而已。关于胡妾的趣事，李伯元《南亭笔记》记之甚详，可作趣谈。

胡有妾三十六人，以牙签识其名，每夜抽之，得某妾乃以某妾侍其寝。……或言胡曾使诸妾衣红蓝比甲，上书车、马、炮……有一台，高盈丈，画为方罫，诸妾遥遥对峙，胡与夫人据栏杆上，以竿指挥之，谓为“下活棋”。……胡尝过一成衣铺，有女倚门而立，颇苗条，胡注目观之。女觉，乃关门而入。胡恚，使人说其父，欲纳之为妾……许以七千金，遂成议。择期某日，宴宾客，酒罢入洞房，开樽独饮，醉后令女裸卧于床，仆擎巨灯侍其旁。胡回环审视，轩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诘旦遣妪告于女曰：“房中所有悉将去，可以嫁人，此间固无从位置也。”女如言获二万金，归诸父，遂成巨富。……

张荫桓的出身

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一回“焦侍郎入粤走官场”，所写的焦理儒侍郎，就是影射南海县佛山人张荫桓。第七十回本来已说过这个焦侍郎是捐班出身，七十一回接着就写他怎样到广东署理了一任河泊所。书中说：

原来他（指焦侍郎）有一位姑丈是广东候补知府，所以他一心要找他的姑丈去。……那姑丈只给他一个不见……（后来他的姑丈给他缠不过，准他搬进公馆同住了）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喜得他还安分，不曾惹出逐客令来。他姑丈在广东原是个红红儿的人，除了外面两三差使不算，还是总督衙门的文案。……

后来这个焦侍郎因为替姑丈拟了一个折奏稿，大为总督赏识，从此连捐带保的，十年之间做到侍郎。这就是焦侍郎出身的小史，读者如觉得有兴趣，可检原书一读，我不再抄了。

张荫桓的出身，正如书中所说的一般，吴沃尧是张荫桓的乡后辈，对他的出身当然是知得比较清楚的。现在我先抄一段《清史稿·张荫桓传》，以见其为人。

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性通侻，纳赀为知县，铨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先后器异之，数荐至道员。……光绪十一年，命充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逾岁赴美。……后三年还国，仍直总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外务部前身也——引注），历迁户部左侍郎。……先是变法议起，主事康有为与往还甚密，有为获谴，遂褫荫桓职，谪戍新疆。越二年，拳乱作，用事者矫诏僇异己，荫桓论斩戍所，二十七年复故官。

《清史稿》对荫桓出身寒微一事，没有述及。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写外，我们只得从野史中找一些与他身世有关的资料了。祁景颐（祁藻相国之孙，民国二十年间尚健存，今不知如何）的《鞠谷亭随笔》，对于张荫桓的出身，和他被祸的原因，写得很详细，其出身的一段历史，与《怪现状》所写的相同，只是说部说他出生在广东，而《随笔》则明言其在山东而已。现在摘录如左：

南海张樵野侍郎，起家小吏，同光时，随其舅氏李山农（宗岱）观察于济南，落寞无聊，时朝邑阎文介公（即阎敬铭）为山东巡抚，励精图治，留意人才，丰采凛然，属吏皆严惮之。一日，有应奏之事，属幕府起稿，凡数易，俱不惬意。公自为之，亦觉未当，因以属李山农观察。李归，为张言之。张固工文词，请于李试为之。稿成，李以呈文介，意不过塞责。文介阅竟，见其叙事明通，悉中肯綮，深为嘉许。……文介问李，何人属稿，李以张对。遂令进见，与谈大洽。文介刚傲不易相处，张乃因势利导，倍加倚重。时各省传教之士，骄纵不守绳检，张承抚台命，遇事操纵得宜，是为侍郎外交之发端。继文介抚东为宁远丁文诚公（宝桢）亦激赏之，累保至候补道，分发湖北。……法越事起，文介与钱唐许文肃公（景澄）同兼总署，朝命与侍郎会合办理定约画界事……时侍郎躬操权柄，锐意任事，又恃枢援，意气不免骄矜，为人侧目。当时风尚，京朝九列清班，除满蒙外，汉则居恒科甲出身，少则亦由门荫，家阀丰隆，罕有杂流羼入。侍郎以外职崛起，至于卿贰，即不露锋芒，亦难久安于位，况机锋四露，过事任性耶？……李文忠留京入总署，翁文恭（同龢）亦得兼职，凡遇交涉，必使侍郎同为处理，文恭尤为推重。……侍郎在朝，资用豪奢，馔食丰美，又好收藏书画，同列无与伦比。李文忠以旧辅再出，眷注甚隆，在总署亦唯侍郎之言是从。……侍郎翕热功名，又恃两宫俱有援系，德宗召见时，私有所陈，兼进新学书籍。如康南海之进身，外传翁文恭所保，其实由于侍郎密奏也。（笔者按：同时密保康有为者，尚有徐致靖，而翁同龢不与焉）戊戌四月，常熟被放，侍郎诣之，告以军机同见上，上以胡孚宸参摺示之，摺仍言约二百六十万与翁平分，上谕以极力当差。（戊戌以下数句，多录自翁同日记）……侍郎不以他途进，遇德宗召对时，剀切陈言外交大事，各国情势，徐图更张，未始不能见功，不使昏庸妄测正人，激成庚子拳乱，清社以屋，国家亦随之一蹶不振，则侍郎—生官迹，于中国不无关系也。……

张荫桓的生平行谊，于此可见一斑。他虽不是科举出身，但学问很好，诗文之外，兼擅绘事。生平最爱王石谷的画，收藏王画一百幅，名其斋曰百石斋。（《孽海花》说部有一回描写他爱王石谷画的事，甚至说他的儿子去夺人的画。这种说法，绝不是事实）他的遗诗《荷戈集》一卷，多是遣戍西行时在关内外途中的作品，现在录一首于此。

九月晦日渭南道中得廉生书述

敝居及垲儿踪迹奉答一首

无限艰危一纸书，二千里外话京居。

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何曾竟漏鱼。

百石齐随黄叶散，两家春与绿杨虚。

灞桥不为寻诗去，每忆高情泪引裾。

荫桓晚年自号红棉老人，刻红棉老人章，凡遇心爱的书画或得意的诗篇，就盖这一小印。他在佛山的红棉书屋，听说尚存。

刘学询遇骗

《怪现状》五十五回下半回的回目是“设施已毕医士脱逃”，这是写广州西医行骗荀鸴楼的故事。据说那个荀鸴楼是一个大富翁，因为为富不仁，便有一个医生设计骗了他十万元。书中用广州名利栈的一个伙计名叫何理之的，把这件行骗故事说给“我”听。现在摘录如左）：

理之道：“倒账的有甚希奇，这是一个为富而不仁的人，遭了个大骗子。这位大富翁姓荀，名叫鸴楼，本是由赌博起家；后来又运动了官场，包收什么捐，尽情剥削。我们广东人都恨到他了不得。”我道：“他不是广东人么？”理之道：“他是直隶沧州人，不过在广东日久，学会说广东话罢了。……忽然一天，他走沙基经过，看见一个外国人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装修得很是富丽，不知要开什么洋行。托了旁人打听，才知道开药房的。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不过扮了西装罢了，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这荀鸴楼听说他是辽东原籍，总算同是北边人，可以算得同乡。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见面之后，才知他姓祖，单名一个武字。从四五岁的时候，他老子便带他到外国去，到了七八岁时，便到外国学堂读书，另外取了个外国名字，叫做Jame；后来回到中国，又把它译成中国北边口言，叫做健模，就把这健模两字做了号。他外国书籍读得差不多了，便到医学堂去学西医。在外国时，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等到那医学堂毕业出来，不知那里混了两年，跑到这里来，要开个药房……”……（吴氏小说原文，医生名祖武，一九二八年以后改为关良）。

这个富翁便问那医生药房的利钱有多厚，医生说平均起来，大概有七分钱。富翁一听一万元可以赚到七千，哪有不羡慕之理？于是便和医生拉交情，要加入股份十万元，从此二人合作做生意。医生就向外国定了很多药来，还未开箱，忽然接到香港一家大药房的总理配药的医生的死讯，遗命要他去暂时代理一下他的职务，三个月后才能回广州，他便把一切手续向富翁交代清楚，提了一个大皮包，趁夜船到香港去了。这十万块钱当然没有回头。富翁打开货仓的箱子一看，原来通通是些砖头泥土，那里有什么名贵的西药！

书中所指受骗的荀鸴楼，相传是五十年前广州的大富商刘学询。作者把他的姓名倒过来，“询”变成“荀”（同音），“学”变成“鸴”，“刘”转成“楼”，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刘学询是广东中山（当日叫香山）人，进士出身。学询是正途科甲出身的人，本来大可以借此功名去做官大刮其龙的。但此人有点奇怪，他老是说自己有做皇帝的福命，便不屑去清朝的官，宁愿做赌商。那时候，广东盛行一种赌博，名叫“闱姓”，刘学询承办这赌博，赚了不少钱。他发财之后，在上海大买地产，上海那家著名的沧州饭店（泰戈尔于一九二四年到上海，就是住在那里，本名沧州别墅。作者说荀鸴楼是沧州人，即指其别墅之名也），和西湖的刘庄，都是他的产业。我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初游刘庄时，还见过刘学询，过多一年，他就死了。他为人很有狂志，要做皇帝，所以作者在八十回里写一个成都富翁张百万有做国丈的资格，要找个真命天子来做女婿，这也是间接影射刘学询的。学询为人，并不至于太坏，他在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听说也捐助过一点钱的。

大名士的家庭惨变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二回“轻性命天伦遭惨变”，是写一个流寓在广州的广西名士及其后人的故事。

这个广西名士在道光末年跟他的父亲到广州做官，已变成广东土著了。他姓倪，单名一个鸿字，字云渠，广西临桂人。道咸年间，广州人文极盛，倪鸿也是当日活跃在文坛上知名之士。他的著作有《桐阴清话》《曼陀罗庵诗集》。考这一时期广州的遗闻逸事，这两部书却是相当有价值的。

倪鸿在广东的官做得很小（顺德县江村司巡检），曾一度到浙江做同知，又在广州当过督署的文案，略有宦囊。就在粤秀山脚土名将军大鱼塘附近，筑了一所别墅，名叫野水闲鸥馆。他生平喜交友，又爱挥霍，到晚年的景况很不好，死后，野水闲鸥馆风流云散，鞠为茂草了。到光绪末年，改为随宦学堂（许地山、周自齐都曾在此读书），后来又改为旅粤学堂。近四十年，人事沧桑，现在就是要指出它的遗址也不容易了。

我佛山人这一回写他们一家的事情，是相当有趣的，现在摘录书中原文如左：

哈哈！你道那人是谁？原来是我父亲当日在杭州开的店里一个小伙计，姓黎，表字景翼，广东人氏。我见了他，为甚吃惊呢？只因见他穿了一身重孝，不由的不吃一个惊。然而叙起他来，我又为什么哈哈一笑？只因为这回见他之后，晓得他闹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笑不得，怒不得，只得干笑两声，出出这口恶气。看官们听我叙来：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个做官的，官名一个逵字，表字鸿甫，本来是福建一个巡检。署过两回事，弄了几文，就在福州省城，盖造了一座小小花园，题名叫做水鸥小榭。生平喜欢做诗，在福建交了好些官场名士。那水鸥小榭就终年都是冠盖往来，日积月累的，就闹的亏空起来……这位黎鸿甫少尹，明知不得了，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带了一妻两妾三儿子，逃了出来……走到杭州，安顿了家小……（鸿甫捐了个知县）又到杭州候补了。

这是倪鸿的一篇小传。“黎”与“倪”的音差不多，表字有个“鸿”字，明明是指倪鸿了。说他在福建做过巡检，正是隐射倪鸿在顺德县当过巡检。水鸥小榭则隐射野水闲鸥馆。

小说专写这个黎景翼误会他的胞弟黎希铨承受了老姨太太的遗产，写信给父亲，说了弟弟许多不好的话，鸿甫就写信叫希铨快死，又另有信给景翼叫他迫着弟弟自尽。希铨死后，景翼打开他所得老姨太太的衣箱，原来是空无一物的，就大失所望。后来这个黎景翼的老婆，带了五岁的女儿私逃了（三十六回），搞到黎氏家散人亡。

据吴趼人说，小说里的黎景翼卖弟妇、迫弟自尽，都是真事，他在小说中只是用假名来叙述而已。吴氏的《我佛山人笔记》卷一，有《果报》一则，就是说明这个事的，现在摘录一些给读者参证。

……临桂某甲，讳其姓名，本宦家子，与其弟同寓上海，瞰其弟之私蓄，欲分之，弟不可。甲父宦天津，甲惑于妇言，密达书于父，诬其弟以秽事。父得书，大怒，驰书促其少子死。甲得父书，持以迫其弟。弟泣求免，不可，遂仰药。甲即谋鬻其弟妇。弟妇惧，奔余求救，余许以明日往责甲。及明日往，其弟妇已在妓院矣。即走妓院，威其鸨，迫令退还，为之择配，谓事已了矣。不数日，有人走告余，谓甲妇为人拐逃，甲已悔恨而为僧。以甲之非人也，一笑置之。阅数月，又有以异事来告者，谓某乙利甲妇之储藏，诱拐之，托尽所有，狂恣凌虐，妇不堪其苦，已奔某妓院，即甲鬻弟妇处也。初不信，访之果然，妇且笑语承迎，略不自愧。呜呼，请君入瓮，其报何酷且速哉！

小说中有两回是写这件事的，读者有兴趣，可一阅。

炼煤油的笑话

关于人造石油这个理想，在六十年前，清朝科学不发达时，在无意中闹过一个笑话，给一个外国领事嘲笑了一番，其事见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件事的经过很有趣，可拿来谈一下。

该书的第八十一回回目的下联，是“假聪明贻讥外族”，说的是一个留心时务的道台，在他的故乡四川兴办实业。他在重庆忽然大买煤斤，把重庆的煤都买贵了，小民叫苦连天。这不打紧，却惊动了外国人了。“驻扎重庆的外国领事，看得一天天的煤价贵了，便出来查考，知道有这么一个观察在那里收煤，不觉暗暗纳罕，便去拜会重庆道。”这个外国领事，未免太留心中国“民隐”了。重庆道便去拜会那个观察（观察是道台之别称），问他收买煤斤为的啥事。那位观察说，外国的煤油到四川要卖到七十多文一斤，他到外国办了机器来，在煤里面提取煤油，每一百斤煤至少提到五十斤油。重庆道把这番话告诉外国领事，那个领事听了呵呵大笑，说道：“外国的煤油是从煤矿采出来的，并不是从煤块提出来的东西。”这个领事便当面冷嘲了一下，很得意就走了。吴沃尧在书中没有说明是哪一国的领事，他写这一段故事，无非是想从外国人口中，描画出一个清朝的昏庸官员。因为在光绪二十年以后，一些“开通”的官员，都讲时务，兴实业，但有成绩的却是很少很少。他们无非借这个名堂，来饱私囊罢了。这个观察想从煤斤里提取石油，我们不能说他不聪明。很多大发明家都是从幻想一件事物，从而下死功夫去研究而成功的。可惜这个观察只会作这幻想，并不用科学头脑去研究怎样才可以从煤块里面提炼煤油，他只是以意为之，徒被外人讥笑而已。

这个道台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四川人宋育仁，他比齐白石拜在王门只不过早十年，在三十年前逝世了。他是翰林出身，到过外国考察实业的。他想出这个从煤斤提煤油的方法，还比外国人早几十年。

关于宋育仁这件事，从前在北京办报的汪康年（一九一一年死去），曾把它写在《庄谐选录》里，据说是引自四川李明智所作的，文云：

鹿芝帅任川督，开办商务局，以川绅宋芸子（按：育仁之字）、乔茂萱总其事。二君于商务不甚了了……兴无数公司之名……在重庆开煤油公司局，集股数万金，办法、告示、章程散布一省，皆指言以煤取油，用机器化之，各国煤油皆出于煤，故外洋以煤矿为要政等语。公司局则收买煤炭，堆积如山，渝城煤价日涨，民众怨之，几酿巨变。后英驻渝领事照会渝关道，询中国得何法能用煤取油？外洋煤油系开井数百丈而油自出，然必有煤油矿地始可用。今中国谓煤油出于煤，而招股开办，或亦有所验欤？关道以询公司，方知公司亦不知煤油之另有矿也。渝民闻之，群指煤山笑骂之。宋愧，始另作章程，然已费万余金。

宋育仁只是会羞愧，不会自己下死劲去研究来争回这口气，却在二十年前给外国人研究出来了。一九三二年，翁文灏在《独立评论》第廿四期发表《中国的燃料问题》一文，证明了从煤炭提油一事，已由研究而成为事实，他说：

汽油不但能从石油矿内提出，而且也能从煤炭内提炼。近年来以……山西大同煤炭，用这个方法，每一吨能提出九十公斤原油。这原油内含有约百分之二十的汽油。如此计算，则每吨煤只能炼十八公斤即约四加仑的汽油。就是要得一千万加仑的汽油，须用二百五十万吨煤。但同时还可以得到许多如煤汽、扁陈油、煤油、柏油及半焦炭等其他产物。……虽然各种方法发明未久，一半尚未脱试验时期，但离成功的日子已不甚远，只要努力研究推广，即使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燃料问题，至少可以得到一大半的解决。

一九三二年，日本也研究从石炭提炼煤油的方法，得到成功。一九三二年十月廿三日，天津《大公报》就登有这段新闻：

日本新闻联合社廿二日东京电：前经满铁委托海军之石炭液化一事，在锐意研究中，现依工业的实验装置，已将石炭化为液体，其二分之一以上完全为良质之燃料液体，而精制品变为汽油。是石炭之液体化事业，已由日本工业实验而成功，可称为燃料界一大革命，在国防上有重要意义者也。

煤炭液体化这一件事，各国研究到今二十多年，但还未有什么伟大成绩，但我国今日对这种研究更推进了一步，在人造石油这方面能用新法子来增产了。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清王朝的末年，外国人在我国可谓横行霸道之至了。他们除了在政治、经济上紧紧抓着我们的命脉之外，还挟其势力，欺压良民，官府是怕洋人的，只有劝他同胞勿与计较。清末的小说家吴沃尧眼见这种令人发指的事太多了，他是憎恨那些来到中国自命为“天之骄子”的外国人的，所以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有很多处都大力抨击这种外国人和他的虎伥，对买办阶级更是骂个体无完肤的。

《怪现状》第八十四回《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是写一个外国传教士串通了流氓地痞来巧取豪夺我国的土地。书中说：

前两年，有个外国人跑到庐山牯岭去逛。这个外国人懂了中国话，还认得两个中国字的。看见山明水秀，便有意要买一片地，盖所房子，做夏天避暑的地方。不知那里来了个流痞，串通了山上一个什么庙里的和尚，冒充做地方。那外国人肯出四十洋银买一指地。那和尚流痞，以为一指头大的地，卖他四十元，很是上算的，便与他成交。写了一张契据给他，也写的是一指地。他便拿了这个契据到道署里转道契。道台看了不懂，问他：“什么叫一指地？”他说：“用手一指，指到那里就是那里。”道台吃了一惊道：“用手一指，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那可不知道是那里地界了，我一个九江道，如何做得主填给你地契呢？”

这确实是笑话，也许形容得有点过火，但小说家要形容外国人那种蛮横无理，就不得不极力烘染了。以手一指，指到那里就是那里，似乎是佛教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唐朝初年，六祖慧能在曹溪修真，曾请当地的大地主陈某捐出土地来扩大南华寺，陈某问要几多地才够，六祖就拿身上的袈裟盖在陈某头上说：“这许多就够了！”陈某大悟，就把所有的地尽情献出来，请六祖指到那里就是那里。吴沃尧这样的说法，也许是从此脱胎出来的。

吴沃尧的小说攻击那些强横的外国人与洋奴之外，同时也尽力暴露清朝那班官僚的颟顸无能。书中接着是这样写下去的：

（九江道）连忙即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并去提那流痞及和尚来。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早已逃走了。那外国人还有良心，所说的一指地，只指了一座牯牛岭去。从此起涉，随便怎样，争不回来。闹到详了省，省里还到总理衙门（按：即外务部的前身），在京里交涉，也争不回来。此时那坐轿子出来的就是领事官，就怕的是为了这件事。我叹道：“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味辛道：“你还不知那一班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向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写一封私函给这里的抚台，那才说得好呢。这封信，你道他说些什么？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这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吧。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里抚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搞，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

我们读了这段小说，没有不骂那班官僚糊涂的。牯岭之这样糊里糊涂给外国人租去，就是官僚们不把国家的土地当作自己的产业所致。一九三七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庐山指南》第二节《牯岭概况》有云：

岭为庐山之一部……当清光绪乙末、丙申间（即公元一八九五——九六年），有外国教士李德立（E.S.LITTLE）避暑来此，以山林之胜，气候之佳，欲尽占庐山而有之。乡人某利其财，以百六十金定议，而未划界也。地方官吏初不知李为外籍，给契与之。既察知，欲悔约，李坚执不允，而交涉以起。官吏捕售者下诸狱，乡人火李之居以报之。九江该国领事诉诸公使，由该国政府直接向清廷交涉。会中日战后，清廷慑于邻

威，不愿开罪友邦，饬地方官和平了结；卒以牯岭之地与之，作为九十九年之租借地，年纳租金极微。——是以乡人皆以租界称也。

我们读了这段记载，证以吴沃尧的小说，可以知道牯岭是这样断送了的。经手把牯岭“租”给外国人的，是一个官僚名叫盛福怀。据《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所辑）引某笔记云：

外人李德立，传教中国，过庐山，狮子庵方丈导之登临，直跻其巅，觉山气高爽，泉清木秀，迥异人世，疑为仙居，羡叹不去口。时代理江防者为前九江电报局总办盛福怀，宣怀弟也，夙性颟顸。李就与议租地为外人公共避暑场。福怀不审利害，慨然允之，期以九十九年，租值仅数百金；或言巨万，殆归中饱。后为大吏侦悉，而木已成舟，无术挽回矣。

所记虽然很简，但已确定为李德立无疑。不过是否由盛福怀经手还得再查考一下，现在只好记以存疑。

考官装疯

清朝承明朝之旧，以八股文取士（康熙间，虽曾一度废八股文，但不久即恢复，大概是清帝利用八股文来麻醉知识分子也），一直到光绪末年才废八股，试策论。因为历代的帝王以科举取士，于是科场作弊，就层出不穷了，虽然由明至清，几乎每一朝都有科场大狱，但办者自办，作弊仍然层出不穷。

科举制度的好坏，以现代眼光来批评，当然可以抨击到一无是处（其实它之不好，只是八股文不好而已）。但在几百年前，这种制度是给一班读书人有个平等机会，读书求上进，以与靠门荫的贵族争一日之长短。这种平等机会，不能厚非的。但有些富贵子弟，倒吊都滴不下一点墨水，偏要求科名弄个正途出身（因为任你怎样富贵，如不由科举出身，终是旁门左道，为人瞧不起的），然而自己是个草包，经不起考验的，于是只得花钱来买通主考和房考（乡会试有正副主考官及房考官——亦称同考官——，房考官共十八人，各分派若干卷，由房考官看好后，荐给主考官批取。取中的士人，称主考为座师，房考为房师），这叫作“通关节”。“关节”两字，由来已久，宋朝包拯做开封府时，人们就有两句话赞他“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了。关节买不通，只有包拯一人，其他贪财通关节的人，可见是很多的。那时候，大概做官而纳贿讲人情的，都可以叫作“关节”。后来这个名词似乎专为科场用了，别的地方颇少见。

吴沃尧对于科举是深恶痛绝的，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就有好些处抨击这个制度。书中第四十二回《露关节同考装疯》，就是描写同考官通关节的丑事。吴沃尧写的是吴继之在一次的乡试中被派为同考官，不得不入闱去看文章，便把“我”当作家人带入闱帮他看试卷。由继之口中说出科场作弊的趣事，据他说关节是这样的：

我道：“这个玩意儿我没干过，不知关节怎末通法？”继之道：“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用在破题上，我见了便荐罢了。”我道：“这么说，中不中还不能必呢。”继之道：“这个自然，他要中，去通主考的关节。”

原来在科举时代，统治者防范那班应试的士子还甚于防贼，怕他们通关节，于是发明了“糊名易书”之法，使考官们不能知道士子的姓名和认笔迹。怎样叫糊名易书呢？那就是士子作好文章后，场中有人给他用原笔再抄一遍，这叫作“易书”，又叫“誊录”。卷上作者之名糊去（但籍贯不糊），这叫作“糊名”。等到拆弥封时，才知道取中的人叫什么名字的。经过这一番机密的办法后，才把各卷分发各房的同考官去看。想作怪的士人没奈何，只得和主考等人预通关节，在文章开首那几句“破题”里约好了用些什么字，主考们见到了就知道是谁写的文章，就取中了他。通关节当然要把主考、房考都通了才能通关，因为房考虽然通了，他批上些好评语，荐上去，碰巧主考没有受过考生的礼，或许是刚正无私，摈而不取，那也是没办法的。

科举时代，从秀才起，一直到考举人、贡士，都可以作弊。但到了殿试，那是最高的考试了，要在皇帝的殿廷举行，由皇帝出题，亲自看卷（其实看卷以至定甲乙，皆由大臣一手经理的），皇帝是买不通的，关节就失灵了。

吴沃尧在这一回的小说里，写关节的事情很有趣，我们读了，对于五十年前的科举作弊情形约略可见一斑。这一回目的同考装疯，是有一段趣事的。

我道：“还有一层难处，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房里呢？”继之道：“各房官都是声气相通的，不落在他那里，可以到别房去找；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也听人家来找。最怕遇着一种拘迂固执的，他自己不通关节，别人通了关节，也不敢被他知道。那种人的房，叫做‘黑房。’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里，或者这一科没有‘黑房’，就都不要紧了。”……继之道：“你不知道，‘黑房’是做不得的。现在新任的江宁府何太尊，他是翰林出身，在京里时，有一回会试分房，他同人家通了关节，就是你那个话，偏偏这本卷不曾到他房里，他正在设法找寻。可巧来了一位别房的房官是个老翰林，著名的‘清朝孔夫子’，没有人不畏惮他的。这位何太尊不知怎的一时糊涂，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谁知被他听了，便大嚷起来，说某房有关节，要去回总裁。登时闹得各房都知道了，围过来看，见是这位先生吵闹，都不敢劝。这位太尊急了，要想个阻止他的法子，那里想得出来。……”

何太尊通关节出破了，没有办法，只好装疯，拿起裁纸刀乱杀人，还在自己的肚上划了一刀。众人吓傻了，才劝住那个“清朝孔夫子”，把何太尊扶出闱去。作者把何太尊这一段趣事，写得十分精彩，可惜原文太长，不便在这里多引。

《怪现状》所写的那个何太尊，确有其人其事的。这一回是影射甘肃布政使李廷箫做京官时的一件事。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顺天乡试，户部郎中李廷箫为同考官。廷箫后来因病出闱，当时北京人便有通关节给人出破之谣。李慈铭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日记云：

闻前日顺天同考官李君廷箫，以疯疾出闱。此君湖北人，癸丑庶常，改户部主事，入直军机……近日甫升云南司郎中。月前敖金甫、邓献之招饮，所谓李军机者，即此君也。……李君入闱，初无恙也，至十六日，忽觉言动稍异，然犹坐堂中阅文。二十一日遂大发狂，先持剪刀自刺其腹，不入，继以小刀自揕其腰及胸，血满重衣。监临遂奏闻，舁之出，至家尚日觅死不已也。此大可异矣！

李氏日记里没有提到他通关节的事，大概当时是有此谣传的，吴沃尧便摭拾此事，渲染起来写入小说里了。现在不管李廷箫是否有通关节，但他在闱里发狂自刺，这件事是有的。因为人们见他疯了要自杀，即使是关节出破，也不为已甚了。（李廷箫后来官运颇为亨通，外放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那时正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听说山西巡抚毓贤为外国人指名要杀，竟然正法了，他自惊不已，不久即病死，一说是自杀。）

赵芥堂一趣事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八回写一个官吏为农民出气的趣事。书中的主人公“我”到苏州筹设分号，偶然碰到一个在苏州候补佐杂的，名叫许澄波，他们在一起喝酒，“我”便问苏州的吏治。许澄波说到江苏巡抚谭中丞大快人意的一件事。他说：

有一个乡下人挑了一担粪，走过一间衣庄门口。不知怎的，把粪桶打翻了，溅到衣庄里面去。吓得乡下人情愿代他洗，代他扫，只请他拿水拿扫帚出来。那衣庄的人也不好，欺他是乡下人，不给他扫帚，要他脱下上身的破棉袄来揩。乡下人急了，只是哭求，顿时围了许多人观看，把一条街都塞满了。恰好他老先生（指谭巡抚）拜客走过，见许多人，便叫差役来问什么事。差役过去把一个衣庄伙计及乡下人带到轿前。乡下人哭诉如此如此。老先生大怒，骂乡下人道：“你自己不小心，弄龌龊了人家地方，莫说要你的破棉袄来揩，就是要你舐干净，你也只得舐了，还不快点揩了去！”乡下人见是官吩咐的，不敢违拗，哭哀哀的脱下衣服去揩。他又叫把轿子抬近衣庄门口，亲自督看。衣庄里的人得意洋洋。等那乡下人揩完了，他老先生却叫衣庄伙计来，吩咐他在店里取一件新棉袄赔还乡下人。衣庄伙计稍为迟疑，他便大怒喝道：“此刻冷天的时候，他只得这件破棉袄御寒，为了你们弄坏了，还不应该赔他一件么？你再迟疑，我办你一个欺压乡愚之罪！”衣庄里只得取了一件绸棉袄给了乡下人，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快。（据许澄波说：苏州的大间的衣庄，不卖布衣服的，所以只得给一件绸的了。）

这件事确实是发生在苏州的。据江苏人黄钧宰所作的《金壶浪墨》卷八说，为乡民出气而捉弄衣庄伙计的是长洲县的县令赵芥堂。旧日长洲属苏州，清亡之后，已与苏州合并为吴县了。赵芥堂是杭州人，传说他在长洲做官很有德政，处事很得到人民称赞，今看他处理乡下人与衣庄老板一事，便知所传不虚了。他说：

钱塘赵芥堂明府，令长洲，多惠政……冬月，有乡民担粪而倾于衣肆之门，主人怒其不祥，欲褫其衣拭之。乡民乞哀，左右劝解，皆不听。明府适至，叱乡民曰：“尔不自谨，即褫衣拭地固当。不从，将重责！”时天寒，风雪交作，乡民解衣裸体，伛偻战栗，从地上浣涤污秽。市人窃窃怜之，谓县官助富贾欺穷民。拭即净，公问主人：“尔意释乎？”主人喜而谢。公曰：“穷民无衣，冻死奈何？”主人曰：“唯公所命！”即使民自就衣架取之。民踧踖取衣衫一。赵曰：“单衣不足御寒，易之！”易絮袄。曰：“絮不如裘！”遂取一羊裘，值十余金。赵使民披裘担具先行。主人徒目送之，俯首而入。

赵芥堂此举是大快人意的，苏州人一直歌颂他历数十年不衰。黄钧宰把他记入笔记中是在咸丰年间，吴沃尧大概是见到《金壶浪墨》所记才摭给它做小说的材料，不过把一个长洲县令赵芥堂改为江苏谭巡抚罢了。吴沃尧为人很有正义感，疾恶如仇，他在小说中时时抨击恶势力和恶人，称扬良善的人不遗余力，对于好官，能为民除害的官，他都在笔下予以称赞的。

盛宣怀与名妓金巧林

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一回“喜孜孜限期营簉室，乱哄哄连夜出吴松”，写的是上海一间轮船公司的督办因公到汉口，分公司的总理要巴结他，替他设法弄到一个良家女子做妾。那个女子听说要给总办做小，欢天喜地的只慕虚荣，一口答应了。那个总理就花了一点小钱，给小姑娘的未婚夫退了婚。督办就催总理早日办妥喜事。总理说也得择个好日子才可成亲。督办笑道：“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还信这个么？说定了，一乘轿子抬了来就完了！”督办说他吃洋务饭，不信良辰吉日那一套的，这无非是掩饰他的猴急相，其实在洋场上吃“洋务”饭的那班人，没有一个不是挺迷信的。

汉口这边正在赶着办喜事，但在上海的督办夫人得到了情报，便连忙赶到汉口阻止成亲。幸得那时候中国尚未有飞机，才作成吴沃尧这段精彩的描写。那个夫人听说丈夫背着她毁了“不再娶姨太太”之约，“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一下子打到汉口去才好”。她马上到了总公司，吩咐开一条长江轮船载她到汉口。外国籍船主不大愿意，但经不起她的银弹攻势，许他三千银子，连夜把货物装齐，把船如期开出，路经各埠不停，直趋汉口，恰好是要成亲那天的下午到了，把老爷的好事拆散，像捉猪一般，把老头儿捉回上海去了。

这一回的故事是很有趣的，这个督办就是大买办盛宣怀，轮船公司就是李鸿章创办的那家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创于同治十一年即公元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先后委唐廷枢、朱其昂、徐润、盛宣怀等人主持局务，办理结果，这班官僚个个都私囊充裕，而公款日亏了）盛宣怀之富，是国中闻名的。他是江苏武进人，生于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死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年七十三岁。

他从同治九年二十六岁起，就在李鸿章手下当差，招商局成立时，鸿章委他做会办，以后就做山东登莱青兵备道、东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邮传部大臣，到清廷起用袁世凯时，他因为和世凯有隙，马上辞职回上海。（他的遗著《愚斋存稿》一百卷，一九三九年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其中关于我国的建设、时事、政治都有详述，为绝好参考资料）他的继室庄氏，十几年前是上海一个著名富孀，久住上海的人，无不知晓的。

关于盛宣怀的出身，第七十八回书中，给这个督办补写了一笔，还说到他怎样娶了一个妓女（五十一回中称为金姨太太）后，就官运亨通。但后来他的官做得大了，他的老太爷不许他把姨太太扶正，才娶了这一个继室。我们现在且看吴沃尧在七十八回中怎样描写。

这位督办，本是宦家公子出身……二十多岁时，便捐了个杂佐，在外面当差，老人家是现任大员，自然有人照应，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他已连捐带保的弄到一个道台了（即在山东做兵备道，与宣怀的宦历合——引注）。他……不知怎样，弄得失爱于父，就跑到上海来花天酒地的乱闹。那时候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呢，他们两个就认识了。后来那位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缎庄的东家姓蒯的。局面虽大，年纪可也不小了。……

后来这个金姨太太就挟带私逃，和督办一同到了天津，她拿出私己替他在官场上打点，放了海关道。督办对他亲口许过的，他日得意，一定以嫡礼相待。怎知新道台派轿子接金姨太太进衙门，几次都接不着，新道台只得去公馆问她什么事。

姨太太恼过了半天，方才冷笑道：“好个以嫡礼相待！不知我进衙门，该用什么礼？就这么一乘轿子，就要抬了去？我以为就是个丫头，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却原来是大人待嫡之礼！”这时候，老爷才知道姨太太生气的原因，连忙吩咐预备全副执事及绿呢大轿，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到衙门去了。之后，督办虽然另外续弦，但大太太对这个金姨太太也得另眼相看，因为她有功于老爷的。

这个金姨太太真有其人，她就是七十年前红遍上海洋场的名妓金巧林。读小说的人，也许会以为金姨太太是虚构的人物呢。现在我把吴沃尧《我佛山人笔记》卷四《金巧林》一则摘录于此：

妓女具莫大之知识，莫大之毅力，复以无上之慧眼，能择人而事，以植半生之幸福者，吾得一人焉，曰金巧林。巧林本姓刁氏，享艳名于北里……时有大腹贾蔡某者，烟霞之痼甚深，短灯长夜，往往通宵，不达旦，不寝也。时人乃锡以嘉名曰“蔡天亮”。蔡乃出资脱其（金巧林）籍，位于金钗之列。亡何，巧林挟巨赀潜逃，乘一叶舟，泊于上海观音阁码头……时有某公子者，亦一代之伟人，隐而未显者也，以失爱于父，茫茫无所之，于吴下买舟如沪，抵观音阁码头，泊焉，与巧林舟两舷相倚，可望而见。……巧林之居北里也，素与公子谂，至是相遇，未免有情，彼此互叩踪迹。公子以实告。……巧林曰：“公子苟纳我，何资斧之足虑。”公子大悦，即挈之走京师。巧林尽出其资以供运动。未几，公子得简山东观察使，因谓巧林曰：“非卿之力不及此，从此富贵当与卿共之。”于是乘海舟赴任，先止于行辕，公子受事讫，饬人迎眷属，办差者以迎如夫人之礼迎之。香舆抵署，巧林忽大怒，拊舆而叱曰：“止！止！若辈以我为何人？其速舁我返行辕！”仆从疑惧，姑如其言，以俟后命。公子闻之，急趋问故。巧林曰：“公子不弃葑菲而宠我，富贵与共之言，岂遂忘之耶？抑食之也？”公子曰：“唯唯，不敢食言！”巧林曰：“然则我入署而不声炮，富贵焉在？”公子始恍然致怒之由也，急命声炮以迎。于是隆隆然飞震海涘，如夫人入署矣。……自是而公子官运大佳，利权在握，隆隆日上，待巧林弗敢稍替。某年巧林病终于上海，公子为之服期丧，丧仪之盛，无不应有尽有，骇人耳目。呜呼，非巧林之慧眼足以知人，曷克臻此！

笔记所述，与小说所写的互有详略，合而观之，更觉有趣。金姨太太在上海大出丧，三十年前的上海人还能津津乐道。出丧之时，吴沃尧正在上海卖文呢。民国五年盛宣怀的大出丧，也是轰动上海一件大事，至今老一辈的人还能详言之。

吴沃尧久客上海，对于这个时期上海名妓四大金刚的佚事知之极详，他写金巧林这一回的事极精彩，值得一读的。

（本文原为作者著《读小说札记》第二篇，该书于1957年8月由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又有1977年4月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版；台湾朱传誉主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汇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故事类型》［1982年9月台湾天一出版社复印出版］收录此篇，篇名是原有的。本编据天一出版社复印本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