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命奇冤》的表现特色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俊年
《九命奇冤》是中国近代的一部优秀小说。如果真正用“形象的图画”和“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那么它在吴趼人一生写过的十八部长篇小说（有的没有完成）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一部，至少也不应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下。
《九命奇冤》最初发表于《新小说》杂志第十二至二十四号（光绪三十年十月至次年十二月）。它写的是清朝雍正年间，广东番禺县梁、凌两家因“风水”起祸，造成九命冤案，大打官司的故事。
关于强徒纵火，烧死梁天来家八口的大命案，在国史上原是一件真事。1最早把这件事情写成小说的是安和先生，2题名为《警富新书》，现仅存敏斋居士《序》的嘉庆己巳（十四年）本，共四十回，约七万来字。此书写得十分拙劣。
吴趼人的《九命奇冤》是根据《警富新书》改编而成的。但他只是撷取了它的故事，而对作品则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这“彻底改造”，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
在思想内容方面。吴趼人根据晚清官场愈益腐败的现实，把原作劝人安分守己、乐天知命的主题改为揭发贪官污吏之横行，暴露清朝统治的黑暗。《九命奇冤》第一回说：
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间。这位雍正皇帝，据故老相传，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于国计民生上，十分用心；惩治那暴官污吏，也十分严厉；并且又明见万里，无奸不烛。至今说起来，大家都说雍正朝的吏治是顶好的。然而这个故事，后来闹成一个极大案子，却是贪官污吏，布满广东，弄到天日无光，无异黑暗地狱；却不迟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时候，岂不又是一件奇事？
“吏治顶好”的雍正朝竟发生了这样的大命案；出了这样的大命案而从县到府到臬司到巡抚衙门长期得不到平反：这皇帝的“英明神武”岂非虚假？“清明盛世”尚且如此，其他不清明的时代更当何如？……这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
《九命奇冤》在具体描写中更加突出了官吏的贪鄙残酷和清朝统治的腐败黑暗。如写黄千总“看见了一个铜钱，就笑得眼睛都没缝了”，“只要送上他几两银子，他便叫你做老子都肯的了”。他才得了凌贵兴二十两银子的贿赂，便装肚疼，说乏力，一路上“按辔徐行”，有意放走了这批白日抢劫的强徒。而这在《警富新书》里，只“黄公提兵至北沙捕捉”“而凌贼已远遁矣”一笔了事。在吴趼人的笔下，清代社会是那样污秽混浊：贫苦人张凤因为“生性戆直，好管人闲事”，致连“佣工”也当不成，只能去要饭；后由于拒绝坏人收买，仗义为梁家冤案作证，竟被官府毒刑夹死。施智伯有才有智，深通刑律，但面对着贪赃枉法的官吏也无可奈何，最后气得吐血身亡。而恶霸凌贵兴因为有钱，从县到省，官衙简直像自己开的一样，为所欲为，如鱼得水。
爵兴叫喜来道：“……你到了南雄，先取一万，送与刘千总……”贵兴见一一都调拨停当，便问爵兴道：“不知南雄一路，是用甚么法子去处置他？”爵兴道：“我托刘千总到关上去打点，见了天来时，便将他扣住，硬说他私带军火，就近把他送给地方官，再到衙门里打点些，把他问成一个死罪，岂不是干净么？”贵兴道：“他并未带得军火，怎样好诬他呢？”爵兴道：“贤侄好老实！刘千总那汛地上，哪里不弄出几斤火药、几枝火枪来？预先装好箱子，贴了梁天来记号，存在关上，他走过时，胡乱栽到他行李旁边，饶他满身是嘴，也辩不来！”……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官府，何等的可怕！
吴趼人的这些描写，就使《九命奇冤》的思想性，具有新的高度。
在表现形式方面，《九命奇冤》有着更多的特色。吴趼人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另方面也借鉴了外国小说的手法。它既是中国章回话本小说的体裁，又采取了西方侦探小说的结构，并明显地加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它用《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写官场而没有晚清“谴责小说”的流弊，效法侠义小说的“平话习气”写恶霸强盗而不落生搬模仿的痕迹。
光绪后期，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西方文化源源输入，外国小说也大量传译。它们从思想内容到写作方法，对当时的智识界、文艺界产生很大影响，对吴趼人也不例外。他不仅点、评过侠心女士译述的写情小说《情中情》和周桂笙翻译的侦探小说《毒蛇圈》等许多作品，而且改写过日本菊池幽芳著的《电术奇谈》。侦探小说的最大特点，除了情节的曲折离奇，便是结构的严密。它环环紧扣，起伏跌宕，引人入胜。而人物的心理描写，则是写情小说的重要特色之一。
胡适曾经说过：“《九命奇冤》可算是中国近代的一部全德的小说。《九命奇冤》受了西洋小说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在布局的谨严与统一。”3所谓“全德”的说法虽然不甚妥当，但这部作品在结构上确有自己的特点。《九命奇冤》继承了中国章回体小说的体制，同时又借鉴了外国小说的布局。全书三十六回，自始至终写此一案，其他写贿买乡科、迷信风水、侵扰抢劫、吵嘴殴打、官吏贪污、人情险诈……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个大命案，成为全书的有机部分。又运用西方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把本来应该在第十六回中出现的凌贵兴率盗火攻梁家的事，提前到第一回里，使读者一开头先莫名其妙地看到一个紧张、嘈杂、惊心动魄的放火杀人的场面，然后再从头一幕一幕地揭示出它的前因后果。而冤情的申雪，又时顺时逆，数起数落。如命案发生，黄知县认真勘验，严问地保，狠责栅夫，立即签差捉拿贵兴。读者满以为这下便能审清冤情，惩罚坏人，谁知忽然插进黄太太一场大闹，受了一千两黄金的贿，冤案不了了之；经过府衙、臬司的再挫三挫，梁天来拦舆递呈，萧抚院连夜传人，务要“亲自提审”，天来不胜欢喜，以为此仇必报，贵兴指日便可偿命，不料萧中丞突患“肝病”，“卧床”久久“不起”，冤案石沉大海；又经种种周折，终于遇到了一位严厉清正的孔总督，强徒一网就擒，结案定罪“处决”，大家正为梁家舒一口气，却又横生波澜——孔制台被一道圣旨调走，凌贵兴等又行贿得释：真是结构严密，情节紧张，波澜起伏，曲折动人。
《儒林外史》的优点，主要是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刻画伪妄，掊击习俗，“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晚清的“谴责小说”虽然都是学《儒林外史》的，但“辞气浮露，笔无藏锋”；4描写社会弊恶，常常张大其词；讽刺官场腐败，又近乎谩骂，所以缺乏感人的力量，降低了文艺的价值。《九命奇冤》却成功地运用了《儒林外史》的讽刺技巧，脱去了“谴责小说”的种种弊病。它隐含不露，藏意深刻奥妙，而用语婉转诙谐。作者对于所讽刺的对象，加以典型的概括，客观的描绘，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说话去表现各人灵魂的丑恶，而不做主观的说明，或借他人之口“谩骂”。仿佛作者只是冷眼旁观，闲闲写去，但读来却真实生动，如在目前。且看第二十回写殷孺人挟制黄知县受贿买放一节：
……殷孺人忙问道：“……老爷！你为甚放着送上门的金子都不要？是甚么道理？难道你穷的还不怕么？”黄知县道：“他这个公行贿赂的，我哪里好胡乱受他？我又没有审过，知道他们谁曲谁直。倘使受了他的，做出那纵盗殃民的事情，便怎样呢？……”殷孺人道：“呸！不说你没福，说甚么纵盗殃民！你既然说没有审过，哪里就知道是纵盗殃民呢？……”殷孺人忽的一下翻了脸，对黄知县道：“……姓梁的所告，既然是个读书人，你怎么就说到纵盗殃民起来？你没有发迹的时候，也是个读书人，难道那时候你也是强盗么？”黄知县跌脚道：“唉！你怎么这样糊涂？……”殷孺人道：“我不糊涂，你才糊涂呢！你也是个读书人，你纠合过强盗么？你可曾认识过一个半个强盗么？我只当你读书明理，惺惺惜惺惺，谁和你倒拿同自己一般的人，当做强盗，还说我糊涂呢！……你要疑心到读书人是强盗，你为甚不疑心你自己也是强盗？这件事明明是姓凌的受了冤枉。明天坐堂，先把姓凌的出脱了……这八百两金子，你不受我就受了！夫妻们好也这一遭，不好也这一遭……”
黄知县竟是一筹莫展，完全屈从，最后把个八条人命的大案子颠倒黑白地处理了事。在这一回书中，殷孺人的撒泼、搅理，黄知县的惧内、无能，舅老爷的不学无术、放刁耍赖，都现身纸上，声态并作。看着觉得滑稽可笑，但又觉得十分可恶。
在“谴责小说”中，官吏都生来就坏；他们的伎俩，又小异大同。《九命寄冤》则不同。同样的受贿沉冤，情形颇不一样：黄知县“为人颇觉慈祥，办事也还认真”，地保李义失职，当场便打一千板子；收到梁家状子，马上签差提人；凌家托人打点，他说“我不贪那意外之财”。但是在蛮横泼悍的太太的威逼下，终于失教丧心，干下了自己不愿干的事情。广州府刘太守是一任鲍师爷的欺蒙摆布；而鲍师爷呢，只因用了凌家六千银子，不得不“从权做一遭儿”。如果说黄知县是个懦弱无能之徒，刘太守是个昏聩颟顸之辈，那么焦按察却是个贪婪残忍的酷吏。他不落痕迹地收了二万银子贿赂，在堂上把个唯一的见证人张凤活活夹死——为凶犯灭口毁证，还口口声声地说：“本司所到之处，政简刑清。”至于巡抚、总督，官做得大了，更少顾忌，且经验丰富，真所谓“老马识途”“驾轻就熟”，不用费劲，就能把事情办妥：官司还没有打到巡抚衙门，凌贵兴“就拿了一挂伽楠朝珠，一座珊瑚顶子，还有两样甚么东西，做了贽见，送过门生帖子。”所以萧中丞收到梁家呈词，便“气得肝气大发，躺在床上”，并且“这肝气病，一时不肯就好”，于是，“一切公事，由得各位师爷”以及他的表弟李丰“上下其手”；新任总督杨大人呢，在赴广州的半路上就已受了姓凌的“千金之礼”，所以梁天来在码头拦舆递禀，他瞧都不瞧，便“在轿里掷了下来”！
作者在写这些贪官污吏时，既没有过甚其辞，张大其事，也没有直接插嘴声色俱厉地申斥他们，或者借书中人物之口激昂慷慨地谴责他们；相反，有时似乎倒在为他们“开脱”，如写黄知县受贿是为太太所迫，鲍师爷受贿时踌躇半天等等，但读来却觉得格外真切动人。对于萧中丞的包庇凌贵兴，写得更是隐隐约约，但稍一注意，就能看出他的“肝气大发”是装病沉冤；因此，他刚收到状子时的那种“气得要死，……马上就要行牌府县，亲自提审”云云，也就“情伪毕露”了！
清代的侠义小说，大都写“清官”带领侠客“除暴安良”的事。这些小说中，如《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等较好的作品，在艺术上“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5这“平话习气”，主要指语言通俗明快，情节生动引人，风格粗豪脱略，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并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九命奇冤》很受这种小说的影响。它不做静止的描写，也很少平板的叙述，而是从人物的行动中进行形象的描绘，甚至可以说立体的雕刻，所以书中的人物富有凸透感。例如第八回易行听了恶霸凌贵兴的指使打了梁天来几个巴掌，被妻子郑氏拉去梁家请罪，梁母凌氏见了很受感动一段描写：
（凌氏对郑氏）道：“嫂嫂！你夫妻今天这一来，却增了我多少光彩！”郑氏道：“不来告帮求借就好了，还说增光彩呢！”凌氏道：“光彩不在贫富上，只在道理上。嫂嫂不要谈这个，我也不是为你今天来对我跪了，我就喜欢，说有了光彩。最替我增光的，是——”说到这里，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有了你这么一个明白贤慧的弟媳妇——”又移过那大拇指来，对着易行道：“又有了他这么一个勇于悔过的好兄弟，非但我脸上有光彩，连我凌家门里也有了光彩呢！总不惹人家说是凌家没有一个不是糊涂强盗！”说罢，呵呵大笑——他却嘴里虽是笑，眼泪却落个不止；到后来竟是笑不成功，哭出来了；又呛一口，咳嗽起来。……
短短两百多字，凌老太太的声音笑貌以及复杂的内心世界，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他如第一回写众强徒火攻石室，第十回写凌贵兴夜惊何氏尸，第十五回写众强盗“堂前设誓”，第二十回写殷孺人大闹黄知县等等，也都绘影绘声，如见其人。
吴趼人对于医卜星相等江湖术士和烟鬼、赌棍等社会渣滓的生活颇为熟悉，所以他描写这些人物的形象尤为生动逼真：
只见屋内摆着一个课坛，上面坐着一人，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布长衫，外面罩着一件天青羽毛对襟马褂，颈上还围着一条玉蓝绫子儿硬领，黑黑儿，瘦瘦儿，一张尖脸，嘴唇上留着两撇金黄色的八字胡子，鼻子上架着一个玳瑁边黄铜脚的老花眼镜，左手拿着一枝三尺来长的竹旱烟管，嘴里吸着，鼻子里一阵一阵的烟喷出来。右手拿着一柄白纸面黄竹骨的摺叠扇，半开半合，似摇不摇的，身体在那里晃着。隔着那眼镜上的两片水晶，看见他那一双三角眼睛，一闪一闪的，乍开乍闭。贵兴向前拱手道：“先生请了！”马半仙听见招呼，连忙呵了一呵腰，左手放下烟管，把鼻子上的眼镜除了一除，嘴里也说：“请了，请了。”一面说着，也向贵兴打量一番，打量过了，心中早有了主意……贵兴便将生辰八字，一一告之。半仙戴上眼镜，提起笔写了出来，起了四柱，侧着头，看了一会，又轮着指头掐了一会，放下笔来，除下了眼镜，捋了捋胡须，打了一声咳嗽，双眼望着贵兴道：“贵造是一个富贵双全的八字……”（第二回）
可以看出，《九命奇冤》中这种对于强盗、强盗的“军师”以及泼皮无赖等等的描写，是从武侠小说甚或演义小说中学来的，但经过吴趼人的手写在这里，却觉得分外贴切新鲜。
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作者加强了对人物的肖像描写——对于人物的容貌、衣着、姿态、声调等外形特征的描写，通过这些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对于人物的外形特征的描写是不大讲究的，几乎可以说是形成了脸谱化和类型化的俗套子。如“脸如锅底，眼若铜铃”，或“面若傅粉，唇若涂脂”，或“沉鱼落雁之容，闭花羞月之貌”等等。在《儒林外史》中，两个主要人物周进和范进也都是“花白胡子”，戴一顶毡帽；所不同的，仅一个是“黑瘦面皮”，一个是“面黄肌瘦”，一个的毡帽是“旧”，一个的毡帽是“破”而已！《红楼梦》的作者也没有着意于人物的外形描写。他或者省略，或者采用中国画里写意的手法，稍作点染，甚至未脱中国古小说中的陈套，如写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之类。到《九命奇冤》才有了这样比较细致的人物外形描写（虽然这种描写还属于开始阶段，还不够精细和深刻）。人物的外形描写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如果说《九命奇冤》中对于像区爵兴、林大有等强盗和殷成等赌棍那样着重显示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动态描写，更多是从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行动描写）脱化而来，那么，对于如马半仙那样比较细致地勾画他的相貌以增加人物形象的鲜明性的静态描写，则主要是接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
由于作者致力艺术形象的描绘，《九命奇冤》中的不少人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如梁天来之忠厚懦弱，凌贵兴之浑暋邪恶，凌氏之善良，张凤之义侠，区爵兴之刁钻诡诈，凌宗孔之卑污贪鄙，都能给读者留下一个较深的印象；至于胡搅蛮缠的泼妇黄太太，也不比《水浒传》中无理取闹的泼皮牛二逊色。
上面已经说过，我国古典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人物本身的行动来展开故事情节，显示思想性格；它们很少内心描写，有则也很简短，并且都和情节的发展、人物的行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像许多外国小说那样常常有着大段大段的纯心理描写——“内心独白”。比如《水浒传》中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后，“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这一简短的鲁智深内心活动的描写是交代他“拔步便走”的原因；而鲁智深一走，才有“大闹五台山”等一系列故事情节的展开。但即便这样简短的心理描写，在作品中也实在是凤毛麟角。《红楼梦》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它采取了较多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秘密；但是，这毕竟没有成为作品的显著特色。
《九命奇冤》中的心理描写，比它以前的小说有了更大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作品的一个明显的特色。具体表现在：心理描写的文字在全书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不仅用在主人公或几个主要人物身上，而且普遍地用于各种人物身上；人物本身的内心独白与作者概括叙述人物的内心活动并用，而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人物的内心独白，既不像中国的古典小说那样简略，也不像许多外国小说那样冗长。例如第四回凌贵兴“盼乡榜焦心似沸”，先写他到了放榜那天如何与族叔商量开列菜单，预备酒席，查看黄历，定庆贺日子；又高兴得连晚饭也吃不下，把新买来的京靴试了又试，叫妻子预备赏报子赏钱……初更以后，正吃酒时，忽然怔了一怔，想到“此刻已经写榜了，不知可曾写到‘凌贵兴’三字”，担心“万一不中，如何是好？……”但当他听了族叔说马半仙算的命“没有不灵的”话以后，又“不觉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写他如何“听得门外面一声锣响，人声嘈杂”，以为是报子到了而心中大喜，又随着“那人声锣声”地慢慢去远而“一阵心乱如麻”，想到“头一次下场，就中了，只怕没有这等容易……”但又转念：“不管马半仙算的命灵不灵，一万三千银子的关节，早就买定了，哪有不中之理！”忽又想道：“关节上的几个字”，虽然“已经嵌了上去，但似乎勉强些，万一王大人看不出来，岂不坏了事？……万一别人破题上头，也无意中弄上了这几个字……岂不是误了我的事！”想到这里，“不由的汗流浃背起来，坐不住，走到床上去躺下”，但一会又起来漫不经心地走着，自己安慰自己，肯定“那关节上的几个字”，只有自己知道，别人决不会也恰恰用了它；可是接着又回念：“天下事也难说，万一果然有这等巧事，那就怎么样呢？”他侧耳听到外面已打三更而唉声叹气，想到这次如果“不去下场”，此刻反倒“安安稳稳的睡觉了”。又想到，如果真的中了，“明日穿了衣帽去拜老师，簪花赴鹿鸣宴”，那是何等开心的事……待听到人声再起，继而渐又远去，他决心“不等了”，走到内室，“和衣睡下”；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不到一刻工夫，又站起来，走到外面，“对着那残酒默默的出神”，认为天已五更了，再不会有什么希望。可是，当宗孔提起写榜从第六名写起，最后才写前五名时，他又转忧为喜，想入非非，决心再等下去……直到天色发白，门外叫卖“新科解元试录”！他才低头长叹，完全绝望，不由得全身发起抖来……这段描写，把凌贵兴这个纨绔子弟热衷功名，盼望乡考捷报的那种百转千回，坐立不安，时喜时忧，时惊时疑，时悔时恨……的细微复杂的内心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揭示了他庸俗、邪僻的性格特点。刻画封建士子醉心科举功名最好的《儒林外史》，应该说也没有这样出色的描写。这段心理描写，共有两千多字，由于作者不是孤立地、静止地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与人物的行动紧密结合并穿插在人物的行动中进行描写，所以真实、生动，趣味盎然，毫无冗长乏味之感。又如第十八回：
……一席话听得贵兴目定口呆，宗孔摩拳擦掌，爵兴搓手顿足。他三个人，却有三般心事：贵兴为的是白费精神，白耗银钱，未曾杀得他一个，不胜懊恼；宗孔是一不做二不休，道：“他既未死，何妨今夜再去结果了他？”爵兴是想到他家男子未死，闹下这场大事，他一定不肯干休，过两天不知他如何告法，这场讼事，很有得纠缠呢。
短短不到一百五十个字，写出了三个恶棍在听到梁天来未被烧死、并已向县里报案的消息后不同的精神面貌和内心活动。如果说前例是用人物内心独白的形式表现，那么这里纯由作者作概括的叙述。下面再看人物内心独白和作者概括叙述同时并用的例子：
当钦差未到以前，李丰就打听得两个钦差，一个是原审这案的孔制台，一个又是自己叔父。这位叔父是锋芒刺骨的一位风厉先生，京里的权贵，见了他也惧怕三分，如何敢去行贿？思量不如赶紧回去，告诉贵兴，叫他出海逃走罢。想定了，便收拾行李，准备动身。忽然又想起：“贵兴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呢？——当日我也曾代他经过几回手，彻底根究起来，恐怕终不能免，难道我也跟他逃走么？若是不走呢，闹到头上来时，少不免要担点处分，并且恼了我叔父，以后要谋一个馆地也难了；若竟跟他走了，我所犯的罪，总不至于死，何苦离乡撇井的走到外国去呢！”想到这里，不觉呆了。忽又回想：“贵兴虽说是个读书人，其实他的行径，犹如市井无赖的一般。他闹了这个重案，本来是神人共愤，天地不容的。我莫若拿了他的贿赂，到叔父那里去出首，将来就是问到当初我曾经过手的一节，我此时已经先行出首了，自然可以免罪，也可以讨好叔父。”又想道：“这种办法，未免对不住贵兴。”因此又踌躇着，独自一个人，心口商量了半天。到底顾全了贵兴，便误了自己，只好对不住也做一次的了。决定了主意，就仍在客寓守候。等到一天，钦差到了，他便走到行辕求见。……
首尾两头是作者概括叙述，中间是人物内心独白，有详有略，简洁而又具体，把李丰出首前那种隐微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成功地揭示了出来。这样，不但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拉纤耍奸、趋炎附势的市侩的性格特征，而且使读者感到这个人物有血有肉，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晚清“谴责小说”的重要缺点之一是描写上的千篇一律，缺少变化。《九命奇冤》的作者则独具匠心，每一次控告，写来都不一样，使读者毫无重复呆板之感。吴趼人的这种“匠心”，不是表现在一两处地方，而是贯穿在整部作品之中。如第十六回写众强徒夜袭梁天来家，从区爵兴发令分兵八路出发，到正面火攻石室，到最后各路完成任务向爵兴交令，前后各自照应，穿插一丝不混。三路正面进攻者发令时简单一提，攻击时详细描写；五路侧面堵截官军者正面一笔不写，只在“复命”时说出各人的执行情况。而“复命”又是先后不一，详略有异；“战事”的发展，有的与事前的预想大体一致，有的略有出入，有的则完全出乎意外。第二十九回“爵兴再点将”——派五路人马去截杀梁天来，写法与前又各不同。这回算无遗策，布置色色周到，真为梁天来捏一把汗；可结果却着着落空，天来竟安全度岭到京城告御状成功，众强徒反落了个死路一条。
诚然，《九命奇冤》并非是一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在思想上，吴趼人不仅保留了原作告御状成功，冤案得到昭雪，坏人一体治罪的光明结局，而且满怀深情地加强了对孔大鹏、李时枚、陈臬台（化名苏沛之）的描写，更加突出和美化了这三个大清官的形象；另外，他竭力渲染、歌颂易行之妻（郑氏）、贵兴之妹（桂仙）等正面人物，也往往是从封建道德上着眼的。这些，都表现了作者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和旧的道德观念的局限。在艺术上，人物的个性刻画还不很鲜明，甚至有些人物的性格前后不够一致。如第三十一回写区爵兴向苏沛之谈他到南雄的真实目的，不符合他一贯的性格特点——区爵兴是个老奸巨猾、鉴貌辨色的“军师”，他怎么肯贸然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吐露真情？他有着性命交关的大事在身，又哪里能轻易随便醉酒？至于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创造典型形象等艺术上所达到的总的成就，当然更不能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中国第一流的小说相比。
但是，《九命奇冤》尽管存在着这些缺点和问题，它在中国近代小说中毕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并且它在中国文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发展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九命奇冤》在思想内容上摒弃了中国古典小说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宣扬“忠义”，散布神道迷信、因果报应，鼓吹天意宿命等等消极成分，并和当时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社会小说”一样，对现实社会的封建统治核心——阶级压迫的机器——官场进行集中的、全面的、直接的抨击，以及它在结构、人物的外形描写、人物的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方面的革新与进步，这在中国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鼓吹科学民主，呼喊变法维新，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行程中具有时代的意义。同时，《九命奇冤》的这些“新变”，也是它在从中国古典小说走向现代小说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历史的功绩。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于北京
（录自《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1 罗尔纲《〈九命奇冤〉的本事》《〈九命奇冤〉凶犯穿腮七档案之发现》，载天津《益世报·史学》1936年8月16日和12月6日。
2 安和先生，据李育中《最初写梁天来的小说家》文谓即与书中主角同乡、同时代的钟铁桥。详见197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随笔》第1集第185页。
3 见《胡适文存》2集卷2。
4 引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5 引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