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的拼盘
——吴趼人政治思想初探
胡冠莹
吴趼人（1866—1910）生长在一个大动荡的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的颓败腐朽他都耳闻目睹。他和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渴求寻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当时很多人到外国去留学考察。吴趼人“见人自备资斧出洋游历，我无此力量，坐看他人开眼界添阅历”而仰天长叹（《吴趼人哭》）。他后来曾东渡日本，但时间短暂（1903年冬—1904年），却从未到过欧美。然而他精通英文，又生活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武汉等大都市，在上海办过报纸，并在江南制造局工作过，还在汉口美商办的英文《楚报》的中文版做过编辑，他对当时已渗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于是他就根据自己对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对西方（包括日本）政治、科技、文化的理解而设计出一个救国救民的理想蓝图：在物质上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认真办起海防、边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2回）；在政治上反对“野蛮专制”，实行“文明专制”（《新石头记》第26回）；在精神上“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上海游骖录》自跋）。
多才多艺的吴趼人在江南制造局工作时“尝自运机心，构二尺许轮船，驶行数里外，能自往复”（李葭荣《我佛山人传》）。根据他自己的社会实践以及他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了解，他曾设想中国将来应当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强国。在《新石头记》中，这种思想体现得最具体、最生动。
他描绘了这样一个“文明境界”：天上有飞车（《新石头记》第37回），地下有隧车（同上第34回），水中有猎艇（同上第29回），就如同现代的飞机、地铁、潜艇一般，人们借助它们可以方便交通、征服自然、抵御外侮。人们还学会了控制气候，能够酿雪、酿雨、人工放晴，免除了旱涝之灾（《新石头记》第32回）。人们吃的食物是用化学方法提炼出来的符合中西医理营养丰富的液体（《新石头记》第23回），打起仗来，只需带个插有小管的皮袋，饿时一吸便得，即方便 ，又耐久（同上第37回）。
怎样才能使科学技术发达、国防力量强大呢？吴趼人认为必须“讲究实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2回）。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他通过王伯述议论批评那些只会读旧书“饮酒赋诗”的“名士”，指出让这些人当了官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青年人要利国利民必须读《富国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2回）。在《吴趼人哭》中他批判了那种只求读书做官，不讲实际效益的传统观念：“子弟入塾读书，父兄每诏之曰：‘好用功，他日中举人，点翰林也。’为之师者亦然。曾不闻有勉子弟以读书明理，学业致用者。”嘲讽了那些“非讲宋儒理学即讲金石考据，甚或为八股专家；其有自命为名士者，则又满纸风云月露，各执一艺，此外不知更有何物”的只会钻故纸堆或只会吟风弄月而于国于民无补的旧式知识分子。同时，他也看不起那些“徒知学其语言文字，便庞然自大，绝不解考求专门之学”的“攻西学之子弟”。他认为应当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用以加强中国的现代化国防力量，“中国还有可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2回）。
他的这些想法无疑是针对当时中国落后挨打、国将不国的现状提出来的，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在政治上，吴趼人对封建专制、君主立宪、共和制度都有异议，他幻想一种由君主施仁政于百姓的“文明专制”制度。
这在《新石头记》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吴趼人通过“老少年”与贾宝玉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世界上行的三个政体，是专制、立宪、共和。……那专制是没有人赞成的了，……现在我们的意思，倒看着共和是最野蛮的办法。其中分了无限的党派，互相冲突。那政府是无头鬼一般，只看那党派盛的，便符合着他的意思去办事。有一天那党派衰了，政府的方针，也跟着改了。……就是立宪政体，也不免有党派，虽然立了上、下议院，然而那选举权、被选举权的限制，隐隐地把一个贵族政体，改了富家政体。那百姓便闹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至于专制，只有一个政府，高高在上，重重压下，各处地方官，虽要做好官，也不能做了。所以野蛮专制，有百害没有一利”（《新石头记》第二十六回）。从这篇宏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吴趼人不但对封建专制而且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多党共和制的弊端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在短篇小说《立宪万岁》中，他讽刺清王朝搞的假立宪只不过是“改换两个官名”罢了，“此外不再更动，诸天神佛，一律照旧供职”，根本用不着担心会“用夷变夏”。
那么吴趼人所倡导的“文明专制”又是怎样的呢？在《新石头记》中，“老少年”描述说：国家政权要全部“纳还皇帝”（第26回），皇帝与官员都要遵照《大学》上说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可恶，恶之”办事，与老百姓同好恶、共命运，于是国家便“民康物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同上），字典上将“把‘贼’‘盗’‘奸’‘偷窃’等字删去”，“从京中刑部衙门起，及各区的行政官、警察官，一齐删除了，衙门都改了仓库”（同上）。吴趼人幻想建立一个既无刑事犯罪也没有专政机关的富足、文明的理想社会，这就是“文明专制”。
怎样才能实现“文明专制”呢？吴趼人也通过“老少年”的口宣扬：先要通过立宪来进行过渡，因为“未曾达到文明的时候，似乎还是立宪较专制好些。地方虽有恶绅，却未必个个都是恶绅，议员又不是一个人，还可以望利害参半，逐渐改良”（《新石头记》第26回）；在这个过渡阶段施行“强迫教育”，达到“德育普及”，“德育普及，宪政可废”，真正到达“文明专制”的境界。为什么“德育普及”会有那么重大的作用呢？“老少年”认为：“那一个官不是百姓做的？他做百姓的时候，已经饱受了德育，做了官，那里有不好之理？百姓有了这个好政府，也就乐得安居乐业，各人自去研究他的专门学问了，何苦又时时忙着要上议院议事呢！”（《新石头记》第26回）那么德育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老少年”说就是“孔道”，即“孔子之道”（同上第28回）。在“文明境界”“无论贵贱老少，没有一个不是循理的人。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烂熟胸中”（同上）。
吴趼人设计了这样一条通往理想社会的道路：立宪（通过议员参政废止“野蛮专制”，“逐步改良”）普及德育（君臣百姓人人学习孔子之道）__
文明专制皇帝
大臣与百姓同好恶，
建立“好政府”
百姓——潜心钻研专门学问物阜民康，
无刑事犯罪，
无专政机构。
也就是说，应当通过政治上的改良，再施以相应的教育措施，提高从皇帝到百姓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政治清明和物质的极大丰富。
从这里可以看出，吴趼人是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包括日本）政治制度之大成才构想出这样一种“文明专制”的模式的。
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吴趼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他曾做过生动的描述：一个乡下人误把一头牛放进上海静安寺路一个外国人的庭院，牛损坏了花草，外国人叫来了巡捕。巡捕将乡下人解送公堂，华官马上把他枷了，判在静安寺路一带游街示众，一个月后又重责三百大板才释放。那外国人看到乡下人游街示众的惨状，便去公堂申斥那个华官：“岂有此理！我因为他不小心，放走那只牛，糟蹋我两棵花，送到你们案下，原不过请你们申斥他两句，警戒他下次小心点，大不了罚他几角洋钱就了不得了。谁料你为了这点小事，把他这般凌辱起来！所以我来请你赶紧把他放了！”华官对洋人“惟命是听，如奉圣旨一般”。为了讨好洋人，他放了那乡下人，并“叫一名差役，押着那乡下人到那外国人家里去叩谢”。洋人叫乡下人去控告那个滥施刑罚的华官，“乡下人吐了吐舌头道：‘他是个老爷，我们怎么敢告他！’外国人道：‘若照我们西例，他办冤枉了你，可以去上控的；并且你是个清白良民，他把那办地痞流氓的刑法来办你，便是损了你的名誉，还可以叫他赔钱呢。’”然而那乡下人终于理解不了洋人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念了一声佛说：“老爷都好告的么！”“那外国人见他着实可怜，倒不忍起来，给了他两块洋钱”把他打发走了（第76回）。通过这段描写，吴趼人肯定了西方的法制比起清政府的专制来要文明、民主、平等得多。在《吴趼人哭》中，他也曾为“某使臣致外务部书，以平等自由为邪说”而悲愤不已。从这些描写与议论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吴趼人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等政治口号及资产阶级法制是不无推崇的，但是他同时又剖析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致命缺陷，他看出议会中的各个党派只代表若干个“富人集团”的利益，并不代表贫苦民众，于是他便苦思冥想，设计出一个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指导下的、皇权与民权和谐统一的“文明专制”的国家。
吴趼人认为在中国古老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民权思想。他援引了《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等等，说明“民权”思想古已有之，只不过“当日有其义而未著其名耳”（《吴趼人哭》）。他揶揄那“目民权为邪说”的“伧夫”，说他们“不敢言此说倡于孟子，不敢毅然以孟子之有此说遂逐之出圣庙，摈诸四夷而不与中国同”（同上），将西方的民权思想溯源于中国古代的亚圣孟子。
诚然，中国古代先哲们具有民主思想不容否认，但它与西方的民权思想毕竟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传统，将西方民权思想的倡导者认定为中国的孟子，实际上是将资产阶级的先进观念改造成为中国固有的“国粹”。这也表明吴趼人是用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去审视并认同西方的现代政治观念的，最终也没能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也正因为这样，他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才会是以“孔道”为指导的、君臣百姓同好恶的“文明专制”。这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吴趼人把孔孟之道，把中国传统的道德看得那么重要，那么神妙，它既应当成为百姓的行为规范，也可以成为帝王的治国之本，只要大家都按照它办事，帝王就不会再去压迫百姓，百姓也可以无须专政机关的管束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再违法乱纪，无怪乎吴趼人一生都在为“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上海游骖录》自跋）而呼吁了。
“恢复我固有之道德”才是吴趼人救国救民之道的核心。
那么，这“固有之道德”是怎么产生的呢？吴趼人认为它起源于人情，是人情施于不同对象的体现；而人情则是天生的，即“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恨海》篇首）。
吴趼人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同上）按照吴趼人的解释，忠孝慈义等传统道德都是由“情”派生出来的，而这种善良的“情”又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并且是人人都具备的。这与孟子的“性善”说是完全一致的。《孟子·告子上》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认为各种美德都是人所固有的，他们产生于善良的本心，绝不是外界施加于人的。
吴趼人对中国固有之道德的解释，显然继承了古代儒家思想民主性的精华，却摈弃了其森严的等级观念，这可能与他接受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不无关系，这种解释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对晚清的黑暗统治与腐败的社会风气不能不是一种冲击。
对于晚清社会道德的沦丧与世风的堕落，吴趼人曾做过深刻揭露。他在《发财秘诀》第一回中曾说：“风气，风气，什么叫风气？……据小子看来，只有一个‘利’字，便是风气，而且除‘利’字以外，更无所谓风气者。”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唯利是图的风气来自“通商”，即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他说：“道光二十一年，大学士两广总督琦善，割广东之香港地方与英人义律，是为中国割地与欧洲之始，亦即为通商发达之始”，从此“广东得风气之先”然后此风弥漫全国（同上）。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开头，吴趼人写道：“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成了中国第一个热闹所在。……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这些正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东南沿海日益殖民地化的写照，从中也可以反映出，道德的沦丧与社会的腐败是密切相关的，民风由“淳朴”而变为“轻浮险诈”，正是殖民地化的结果。这种认识是非常精辟的。
然而，吴趼人并未从这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其后，他在《自由结婚》评语中，却把道德沦丧的罪归咎于“中古贱儒”与“晚近之士”，他说：“中古贱儒，附会圣经，著书立说，偏重臣子之节，而专制之毒愈结而愈深；晚近士者，偏重功利之学，道德一涂，置焉而弗讲，逐渐沦丧。”按照吴趼人的分析，“中古贱儒”和“晚近之士”都不知诱导人们去全面发展善良的本性：一个只强调臣对君的忠，而没有要求对臣民要仁；另一个只强调功利而忽视了道德，致使专制主义愈演愈烈，唯利是图之风遍布全国，而导致道德“逐渐沦丧”。把道德沦丧只归咎于没有进行全面的道德教育与宣传，而忽视了社会生活、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的作用，这使他又一次堕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正是从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观出发，他才构想出这么一幅美丽的蓝图：普及德育，使君臣百姓同好恶，人人烂熟孝悌忠义礼义廉耻信条，于是便可以国泰民安。人们只知奉献而不计较功利，个个安居乐业，没有犯罪也不需要专政机器，就是对入侵之敌也施行仁政，绝不杀戮。在《新石头记》第38回中，子掌曾谈到打起仗来应当对敌兵撒“蒙汗药水”，只将他们“活捉过来，不伤一命”。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中国固有的孔孟之道并不能阻挡随着帝国主义的军舰与商品一起涌来的功利观念；中国帝王虽极力宣扬儒学，却并不会对百姓施行仁政；帝国主义也绝不会等到每个中国人都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便停止入侵，更不会对中国人民只撒点“蒙汗药水”而不使用洋枪洋炮。吴趼人只不过做了一个美丽的梦。然而在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八国联军的机关枪遍扫北京城之后，还去做这样迂腐的梦，就实在让人感到滑稽了。
这不禁使人联想起与他差不多同时的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对社会的欺诈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和真诚的抗议”的“天才艺术家”托尔斯泰，他的救世良方却是“实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吴趼人的救国救民之路与托尔斯泰的济世良方是多么相似！吴趼人那幅把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的繁荣富强、政治的清明民主都寄托在“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基础之上的理想蓝图，不过是个中西合璧的拼盘，一部不和弦的多重奏。这是吴趼人的悲剧，也是他同代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的悲剧。
（录自《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