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心灵历程

——吴趼人与晚清社会

张　强

内容提要：当封建末世的丧钟已经敲响的时候，一个饱经忧患的知识分子密切地关心着苦难中国的现实。他曾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接受洋务思想，批判宋代理学；他曾办报、写小说，与维新改良派趋于一致；他激烈地批判清廷“预备立宪”的骗局，却又不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

近代中国民族的危机，伴随着每一次屈辱条约的签订，都催促着近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其忧患意识的深化，则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不同的姿态、不同的方式探求中国未来的道路。因此，这一时期无疑是造就思想的年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年代，中西文化的撞击与整合使中国近代的文化精英们有可能在困惑中发表见解并进行社会实践，吴趼人短暂的一生便带有这一时代的鲜明特征。

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忧患意识笼罩着整个中国，除了顽固守旧派依旧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以外，朝野内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中国政治的危机，尽管这是被动的，但它毕竟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具有了危机感。

1866年吴趼人诞生之际，正是洋务派打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之时，其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第一次全面地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因素。尽管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为挽救封建王朝的危机而兴办新式工业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就此却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文化人才。特别是郑观应、冯桂芬、薛福成等人对西方政体的介绍，给忧患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海洋意识。民族的危机感使他们逐步摈弃了闭关自守的落后保守心理，开始向世界求索富国强兵的道路。自鸦片战争以来，要求改革中国积弱的现状就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心的重大社会课题，采用什么样的方案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社会，则困扰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

在其苦难心灵的跋涉中，光绪九年（1883），年仅18岁的吴趼人来到了上海。据吴趼人自己说，到上海谋生是因“衣食所累”（《吴趼人哭》），当然我们不否认有这一层因素，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年轻的吴趼人另有图谋，否则，他用不着从遥远的广东佛山孤身一人跑到上海谋生。更何况，出生官宦家庭的吴趼人虽家道中落但绝不至于无法糊口度日。在带有自传性质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我们看到吴趼人的家庭虽曾有丧父的巨变，但还是有一定的家产的。再者，如果仅仅是为了谋生，吴趼人完全可以在佛山或到香港就近找一差事，因为自租让香港后，香港成了经商的理想场所，其作品《发财秘诀》中所描述的区丙由卖玻璃料泡玩具而陡发巨财，完全可以视为当时的真实情况。倘若一定要远行，则可以去北京，因为那儿不但是他的出生地，而且其外祖父一家为直隶宣化人，就是说，到北京谋生对于吴趼人来说应远胜于上海。很显然，到上海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谋生。那又是为什么呢？这里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吴趼人在《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中追忆往事时说：“吾人幼而读书，长而入世，而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可以想象“幼而读书”的内容是“四书”“五经”，“长而入世”应指只身一人到上海“谋生”，“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既是对昔日所学沉痛的检讨，也显露出到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求取于社会有用之学。因为“恶宋儒之学，于朱氏熹尤多所诟病。”1所以，他带着充实自己的目的来到上海。

即使说到上海纯属偶然，但是，吴趼人在江南制造局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本身就说明了吴趼人来上海入江南制造局另有所图。否则，天地之大，他用不着为“月得直八金”2微薄的经济收入而安心于江南制造局。因此，入江南制造局的唯一合理解释，只能是吴趼人企图寻找一条“达于用”的道路。“自运机心，构二尺许轮船，驶行数里外，能自往复。……斗室之中，位置彝鼎图书，井井有序。”3吴趼人选择上海而不选择其他，这与鸦片战争以来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经济都市有关。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上海不但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基地，而且成了各种思想最活跃的场所。纵观天下形势，在当时的中国，洋务运动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运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它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带来了一些希望。对于初入世的吴趼人来说，入江南制造局，无疑是他“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遗憾心理的补偿。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吴趼人到上海的目的是谋生，而应该把它视作是吴趼人选择未来生活道路的第一步。而这一步的迈开也说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吴趼人后来提出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方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吴趼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回忆少年时虚负岁月，未尝学问，如处尘雾之中。”4这是在自我反省。“子弟入塾读书，父兄每诏之曰：‘好用功，他日中举，点翰林也。’为之师者亦然。曾不闻有勉子弟以读书明理，学业致用者。”5这是吴趼人进一步以切身体会警告世人，提出死读书、读死书于社会无益的观点。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对科举制度极为反感。这点我们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九死一生（以作者为原型塑造的形象）对科举的态度即可看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把宋代的理学奉为经典，极端推崇朱熹。与此同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也纷纷指出理学害人杀人的血腥事实。在这样大的文化背景下，接受了洋务思想的吴趼人也很自然地对理学展开了批判，他指出讲“宋儒理学”者“自命为名士”，然“此外不知更有何物”。6由于理学禁锢人的思想不但于社会无益，反而有害，因此在他的历史小说《痛史》中，吴趼人借书中人物之口沉痛地写道：秦桧卖国人人知道，朱熹倡导理学以言论误国，虽比卖国还毒，却无人知道。（第十五回）石破天惊之语，足见其对宋代理学的认识不啻同时代的思想家。

必须指出的是，吴趼人虽集中火力批判宋代理学，但他却推崇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只是认为宋儒建立的新儒学——理学歪曲了孔学，把经世致用的儒学引向了邪途。他指出朱熹提倡的“正心、诚意、天理、人欲”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他打比方辛辣地讽刺道：

人家饿得要死了，问他讨一碗饭来吃，他却只说吃饭不是这般容易的，你要先耕起来，耨起来，播起种子来，等它成了秧，又要分秧起来，成熟了，收割起来，晒干了，还要打去糠秕，方才成米，然后劈柴生火下锅做饭，才能够吃呢。你想这饿到要死的人，听了这话，能依他不能吧？我也知道这是从根本做起的话，然而也要先拿出饭来等这个将近饿死的人先吃饱了，然后再教他，并且告诉他若照此办法，就永远不会再饿了。那时人家才乐从呀！没有一点建树，没有一点功业，一味徒托空言，并且还要故陈高义，叫人家听了去，却做不来。他就骂人家是小人，以显得他是君子；偏又享了盛名，收了无数的门生，播扬他的毒焰。7

其愤激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从吴趼人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他反对宋代理学的实质在于，生于封建末世的吴趼人主张积极地入世进取。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不但反对空谈误国的宋代理学，也反对一切消极遁世的学说。他说：“佛老二氏以邪说愚民，本不久即可灭绝。宋儒乃举孔子以敌之，使其愈教愈炽，居然并孔子而称为三教。”8其言语之中虽不乏激越之辞，但亦可见吴趼人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心。这样，我们对吴趼人只身一人到上海，入江南制造局长达十年之久一事便可理解了。因为在吴趼人看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实学，倘若正确将其置于孔学之下，中国重新强盛起来是有希望的。可见，吴趼人所以接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对宋代理学的批判，是为了拂去掩盖在孔子儒学上的尘埃。

二

吴趼人离开江南制造局，可能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春天。吴趼人在《趼廛笔记·地毛黑米》中云：“光绪甲午（1894），上海地生毛，时余寓西门外……制造局画图房旁，一丛最盛……”可知1894年吴趼人亦在江南制造局。玩味语意，“地毛黑米”应指是年的秋天。当时，中日甲午战争正进行到关键时刻，吴趼人似乎对中方的失败已有所预感。大概是出于对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愤慨，对洋务运动的绝望，吴趼人告别了工作长达十年之久的江南制造局。有必要指出的是，离开江南制造局不能简单地视为吴趼人与洋务运动的告别，而是其继续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想转变标志。

早在19世纪的60年代，一批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如郑观应、冯桂芬、薛福成等，在从事洋务运动的同时，就提出了维新思想。中法战争后，康有为光大其思想精髓，写下了重要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使维新变法思想深入人心。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康有为不失时机地联合十八省入京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要求变法，并迅速组织强学会，在北京、上海创办了《中外纪闻》《强学报》和《时务报》，大力宣传维新变法，从而使朝野内外掀起要求维新变法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吴趼人的思想发生转变则是必然的了。

离开江南制造局以后，吴趼人于“光绪丁酉（1897），襄沪报笔政”，9进入办小报的生涯。这其间吴趼人“尝历主海上各日报笔政，慨然以启发民智为己任”，10他自称为“中国一分子”，11密切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变化和发展。在思想上，吴趼人将维新派引为同调，如早期的维新思想家们曾在对顽固守旧派批判的同时，对洋务派只知因袭西学的皮毛表示不满。吴趼人亦云：“攻西学之子弟，徒知学其语言文字，便庞然自大，绝不解考求专门之学；且习气之深，无出其右。吴趼人哭。”12在思想上与维新改良派趋于一致，还表现在吴趼人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将学术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利器，“闭户谢客，纠将著书，……以开化为宗旨”。13在加速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中，他发出了“尝默念中国无开化无进步不能维新之故，大约总因读书人太少”14的感慨。他希望能出国游历进行考察，然囊中羞涩，因此为“坐看他人开眼界添阅历”15而感到悲哀。

吴趼人关心着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同时也在选择着自己的生活道路。壬寅年（1902）二月，他重新省视自离开江南制造局和走上办小报的历程，感到办小报（以吟风弄月逗人一乐的趣味性报纸）无聊，有悖于自己的初衷。他这样忏悔道：

初襄《消闲报》，继办《采风报》，又办《奇新报》，辛丑（1901）九月又办《寓言报》，至壬寅（1902）二月辞寓言主人而归，闭门谢客，瞑然僵卧。回思五六年中，主持各小报笔政，实为我进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阴遂虚掷于此。吴趼人哭。（悔之晚矣，焉能不哭。）16

这是一番痛苦的回忆。很显然，吴趼人急于否定过去的我，希望得到“进步”，这一“进步”无疑是指直接参与到社会改良的行列中。事实上，对此吴趼人早已身体力行，如1901年的3月上海爱国人士集会张园反对“俄约”时，吴趼人曾发表了题为《吴君沃尧演说》，他慷慨陈词道：“诸君亦知俄约若成，我等子孙之苦有甚于饥寒冻馁者乎！吾盖恐此约一成，则各国均持利益均沾之说以挟我，则波兰、印度、土耳其之覆辙即在日前矣。……我等同志或竟联一拒俄会以拒之。非谓有兵力足以拒之也，非谓有势力足以拒之也，合大众之热力以为拒力，庶几收众志成城之效，共勉卧薪尝胆之心，纵使不足以拒强俄，亦使他国闻知，知我中国之民心尚在耳。”17这种焦虑不安激荡在一个近代知识分子忧患的心灵。

1902年以后的吴趼人，以新的姿态投入了社会改良之中。同年春天，吴趼人赴湖北汉口编《汉口日报》18，从此告别了编无聊小报的生涯。1903年以后，吴趼人的小说《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陆续在《新小说》上连载，从此，吴趼人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必须指出的是，吴趼人从事小说创作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无疑与梁启超1902年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与维新改良、与开民智、新民德，进行文化思想启蒙有关，与把小说作为“新政治”的利器有关。因此他说：“吾感乎饮冰子（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又说：“吾人丁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19因为这样的原因，他的小说始终是针对中国的现实而发的。在暴露和批判晚清社会方面，吴趼人与同时代的小说家相比，他的小说无疑是全面而深刻的。如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近十年之怪现状》在暴露晚清社会的丑恶方面，不但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且也代表着同时代人在这方面批判的最高水平。又如他的《发财秘诀》则可谓是中国近代描绘买办阶层龌龊史的第一部力作。再如他的小说在批判封建社会末世的罪恶，揭露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讹诈、经济侵略的同时，亦不忘对中国的未来进行设计（详后）。即使是历史小说，他也借古鉴今，借写历史为现实服务。总之，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的吴趼人在以小说为武器，实践着他要求维新改良的政治主张。

吴趼人在竭力鼓吹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政治主张的同时，吴趼人也将一只手打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如在《上海游骖录》这部作品中，他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我们有必要为吴趼人辩解几句。从吴趼人的本身愿望来看，他始终是抱着入世进取精神的，但由于他同那个社会那个阶级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的入世进取只能是有限度的，其目的是为了“补天”而不是要革命。因此，在思想上他可以接受洋务思想，进而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改良的思想，但绝不愿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所以，他主张对社会进行有限度改良，反对进行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也就理所当然的了。再加上一场大的革命来临总是鱼龙混杂，其中不乏有过激的举动，囿于传统，他看到的肯定不是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主流，而是抓住偏激的举动不放。这样一来，他把自己推向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位置就很自然了。这是悲剧呢？还是喜剧呢？一个努力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一个想努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在新形势下落伍了，被淘汰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不甘寂寞的心灵对苦难中国的关心。

三

如果说自离开江南制造局到1905年间的吴趼人是维新改良派的鼓吹者的话，那么从1906年下半年起，他的思想显然又发生了变化。

迫于形势，清政府于1905年9月宣布准备实行“新政”，并派出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并于次年9月1日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消息传来，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欢喜若狂，闻风而动。1906年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康有为将保皇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等亦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一句话，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对此充满了幻想，甚至认为他们为之奋斗了好多年的维新改良就在眼前。面对这复杂的政治形势，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揭露清廷玩弄的骗人把戏，他们以《民报》等为阵地，与维新改良派就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资产阶级革命派们无情地揭露“预备立宪”的伪善性和欺骗性。事实上也证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正确。如当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向清廷保证：“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当以秩序之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紊乱治安之举”20时，他没有想到1908年以后当他们邀请各省立宪人代表去北京向清廷请愿立宪时，清廷借口政闻社内有梁启超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及时给立宪派予以打击。

对清廷预备立宪的骗人把戏，吴趼人似乎看得十分清楚，从1906年下半年到1908年上半年之间，他一改过去习惯于写中长篇小说的做法，在《月月小说》上连续发表系列性的短篇小说，揭露和批判清廷预备立宪改革的欺骗性。如吴趼人在写完《庆祝立宪》之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自七月十三日奉预备立宪之旨以来，各埠庆祝之举，函电相告，要皆立宪问题，而非预备立宪问题，下走窃有疑焉。适《月月小说》出版，爰托为小说家言，而一罄之。未竟之意，当俟下册。干犯诸君，死罪死罪！著者附识。”21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它无疑是给维新改良派迎面泼了一盆冷水。“未竟之意，当俟下册”，时隔一月，他又发表了《预备立宪》，他别开生面地写一大烟鬼去访深得立宪之法的志士，为防“下午之烟瘾，不能不预备”，故先饱吸一顿鸦片后，又身藏一包“鸦片原料制成之药品”前往讨教预备立宪之法，更绝的是那个“数月以来，以预备立宪之故，筋疲力尽”的志士亦是大烟鬼。那个大烟鬼躺在烟榻上吸足了鸦片后对预备立宪的看法竟是买彩票，“心中作中头彩之希望”，以便“购置田产，经营事业”，当选议员。所以，吴趼人在小说写完后愤然记下“预备立宪，预备立宪，而国人之见解乃如此，乃如此！若此者，虽未必能代表吾国人之全体，然而已可见一斑矣。……此虽诙诡之设词，吾言之欲哭矣。著者识。”22又隔一月，他发表了《大改革》，写一抽大烟、赌钱、逛妓院的废物在朋友的劝告下进行改革。即在抽大烟时掺入人参滋补品，让赌馆换上钱庄的招牌，称妓女为老婆。由此吴趼人深刻地揭露了立宪改革是换汤不换药的虚伪本质。所以，他在小说的批语中沉痛地写道：“枨怀时局，无限伤心。诙诡之文耶？忧时之作也。吾展读一过，欲别贶以嘉名，曰《立宪镜》。”23原来，他是要惊起世人，不要对预备立宪头脑发热，《大改革》就是一面镜子。

值得注意的是，《庆祝立宪》《预备立宪》和《大改革》三篇都发表于1906年，其时，正是维新改良派对立宪改革寄予厚望的时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奋力抨击预备立宪欺骗性的时候，吴趼人以小说为武器，积极干预现实，应该说他对预备立宪的本质看得远比维新改良派清楚，他完全去掉了幻想。也可以看到从这一时期起，吴趼人思想上已起了变化，似乎他开始同维新改良派分道扬镳了。在批判预备立宪方面，吴趼人是有力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批判的猛烈程度并不比资产阶级革命派差，而且他的批判是诉诸形象，其批判更有独到之处。继1906年以后，吴趼人又创作了《立宪万岁》《平步青云》《光绪万年》等短篇小说，继续揭露和讽刺预备立宪的欺骗性。遗憾的是，当他与维新改良派分道扬镳的时候，没能向前迈出一大步，而是站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立面。

对维新改良派的失望，使吴趼人在思想上陷入了苦恼。所以他在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上海游骖录》的第一回中写道：“我近来抱了一个厌世主义，也不暇辨其谁是谁非。”这实在是太痛苦了，但是，吴趼人却不能自拔。然而，吴趼人毕竟是吴趼人，思想上的苦恼只是说明“他嘴里说的是厌世话，一举一动行的是厌世派，须知他那一副热泪，没有地方去洒，都阁落落，阁落落，流到自家肚子里去呢！”24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吴趼人所说的“一副热泪”是指他对维新改良派的失望，是他倡导的“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理想的幻灭，即“早见于三代而大昌于孟子”的“民权主义”的幻灭，即他在《新石头记》中倡导的文明专制国的幻灭。然而这“流到自家肚子里”的热泪又不能不流，在与维新改良派发生严重分歧以后，他依旧以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姿态继续驰骋文坛，如他的剧本《邬烈士殉路》，高度赞扬了为维护国家路权反对清廷媚洋而殉路的邬钢。甚至在他临死的前一年还念念不忘他的理想乌托邦，自称“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则为《新石头记》。”25

这里有必要指出一下，吴趼人与维新改良派的严重分歧虽然是在1906年，是在发表系列批判预备立宪小说之时，但是，这种不赞成立宪的思想，在1905年就已完成，进而推之，在1902年发表的《吴趼人哭》中已露端倪。1905年9月发表的《新石头记》第二十六回中，作者直接以“闲挑灯主宾谈政体”为回目，借书中人物意味深长地谈论了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政体形式，极有意味的是，这三种政体形式正是二十世纪初人们争论中国未来政体形式的焦点，在这里，吴趼人毫不犹豫地赞赏了专制政体。在如何建立专制政体的问题上，吴趼人借书中人物之口一厢情愿地提出重教育，教育之中又偏重德育的方案，认为只有教育普及，才能科学进步，而科学进步又必须以恢复孔孟传统道德为基础。这样看来，吴趼人提出的专制政体似乎毫无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封建社会的统治，甚至使他后来批判预备立宪的思想光辉大大打折扣。但应该看到，吴趼人倡导建立的专制政体实际上已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意识，如他倡导的“民权主义”就是明证。还应注意到，它并不排除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吸收。

由于吴趼人的思想极为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将其生平经历及思想变化过程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全面瓣考察，很可能得出吴趼人思想反动落后的结论。其实，当封建末世的丧钟已经敲响的时候，一个饱经忧患的知识分子密切地关心着苦难中国的现实，以他赤诚的胸怀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希望医治她病入膏肓的肌体，难道不值得肯定吗？尽管囿于个人的见识，他的许多见解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他所走过的路，恰恰说明了一个伟大的心灵在艰难跋涉中的犹豫彷徨，似曾给人希望的火花，又是多么令人惋惜。

（录自《北方论丛》1993年第1期）

1　李葭荣《我佛山传》。

2　李葭荣《我佛山传》。

3　李葭荣《我佛山传》。

4　吴趼人《吴趼人哭》。

5　吴趼人《吴趼人哭》。

6　吴趼人《吴趼人哭》。

7　吴趼人《痛史》第十五回。

8　吴趼人《吴趼人哭》。

9　吴趼人《我佛山人札记小说·说虎》。

10　周桂笙《新庵谐译初编·序》。

11　吴趼人《吴趼人哭》。

12　吴趼人《吴趼人哭》。

13　吴趼人《吴趼人哭》。

14　吴趼人《吴趼人哭》。

15　吴趼人《吴趼人哭》。

16　吴趼人《吴趼人哭》。

17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6日。

18　紫英评《新谐译》。

19　《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1号，光绪32年9月。

20　《辛亥革命》第4册，第115页。

21　《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1号，光绪32年9月。

22　《月月小说》第2号，光绪32年10月版。

23　《月月小说》第3号，光绪32年11月版。

24　《上海游骖录》第一回。

25　《近十年之怪现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