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吴趼人《政治维新要言》及其他
张 纯
一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小允，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与李伯元、刘鹗、曾朴并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家。吴趼人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名，在此之前，他虽“好舞文弄墨并常为报章写稿，依之为生”，但“那时写的多是报屁股式的小品谐文”。发表以后随手放置，以至他的朋友，甚至他自己也记不起来了。所以，目前我们见到的有关吴趼人的资料以庚子（1900）年以后为多，其中以癸卯（1903）年至庚戌（1910）年期间尤甚，而对于吴趼人庚子（1900）年以前的资料竟无人提及。学术界也鲜少对吴趼人早期思想研究的论文。这次在南京图书馆发现的吴趼人时论旧著《政治维新要言》，对于吴趼人早期思想研究，尤其对他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期间的思想研究，无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政治维新要言》（又名《趼呓外编》），光绪壬寅（1902）年春上海书局石印本，署“南海趼人吴沃尧撰”，小本，版框高12.5厘米，宽8厘米，卷首有吴趼人亲笔写真版《序言》一篇。分为上、下两册，双面十六行，行三十七字，两册总计五十五页，全书凡六万六千三百字。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中岛利郎《吴趼人传略稿》、王俊年《吴趼人年谱》及国内外其他学者均未提及。
《政治维新要言》卷首有自序一篇，原文如下：
丁酉（1897）、戊戌（1898）间，闭户养疴，无所事事。时朝廷方议变法，士大夫奔走相告，顾盼动容。久已不欲出外酬应，日惟取阅报纸，藉知外事。暇则自课一篇，遣此长日，积久成帙，自署为《趼呓外编》。盖当有《内编》一帙，专辩理性之学者，然尚未成书也。未几，《外编》稿失去，遍觅不得。今冬陈君铜书过从，偶谈及此书，始知已为书肆取付石印。爰自为检校一遍，书此记云。夫以咋呓之言，出以问世，亦徒滋余之惭惶耳。
光绪辛丑嘉平月南海吴沃尧趼人氏识于海上趼廛
根据吴的《序言》，这部书写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间。当时，清朝政府正因中英鸦片战争及中日甲午海战失利，急欲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变法图强。一时朝野士夫顾盼动容，欣喜若狂。吴趼人虽在家闭门养疴，但仍然每天取阅报纸、杂志，注意各种言论，静观这次变法维新运动的进展情况。同时，他还以维新变法为题，每天作文一篇，着人送至上海各报登载。未几，维新事败。吴趼人极力搜罗沪上各报，寻找自己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发表的文字，计得五十八篇，分别军政、将略、团练、水师等名目，编辑成册，取史为《趼呓外编》。另将一些专辩理性的文章编辑一册，取名叫《趼呓内编》（如今《趼呓内编》也藏于南京图书馆，出版时间较《外编》为晚）。
《政治维新要言》的目次，上册（卷一）为：保民、制度、说刑、说法、教仕、孚信、议院、游历、治河、略分、成见、交涉、开矿、律师、出洋、定例、国用、节用、征书、厘金、铸银、自强、圜法、邮政、公司、洋税、专利、劝农、酒税。下册（卷二）为：军政、将略、团练、水师、陆军、火器、炮台、专权、观战、渔团、间谍、储才、译书、考工、制造、购料、验货、包工、学生、用人、私造、报销、格致、历数、管仲论、商鞅论、曾参论、刘晏论。
二
吴趼人在《政治维新要言》一书中，一方面对戊戌变法期间“天子幡然变计、独振乾纲，与天下臣民共图富强之业”的维新之举顾盼动容；另一方面，他也对当时中国政令不明，民失其养，地方有司不知保民及一大批守旧官吏“辄以祖宗成法不可或违为词”（《制度》）阻挠改革，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法无古今，弊生则宜政（改）；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说法》）。守旧诸臣“拥厚禄、秉国钧、保禄固位，因循误国、苟且迁延、植党既深、去之非易”（《制度》），实乃维新变法之大障碍，必须剔除之。几千年以来，“帝者立国创为制度，以为政治之纲，为子孙之法，世世相守，莫敢或违”（《制度》），以至于我中华虽“抚有四百兆，生齿之繁甲于环球各国、而民穷财竭至于此极”（《保民》）。所以，吴趼人认为，虽然“恪守者，事之常”，然而“权变者，时之势也”，今当变法之始，以“保民为先，以改制度为先”（《制度》）。在政治上主张效法西方的政治民主化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以商立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吴趼人是戊戌变法前后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并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一整套改革方案的思想家。他认为，中国当时在政治体制上面临的最大问题一是皇上专权，地方有司不知保民，二是外来势力的入侵。他注意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情况，建议政府设立议院、襄理国政，以分皇权。“权分于下，而国脉固，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议院》），“院之设莫急于今日，凡风气未开，民智之未成及大公之未布，民隐之未通，皆无议院以通达之故也”。吴趼人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才能够富强起来。他提出改革吏治、废除“于国体、吏治两有所损”的捐纳之例，建立起一套议院弹劾制度。同时，吴趼人还主张要消除“积二百余年而不破耗元神”的汉满成见，主张裁撤绿营及各地驻防，“兼有汉满缺各官均裁去其一，不论为满人、为汉人，量才授官，惟求称职”。如此，则民心愈固，自强之渐，此实寓焉。尽管要完全实现这些想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有很多困难，但可以看出，吴趼人所维护的正是当时的一部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当然，应当指出，吴趼人虽然对于腐朽的封建统治制度深表不满，主张走一条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化的道路，但他并不主张从根本上革除封建制度，代之以一个全新的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权，而对君主立宪制度津津乐道，这说明吴趼人还有着一定的妥协性。
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吴趼人一方面极力主张进行封建体制的改革，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他的经济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以“保民”为出发点的经济改革思想。这是吴趼人经济改革思想中的最有特色的部分。他说：“古者以农立国，故孟子言井田。今泰西诸邦以商立国，中国既与通市，而不知振兴商务，遂使漏卮巨万，岁岁输诸外洋，君子已知其失保民之道也。”（《保民》）今欲振兴商务，收回事权，“非分外洋之权不可，非专我固有之权不可”。吴趼人针对中国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如开矿山、办公司、广征洋税、讲求专利之法，裁撤各地驿站、仿行日本邮政，加快铁路、公路建设，改漕运为路运、为海运，以节政府开支等等。吴趼人认为：“夫所谓振兴商务者，非谓设一商务局，举一二员董即足以尽之也。初学者以引导之，鼓舞之；颠危者扶持之，力不达者资助之，盖泰西之商务，半由是兴也”。（《保民》）
为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利益，使国家金融不致受控于外洋，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钱币制度，使中国货币成为可在国际上自由交换的硬通货。吴趼人主张大力开金矿，由政府负责引进西洋机器，严订章程，鼓铸金钱。其成色与外洋货币一律，铸成之后，既可以使其流布民间，以便商民之用，“亦可咨准外洋政府一体流通交易”（《圜法》）。
吴趼人以“保民”为出发点，主张在政府的干预下，对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创造客观条件，发展资本主义的意愿，这在封建的经济思想尚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藏富于民思想。古代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故管子曰：“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安乡重家。”具体的做法是使“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吴趼人言富民，与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的兴农抑商的主张完全相反。他认为“夫善谋国者，藏富于民，今五州之天下，商务之天下也。藏富于民，莫若商矣。中华商务之备甚矣”。所以必须大力发展商业，“专设重臣为监视”（《公司》）。“屯田兴，钱粮富，商族兴则税饷益增”（《国用》）。他认为，“民力厚、民财裕，如是虽欲国用之不足不得也”。
（三）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建立起本民族的资本主义经济。他说：“中国去欧洲之远，将及全球之半，故书不同文，政治异法、黄白异种，而制器尚象之术，体察民隐之道，与乎臻强致富之法，于中国皆有所求，苟欲仿其术，则非通其语言文字不可”（《译书》）。吴趼人认为，应当广译西洋书籍，以开拓民隐，更立学堂以教之商民，“选西国商务之书，译使读之，并鼓励天下有志之士，自备斧资，出国游历，考西洋诸国的制造工业，将择其善者而从之”。另外，吴趼人还主张修改不平等的关税条约，重征进口关税，注意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当局者“毋侵其利权，毋凌以官势”。如是，则可“夺外洋之利者也”（《国用》）。
吴趼人面对中日甲午战争失利后，“强邻逼处，民穷财匮”（《储才》）的局面，认为只有走一条自强的道路才能够救中国。“苟不自强，终不可以言交涉。”（《交涉》）吴趼人除了主张改革制度、振兴商务而外，还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陆军，并仿行西德，建立全民义务兵制度，广储军事人才，走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购火器、设炮台、定期会操士兵，随时准备抵御外侵，办团练、建民团，保甲联民，以实现“上臻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
吴趼人的维新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维新方案涉及了社会改良的各个领域，在某些方面又有同当时的洋务派思想相接近的地方，如鼓吹“以中华古圣之教为体，以泰西学术为用”的主张。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对救国真理的寻求和困惑。
1988年11月3日于希夷书斋
（录自《文献》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