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句法的嚴密化
句法的嚴密化,和邏輯思維的發展是有密切關係的。所謂嚴密化,是指句子由簡單到複雜的發展。上文我們已經討論過的一些句法現象(如使成式、處置式等)的産生和發展,都是使漢語句法走向嚴密化的重要事實。本章我們打算全面地分析和比較一下歷代的句子結構,着重地來談談這個問題。
甲骨文的句子是非常簡單的。一方面是由於書寫的困難和文體(卜辭)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可以説明當時的句子的確也很簡單。金文的句子比較複雜一些,也就是因爲金文所代表的時代比甲骨文晚一些,甚至晚得多。
《尚書》的句子也是很簡單朴素的,例如: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罸。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湯誓》)
《周易》比起《尚書》來,除了風格不同之外,句子也稍爲複雜了些,例如: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罸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豫卦》)
《論語》的文體和《周易》很相近似,句子的結構也差不多[1],例如: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述而》)
比較一下上面三段引文,我們可以看出,在《尚書》裏,複句中的分句與分句之間的關係是用意合法來表現的;而在《周易》《論語》裏,這種關係是用“故、況、則”等語法成分(連詞)表示出來的,這樣,句子的結構當然也就比較複雜而嚴密了。
戰國以後,漢語的句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戰國時代的句法比春秋時代的句法複雜多了。所謂簡單和複雜,自然和句子的長短有關。拿《孟子》和《論語》來比,《孟子》的平均字數多得多。但是,簡單和複雜的主要標準不在於句子的長短,而在於句子結構的嚴密程度。有了比較嚴密的結構,然後更適宜於表達比較嚴密的思想。
後代的文人喜歡學《孟子》《莊子》的文章,其原因之一就是這兩部書的文氣很盛。所謂氣盛就是句子的結構非常緊凑,非把全句念完就没法子停頓下來[2]。
我們舉出一種典型的例子。試以反詰句爲例。一般地説,在反詰句裏,前面有疑問代詞或疑問副詞,句末有疑問語氣詞。這樣,疑問副詞(或疑問代詞)和疑問語氣詞的中間,如果話長了,就表示語氣緊凑,非一口氣念下去不可,例如: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孟子·告子下》)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吾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同上,《萬章上》)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莊子·齊物論》)
予惡乎知説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同上)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同上,《大宗師》)
漢魏的散文,基本上是按照戰國時代的句子結構來寫的。六朝駢體文造成了書面語言的桎梏,我們在駢體文中看不出邏輯思維發展的痕迹來。到了唐代,纔又是漢語句法嚴密化的另一個新階段。
佛教的傳入中國,對漢語的影響是很大的。聲明的影響只是在漢語體系的説明上(如等韻之學);因明則影響到邏輯思維的發展[3]。唐代是佛教比較成熟的時期,唐代的文人在邏輯思維上或多或少地都受過佛教的影響。
邏輯思維的發展在語言結構形式中的具體表現可以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把要説的話儘可能概括起來,成爲一個完整的結構。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批評《公羊傳》的一段話:“郤克眇,季孫行父秃,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他説“齊使”以下可以改爲“各以其類逆”[4]。姑勿論在修辭上重叠有重叠的妙處,即以“各以其類逆”這一類高度概括性的敘述而論,也不是在漢魏以前的史料所容易找到的。
下面舉韓愈的文章爲例,來説明唐人能造成高度概括性的句子:
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圬者王承福傳》)
這樣簡潔的一句話,如果换一個不善於做文章的人來説,可能要説上幾句纔能達意。而事實上,這是把許多不同的情況加以概括的結果。
邏輯思維的發展表現在語言結構形式中的另一方面就是:化零爲整,使許多零星的小句結合成爲一個大句,使以前那種藕斷絲連的語句變爲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這樣,句子雖然長了,但是語言不是變爲拖沓,而是更簡潔了,而且脉絡分明,更有條理了。下面我們還是引韓愈的文章爲例子:
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説,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争臣論》)
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句子。主要的骨干是一句按斷句(“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其餘部分是表示目的的從屬句,但是從屬之中有從屬。“庶”字以下是説明“使”字以下所述行爲的目的的,“致”字以下又是説明“庶”字以下所述行爲的目的的。此外還有平行結構,有謂語形式狀語(“束帶結髮”),就更形成了句子的複雜性。但是,整個句子的結構還是嚴密的。
從唐代到鴉片戰争以前,漢語句子結構的嚴密性没有顯著的變化。鴉片戰争以後,“五四”以前,也不過有一些政治性的文章(如梁啓超、孫中山的著作)在某種程度上接近西洋句子的結構,這種變化是微不足道的。
* * *
“五四”以後,漢語的句子結構,在嚴密化這一點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基本的要求是:主謂分明,脉絡清楚,每一個詞、每一個詞組、每一個謂語形式、每一個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職務和作用,都經得起分析。這樣,也就要求主語儘可能不要省略,聯結詞(以及類似聯結詞的動詞和副詞)不要省略,等等。古代漢語不是没有邏輯性,而是有些地方的邏輯關係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現在我們寫文章不能像古人那樣,我們要求在語句的結構形式上嚴格地表現語言的邏輯性。
所謂句子結構的嚴密化,一方面是上面所説的,要求每一個句子成分各得其所,另一方面還要求語言簡練,涵義精密細緻,无懈可擊。這兩方面的關係也是很密切的。要求簡練就是使語言更經濟;要求涵義精密細緻,自然使句子加長了些,但不是故意拖長的。
下面我們將分析六種情況來討論現代漢語的句子是怎樣嚴密化了的:
(一)定語 上古漢語的定語總是比較短的。唐代以後,雖然有了一些比較長的定語,但是,現代漢語無論在長度上,在應用的數量上,都遠遠超過古代漢語。在定語的結構上(如結構的複雜性),也往往有所不同,例如:
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魯迅《呐喊》自序)
至於自己,却也並不願將自以爲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同上)
這是我們交際了半年,又談起她在這裏的胞叔和在家的父親時,她默想了一會之後,分明地、堅决地、沉静地説出的話。(魯迅《傷逝》)
也没有一般洋車夫的可以原諒而不便效法的惡習。(老舍《駱駝祥子》)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説出來的一句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278頁)
長定語的作用是把一些在一般口語裏可能分爲几句的話,改變組織方式,作爲一句話説了出來,這樣在句子結構上就顯得緊凑[5]。
(二)行爲名詞 行爲名詞的應用,是化零爲整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本來,行爲用動詞表示,動詞的一般用途是用作謂語的中心詞(述詞),這是漢語的語法傳統。但是,如果這樣,就往往一個行爲用一個敘述句,語言就不够經濟了。行爲名詞的應用,可以産生簡潔的效果。這裏所謂行爲名詞,就是動詞用作主賓語,例如:
十年内戰時期的經驗,是現在抗日時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12頁)
國民黨政府所采取的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和對内積極摧殘人民的反動政策,招致了戰争的挫折,大部國土的淪陷,財政經濟的危機,人民的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團結的破壞。(同上,1056頁)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民族獨立運動的同情和支持,大大地便利了這一運動的發展和勝利。(劉少奇《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應該改善對知識分子的使用。(《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當然,行爲名詞的應用,有時候也和作家的風格有關。不過,從句法的嚴密化來看,行爲名詞的巨大作用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三)範圍和程度 古人説話,往往不能精確地估計到一個判斷所能適用的範圍和程度。古人所謂“不以辭害意”,就是希望對話人或讀者能瞭解所下的判斷也容許有些例外。但是,今天我們要求語言的表達具有科學性,就不能再用“不以辭害意”爲自己辯護,而是要辭意相稱,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要做到“説話有分寸”。因此,在句子裏面表示某一判斷(或某一敘述、某一描寫)[6],是加强語言的明確性的必要手段,例如:
北京的冬天,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秃樹枝丫叉於晴朗天空中,而遠處有一二風筝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魯迅《風筝》)
衹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别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17頁)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一般地還不能够自己製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機器。(劉少奇《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對一部分手工業可以逐步地實行機械化或者半機械化。(《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以上是指出範圍。
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劉少奇《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全國資本主義工業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同上)
直到現在,他們仍然是我國具有比較豐富的文化知識,擁有比較多的知識分子和專家的一個階級。(同上)
凡是社會所需要和原料供應充足的輕工業,更應該充分發揮原有設備的生産潛力,並且應該適當地提高輕工業的投資比重。(同上)
以上是指出程度。
(四)時間 古代漢語並不是没有時間的表示;但是,現在我們的時間觀念更强,常常考慮到一件事的時間因素,所以在現代漢語裏,時間的表示更爲常見,例如:
兩年以來,特别是從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爲我們開始注意,因爲群衆生産合作的逐漸發展,許多手工業和個别的工業現在是在開始走向恢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27頁)
在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贖買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時期内,由國家經過專業公司支付資本家一定的利息。(劉少奇《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内必須首先集中在重工業特别是機器製造工業和冶金工業方面。(同上)
在兩千多年前,漢語就用“將”字表示將來(《論語·陽貨》“吾將仕矣”,《孟子·公孫丑上》“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但是,到了近代口語裏,反而缺乏純粹表示將來的副詞(“要、就要、快要”等都不是純粹表示將來的),現在我們爲了把時間觀念表示得更明確,仍沿用古代的“將”字,例如:
關於這個建議,周恩來同志將代表黨中央委員會作專門的報告。(劉少奇《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糧食、棉布和其他重要消費品如食油、食糖、煤油、煤炭等的供應,都將有所增長。(同上)
(五)條件 條件的表示,是表示事物的關係。人們考慮一件事的可能性的時候,必然同時考慮到這件事所依賴的條件,因此,當我們陳説一件事的時候,就往往把這個或這些條件同時説了出來。這裏説的不是條件式(conditional mood),而是某些狀語結構,例如:
至於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08頁)
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同上,第三卷1143頁)
他們在一定條件下願意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争。(劉少奇《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同時各地區應該根據當地的需要和可能修建地方性的簡易公路、大車路和其他道路。(《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有时候,時間和條件是互相關聯着的。像下面的一個例子,表面上是時間修飾,實際上是條件限制:
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應該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適當地加速輕工業的建設。(《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六)特指 特指也是語言的一種細緻的表現方法。它在指出某一事物的共同情況的同時,還指出這一事物當中的某一小類最適合於這種情況,例如:
中國共産黨是在複雜的環境中工作,每個黨員,特别是幹部,必須鍛煉自己,成爲懂得馬克思主義策略的戰士。片面地簡單地看問題,是無法使革命勝利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13頁)
這一些偉大的歷史變化,是同帝國主義的,特别是美帝國主義的願望背道而馳的。(劉少奇《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某些行業還應該適當分散,並且容許一部分手工業者,特别是特種手工藝品的生産者繼續獨立經營。(《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上面這六種情況,衹是舉例的性質。事實上,鴉片戰争以後,特别是“五四”以後,漢語句子結構的嚴密化,要比上面所説的六種情況複雜得多。
應該指出,現代漢語句子結構的嚴密化,並非單純地由於西洋語言的影響。整個人類的邏輯思維都是發展的。有了現代的思想,必然要用現代的語言來表達;除非思想回到古代的樸素狀態,否則不可能回到古代的語言,也不可能停留在幾十年前的狀況。在幾百年前,西洋語言的句子結構也没有像今天這樣嚴密。因此,如果説没有西洋語言的影響,今天漢語會産生另一些新的結構,那是不錯的;如果説没有西洋語言的影響,漢語的句子結構就不會像今天這樣嚴密,那就不對了。
* * *
末了,我們談一談關於漢語語法發展的一些結論,及其今後發展的基本趨向。
在語言的三要素(語音、語法、詞彙)中,語法是比較富於穩定性的。但是,由于漢語有三千多年的史料,從這麽豐富的史料中,我們還是有可能看出,漢語語法的變化是比較顯著的。像繫詞、被動式、使成式、處置式的産生及其發展,像名詞詞尾、動詞情貌、形容詞詞尾的産生及其發展,像代詞、單位詞的發展、語氣詞的交替等等,都是漢語語法史上的重大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後語法發展的速度。現代漢語曾經接受和正在接受西洋語言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包括語法在内,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直到現在爲止,事實證明,漢語是按照自己的内部發展規律來接受這種影響的。外因通過内因而起作用,這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今後漢語語法發展的基本趨向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在構詞法上,今後創造的新詞絶大多數將是雙音詞,雙音詞對單音詞的比重將逐年增加。將來改用拼音文字以後,吸收外語時將會有許多地方直接采用原文(例如英文),一個詞可達三個音節以上。(二)在句法上,將來的句子結構會更加嚴密化,邏輯和語法將要結合得更緊,使句子經得起分析。現在句法謹嚴的文章還不多。將來國家注重語言教育,可以做到一般書報上的文章在句法上都没有毛病。這樣發展,是向健康的道路上發展。
[1] 郭沫若認爲《周易》是戰國初年的作品(《十批判書》2頁),大約是可信的。
[2] 當然邏輯性强也是氣盛的標志,但邏輯性强也與句子結構的緊凑有關。
[3] “聲明”大致等於現代所謂語法(包括語音學);“因明”大致等於現代所謂邏輯。
[4] 劉知幾《史通》卷六《敘事篇》。
[5] 我們這樣説,並不是鼓勵長句,反對短句。句子的長短所表現出來的優點和缺點,要從文體來决定,也要從其所起的作用來决定。
[6] 編者注:該句下文集本有“限制範圍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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