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雨花 - (明清)佚名
前言
凡是留心俗文学的人，一定会注意弹词《天雨花》在近两百年来的社会影响。蒋瑞藻的《小说考证续编》提到清人杨蓉裳（芳灿）对它的激赏：“南“花＇北“梦”，江西“九种＇。”把《天雨花》和《红楼梦》及蒋士铨的剧作并列。这种看法，虽然出于偏爱，却部分真实地反映了这部弹词在群众中受到的热烈欢迎。然而，讲唱文学向来受人轻视，它在文学史上不仅远不如诗文那样为人注目，也比不上小说和戏曲。尽管如此，弹词却足我国文化遗产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曾经拥有广泛的读者与听众，忽视它们，就不可能掌握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全貌。因此，整理和出版《天雨花》和其他优秀的弹词作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天雨花》的作者、版本和写作时代的推测
《天雨花》的作者，是一桩尚未解决的悬案。关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1．作者是“梁溪（今江苏无锡）陶贞怀”；2．作者是“浙江徐致和太史”；
3．作者是“浙中闺秀某”，
4．作者是“江西安福县女子刘淑英”。
除此以外，还有以“陶贞怀”为化名，不知究竞系何许人也。上述四种假定，都还缺乏令人置信的证据，因而无法当作确凿的结论。
“陶贞怀”说流传最广，影响较大。我们知道：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嘉庆九年（1804）遗音斋刻本。从这开始，各种刻本都在卷首附载有署名“梁溪陶贞怀”的《原序》，其中谈到了自己的身世与撰写的动机：
《天雨花》何为作也？悯伦纪之棼乱，思得其人以扶伦立纪，而使顽石点头也。何以演之弹词也？亦感发惩创之义也。……余生长乱离，遭时患难，每读英雄之传，慨然忠孝之才。每叹汉室亡于宦官，唐家乱于宠嬖。天启兼此，宜长厉阶；而屠戮忠良，烈于前古，卒移龟鼎，自取丧亡，慨已！家大人有水镜知人之明，抱辋川卷怀之首。惜余缠足，许以论心，谓余有木兰之才能，曹娥之志行，深可愧焉。又谢庭积有绪闻传于口学，今者风木不宁矣！生我、知我、育我、投我，我何为怀？寄秦嘉之札，远道参军；悼殒褓之殇，危楼思子。爰取丛残旧稿，补缀成书。……
如果单从语气和贯串全书的政治历史内容及作者所持的批判态度来看，《原序》确实很像作者的手笔。但是，不能忘记，序言是可以伪造的。而且，经过研究者细致的探求，始终未能查出“梁溪陶贞怀”的踪迹。嘉庆、道光间的抄本中甚至发现在不著撰人的同时，还在弹词结尾留下“要知执笔谁人手？前人留下欢（当作“劝”）今人。”之句，可见“陶贞怀”撰之说，并不怎么可靠。
第二、三种说法，更难立足。前者出于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一转引《闺媛丛谈》一条传说，谓《天雨花》“实出浙江徐致和太史之手。”原因是他的母亲“爱听弹词，太史作之，以为承欢之计。”后者见孔广林《女专诸》杂剧序。《女专诸》系孔广林在嘉庆五年（1800）摘《天雨花》中第十五回左仪贞刺杀篡夺皇位的外戚郑国泰一段故事敷衍写成，孔广林看来是依据比遗音斋本更早的刻本或抄本改编的，它的卷首必然没有附载“梁溪陶贞怀”的《原序》，从而为后人怀疑陶序系伪作提供了一条有力的证据；但是，孔广林既没有指出作者的具体姓名，也没有提供他所认可的“浙中闺秀某”的依据，看来仅是听取了某种传闻而作的结论。和“徐致和”作的说法同样不可信。
值得注意的是，前几年，学术界有同志提出了一种新的意见，认为“陶贞怀”系明末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的“奇女子刘淑英”的化名。该书的撰写，专为寄托本人对故国的怀念，兼表个人抗清复明的抱负未能实现的悲哀。持此种论点的同志，就刘淑英的家世、经历、才能和气质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试图印证，确实为探寻这部弹词的作者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但是，这种观点，是以首先确认《原序》出自作者手笔、确实反映了作者身世的前提下进行论证的；而在这以前，并没有就《原序》的真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因此，这个结论就不免带有从主观愿望出发的色彩。考证过程中的部分阐释，稍见牵强。如《原序》“寄秦嘉之札，远道参军；悼殒褓之殇，危楼思子”的骈句，从文句推敲，当是丈夫既因边旅之事，阻隔在北方；稚子又复天折，更增悲痛，“作者”的心情处于极度的哀伤与思念之中。但是，这段“经历”和刘淑英只有一半的情况相合，刘的丈夫王蔼确因清军进逼山东而匆匆北上，而他们的儿子王文度（永铨）却并未天折。为弥合这个矛盾，骈句的后半段被释为：三蔼殉国时，共母尚在；“危楼思子”系刘淑英从姑嫜角度追叙王母对王蔼的悼痛。这种解释乍一看来，似乎也说得过去；然而，仔细推敲，不难发现两个新问题。第一，作为自序，叙事的立足点，只能从作者本身出发。从《原序》中与此相连的前后文来看，都没有改变从“我”出发的立足点：“今者风木不宁矣！生我、知我、育我、授我，我何为怀？寄秦嘉之札，远道参军；悼殒褓之殇，危楼思子。妥取丛残旧稿，补缀成书。”很明显，这段话都是以作者的口气叙述个人对身世际遇的感慨，兼表创作意图的。剜出其中的半句，变换说话的角度，从句法结构来说，未必解释得通。第二，王蔼殉国是崇祯十二年（1639）的事，当时虽不过二十岁，却与“殒褓”一词风马牛不相及，即使换成王蔼的母亲的角度哀叹儿子的早殇，从年龄说来也不相应。又如《天雨花》第三十回有桓、王、赵、杜、左五家择定五月十五，集齐凿舟自沉于襄江一段情节。释者在考证时，据阿英同志一九六一年在高阳齐氏藏书中发现的“康熙抄本”（实为嘉庆、道光间过录的残本，详见阿英＜小说三谈》中《读＜天雨花＞旧抄二十六回本札记》一文），把“襄江”说成“湘江”，并引刘淑英悼念自沉于湘江的友人刘牧雨夫人的诗作旁证。但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各种刻本均作“襄江”，只有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各种刻本均系篡改，才能证实抄本作“湘江”的正确。我们看到，释者为此确曾严肃地提出过三点证据：第一，刻本在文字上、特别是回目标题方面，比抄本简明工整；第二，与抄本不同，刻本在左维明的形象里，增添了宿命论与迷信观念，第三，刻本结尾部分勘断“奸贼”与农民起义军领袖的两项大狱，是修改者擅加的，与前面对起义军的态度在口径上似有差距，凡与创作意图不甚吻合。但我觉得这三点都缺乏说服力。首先刻本文字的工整简明，并不能证明抄本是刻本的祖本。我们知道：弹词是说唱文学，随同它的流传而出现文字的差异，这是很常见的事。这种差异可能包含两种不同的发展情况：由艺人创作的弹词，它的原作，由于作者文化水平的限制，一般比较粗糙，经过文人加工润色，艺术上会有所提高。这类情况，和宋元平话逐渐发展为文人改编的小说过程相似。反之，由文人创作的弹词，一般比较细腻工整，但在流传演唱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因为艺人出自己意的改动，变得粗糙一些。我认为《天雨花》的抄本，正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才会出现阿英所惊叹的“错乱讹夺得很厉害”的局面。而且，抄本结尾对弹词命名的解释，近乎儿戏（听来好似天花坠，故将此义取为名），与第一回中作者借太白金星之口禀奏上帝一段情节寓示的宗旨不合。而《天雨花》的作者，即使不像有些同志所说的刘淑英那样，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也无疑地具有一定的才华，我们不应当低估他的艺术水平。其次，《天雨花》中，左维明身上表现的宿命论，有它的一贯性。左维明虽是作者精心刻划的主要人物，但作者的世界观往往会渗透在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中。倘若说作者并不存在宿命论和迷信观念，这种假定恐怕是不适当的。我们看到，在第一回中，左维明就被说成上界星宿临凡，尽管作者有意表明这个人物不信邪祟，情节的处理中却有大量与邪崇作斗争的故事，如与狐情胡媚娘及其父素香居士的纠葛，除园中桃、梅、柳三妖，又写过儿起冤魂向左维明显灵的事件，不但表明作者有浓厚的迷信观念，连带不信邪祟的左维明也明明相信迷信了。桃、梅、柳三妖出现以前，德贞就谈到父亲禁止她姊妹游园的原因之一，在于该园荒废已久，恐有花妖木怪。左维明观气数、信天命的细节，在弹词中也屡见不鲜。屈杀丫鬟凤楼时，左维明的解释就是命该如此！二十六回金剑仙行刺之前，又有这样一段文字：
左公独自前边坐，起身闲步下阶心，一轮明月清如水，仰视瑶天夜气清。凝哞无语观星象，帝星惨淡不分明。算来国运应难久，再看权珰本命星，莹莹反觉多光亮，不觉长吁叹一声：大明养士多隆重，致出忠良无数人；今遭此贼都残害，三百余年元气倾。谁知奸贼星光照，天教逆党乱乾坤！我纵归朝何所用？难将人力挽天心。从今终老林泉下，他日捐躯报国恩。左公正在思量起，忽见天边武曲星，有一小屋东角至，形如侵犯又还停。左公不觉心中讶：何处飞来一小星？犯吾本命多危急，定有飞灾相及身！
二十一回写左维明的子婿陷入魏忠贤对食妻客氏家园中以后，左维明一方面询问左仪贞卜卦的凶吉，另一方面也是观星象，识气数，料定三人命不该绝。所以，说刻本以宿命论篡改了本来是“文武双个、机智勇敢”的左维明的形象，看来也失之武断。再次，单凭结尾勘断农民起义军领袖的狱案，就确定刻本的结尾出于修改者的画蛇添足，恐怕也难以成立。尽管《天雨花》第一回中，作者的矛头仅指向阉党、外戚之流的奸佞，但由于这部弹词带有相当浓厚的演史性质，涉及晚明政权的覆灭，不可能不涉及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事实。作者既痛心于朱明王朝的衰亡，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对农民起义必然要采仇视的态度。即便作者存在某种程度的民族意识，这些都与敌视农民起义不相违悖。在我看来，《天雨花》的作者，在立场上与《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极其切近的，即他既痛恨权奸的误国，也哀伤民族的不幸，同时却又激烈反对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而这三者的出发点都以汉族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作为基础。《桃花扇》的主要批判对象是阉党余孽马士英一伙，但这并不妨碍他顽同地坚持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时代较之稍前的《天雨花》更是如此。我们从左维明剪除刘天叙兄弟与王好贤等一系列情节，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政治态度的。左维明既为了结三案而来，结尾返回天庭审断三案，从结构说来恰巧体现了它的完整。倒是肆意颠倒回目的抄本多出的左永孝遗弃陈氏二女一段情节，从全书的结构看，显得枝蔓，或许出于后人的续貂。
主刘淑英作说的论点中可以商榷之处尚多，这里只提出部分疑点说明以“陶贞怀”作刘淑英的化名，还缺乏充分的、有力的证据；但这决不意味着否定刘淑英说的全部价值。恰巧相反，我认为这种联系历史和人物的试探性的开掘，在方向上仍然是值得学习的。只是缘于方法上的某些缺点和材料的不过硬，我们宁可暂时不去作硬性的结论，而把“陶贞怀”当作一个未知的作者的化名，似乎妥善一些。我们知道：宋代已有弹词存在，其称呼恰巧是“陶真”，事见西湖老人《繁胜录》：“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更明确地诠释：“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由之，以“陶真”寄托情怀而化名“陶贞怀”，其可能性自是无法排斥的。
《天雨花》的版本，据目前所知，主要有下列六种：
1．嘉庆九年（1804）遗音斋刻本。
2．嘉庆二十五年（1820）修缏山房刻本；
3．道光二十一年（1841）宏道堂刻本；
4．同治六年（1867）纬文堂刻本；
5．光绪十二年（1886）印本；
6．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书局石印本。
7．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此外，还有号称康熙，实际上却是嘉庆、道光间过录的残本，它所依据的底本年代无从确定。所以，现存刻本当以嘉庆九年遗音斋刻本为最早。然而，又由于孔广林曾在嘉庆五年摘取左仪贞刺杀郑国泰一段故事衍成《女专诸》杂剧，以是得知遗音斋本也不是最早的本子，在它以前必然有更早的刻本或抄木。孔广林依据的底本，当然不会是高阳齐氏所藏的残本，因为孔广林曾提出过作者系“浙中闺秀某”的传闻，残本中是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线索的。
上述情况，使我们对这部篇幅浩繁的弹词诞生的时代的勘定，产生了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不相信各种刻本前的《原序》出自作者的亲笔，但是我相信这部弹词确实产生于康熙初年，这是由于：第一，《天雨花》中，作者每以暗淡的心情，从总结明代统治的角度，哀叹朱明三百年的封建政权气数已尽。而明代藩室子孙与忠于朱明政权的士大夫们的抗清斗争，一直延续到顺治末年和康熙初年（桂王朱由榔的永历工朝撑支到康熙元年；韩正朱本铉的定武王朝撑支到康熙二年），只有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作者才会流露出那种悲壮而绝望的心情。第二，《天雨花》中作者的隐名和仅以“养金”暗示新兴的清是朱明王朝的一大威胁之外，绝无民族矛盾的公开描写，实际上表明了一定的时代特征。清兵南下之初，奉行的是高压政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暴力镇压谱写的历史悲剧。那种情况下，即使稍有民族气节的人，要以文字表达内心的隐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直到康熙统治的中后期，政权已经巩固，统治者也希望假貌似宽厚的怀柔政策稍示宽容以收拾人心，才会出现《桃花扇》一类居然颂扬史可法抗清死节的激动人心的作品，作者也未作任何闪避。因此，我认为作者该是一个遗民，一个对晚明官场政治与士大夫家庭生活有一定的熟悉程度的贵族后代，他确实经历过明清交替这一段难忘的历史，在痛定思痛之后，他有意识地本着东林党人的立场，回顾过去，也颇有孔尚任祖述兴亡、总结教训的愿望，只是他缺少孔尚任那种卓越的才情，也缺乏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达到的思想高度。
二、《天雨花》内容的积极意义
文学史上，即便是那些伟大作家撰写的杰作，也常常不如人们理想的那么完美；同样，由于世界观与时代的局限，《天雨花》的内容也必然是瑕瑜互见的。从积极方面说来，这部弹词确有它值得赞许的光采。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天雨花》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并非作者立意宣扬的“扶伦立纪”、“劝善惩恶”的说教，而是通过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所提出的对妇女人权等社会地位问题的呼吁。可以说：《天雨花》的作者虽然缺乏曹雪芹那样卓越的艺术才能，在妇女问题上，他们却有极为切近的认识。
和那些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的笃信者们相反，《天雨花＞的作者是尊重妇女的才能和人格的。作品围绕左维明的家庭生活描绘了众多的女性，从左维明的妻子桓清闺到御史黄持正的女儿黄静英，她们和男子一样熟读诗书，精通辞赋。但从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来说，作者致力刻画而又比较成功的自然是左仪贞。这个姑娘不仅姿容出众，而且拥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八岁时就娴谙书史，下笔成文，十三岁代父亲草拟文字，掌管书信。其于棋琴书画，无所不能，且又谈锋犀利，极富机变。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最丰富的感情。很明显，他有意通过这个人物的塑造向社会表明这样一种认识：妇女在才能上并不逊于任何一个男子！
然而，最使读者和听众感兴趣的，是左仪贞身上炽烈燃烧的反抗性格，它构成了这个人物独特的丰采与光芒！一般说来，封建社会中，出身名门的闺秀，其反抗性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她们不满意变相幽禁、与世隔绝的囚人生活，物质的优厚掩盖不了她们精神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她们的反抗总是带上几分软弱，连为世人称颂的林黛玉也不例外。林黛玉的《葬花词》固然是对环境、对封建势力的讨伐与控诉，但在刽子手们面前，她却难于直言不讳地揭穿他们的伪善。《天雨花》中的左仪贞是这样一个人：通常的情况下，她即便屈从于家法的淫威，但从未在道义上折服；一旦她坚信自己的正确，又为对方的暴虐无理而恼怒。这种时候，即使斧钺加身，她也绝不畏惧。她是一个听凭自己的意志驱使行动的人。在弹词中，我们看到左仪贞为援救在晋家备受婆婆虐待的堂姊孝贞，擅自私改父亲的信件；为回护行为失检的兄弟，她也写下题赠妓女的诗篇；她与姊妹们违背父亲的告诫私游了花园，事发之后甘愿承当主谋的角色代人受过；也是她敢于不顾父亲的警告用盘龙宝剑毅然斩断铁锁，放出被囚禁在园中的母亲等。左府合家中，并不缺乏男子，但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化身左维明面前，左致德、左永正叔侄总是不敢过分违拗左维明这个权威人物的，倒是巾帼英雄的左仪贞每每仗义直言。作者对左仪贞这种勇敢行为的热情讴歌，总是和对人物品质的赞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情节中，以左仪贞为代表的妇女关切他人命运、舍己为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气质，都确实值得那个时代的人们效法。
我们看到，左仪贞常常和父亲发生激烈的冲突，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左仪贞的手里，因而左维明常被女儿锋利的言辞驳得难以置对。《天雨花》二十二回写左仪贞放出被囚禁于花园的母亲后，左维明大发雷霆，竟欲对女儿痛加捶楚；但仪贞却面不改色地说出了下面一番道理：
……孩儿今日之事，实难辞责；但父亲若是锁了别人，孩儿断然不敢这般大胆。怎奈锁门的是父亲，被锁的便是母亲。儿若坐视母难，倘或被母亲责备起来，却何辞以对？！今日违逆父亲，现蒙责备，儿亦无辞。惟是非曲直，及待爹多分剖明白了，再责仪贞，亦可使长些学问。若说以长临幼，以强为胜，则今日之事，是父强母弱。万一母强父弱，爹爹竟被锁在园中，孩儿还是开门的是、不开门的是？也须爹爹赐教一番，方知罪之所在也。
在宗法制度与礼教森严控制的封建社会里，文艺作品中敢于就男权统治问题，提出这么尖锐的抨击和讥刺的，确实罕见。意味深长的是，弹词写左维明那样一个手段高强、精明干练的封建大僚，竟至被左仪贞质问得哑口无言，只有偃旗息鼓了事，说明作者在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女子才能胆识的钦重。
《天雨花》的作者也不同意国家大事只有男子才能胜任，女子无权过问的封建传统看法。第十五回，叙写外戚郑国泰乘机篡位，而满朝文武或谋求富贵、或屈于淫威俯首顺从之时，仗剑清除郑国泰的，却是女中豪杰的左仪贞！她凭借超群的胆略与毅力，干出了须眉男子所未能做到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令“八百公侯”、“三千甲仗”尽皆愧煞！虽然左仪贞所干预的是封建政治，出发点也没有摆脱为朱明王室效忠的地主阶级立场，作者编造这一段情节的用意却在于与苟金爵禄、尸位素餐的士大夫们作一个鲜明的对照，借以抗议剥夺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的不公正的待遇。
总之，左仪贞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者在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对妇女的进步认识。但是，作者并没有忘记；在他生活的时代，现实的情况是，广大妇女在礼教与男权的严酷控制下，仍然在过着人间地狱的痛苦生活。他在这部弹词中借助大量情节，说明妇女身心蒙受的摧残与非人的待遇。我们知道：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左维明，是被作者理想化了的所谓清正廉明的士大夫的典型，他在为人处世上不像孙国英、方从哲那么污浊。他刚直不阿，洁身自好，嫉恶如仇，主持公道，既不狎妓，也不纳妾。然而，他对妻子的态度却并不比别人高明。我们从弹词中看到：在清闺的生活是很不美满的，夫妻之间常常发生龃龉，原因在于左维明并没有从人格上尊重她，没有把她看作平等的伙伴，而是和其他封建士大夫一样把妻子当成自己的附庸，强迫她过传统的、囚人式的生活。为她无意中失落一把扇子，左维明要板着面孔搬出左家的一—套法规，严厉地对她进行训斥，还故意编造被外人拾得生觊觎之心的一段鬼话，从精神上施加折磨。更其无理的是，桓清图偶尔到过一次花园，尽管当时已是儿女成群的中年贵妇，左维明却因她的行动不合礼教的规范，怒冲冲地把她反锁在漆黑无人的荒园之中，并且不听儿女的恳求劝阻。很明显，左维明和那个阶层的其他男子一样，仅把妇女看作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正是这个原因，使桓清用无法在富丽堂皇的物质生活中忘却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作者意味深长地描写桓清闺软弱的反抗和郁郁不乐的心情，像她这种毕生禁锢在重门深宅、高墙大院的贵族妇女，自然是谈不上有什么幸福的。
在那个人间地狱的黑暗社会，妇女的悲剧命运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少人成为包办婚姻制度的牺牲品，这些人物中，董兰卿是个突出的例子。董兰卿是一个自幼失去母爱的姑娘，从小被父母许婚中家。十五岁时，父亲热衷于名利的追求，把她当作累赘，竟不顾未婚夫病势沉重的现实，应允申家把女儿嫁出去“冲喜”！就在花烛之夜，男方身故，董兰卿就做了独守空房的寡媳。婆婆熊氏，对她百般凌辱，而贪图富贵的父亲，又只顾自己的前程置女儿命运于度外。终于迫使兰卿哭诉无门，投缳自缢。我们还看到，在围绕左府为中心的世家望族如桓、王、黄、赵中，他们彼此结为姬亲，无非出于两个因素，一是社会政治地位的“门当户对”，二是父辈政治立场相同，至于儿女们自己是否愿意，他们绝不考虑。这种情况下包办的婚姻往往是以断送下一代的幸福为代价的。左德贞被父亲左维明许配给同年大理寺卿王正方之子王休乾，但王体乾却是一个贪花好色、暴虐放荡的纨袴子弟。左维明虽了解他的为人，却依然要把女儿的幸福作为赌注押上去，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联盟，何曾为女儿以后的生活设想过？果然，软弱的德贞就在出嫁之后备受丈夫的欺凌，左维明不得不用权势，借助于圈套诱使那个不称心的女婿就范。
封建社会中，妇女往往成为不同集团间争夺政治权力、相互倾轧的牺牲品。从《天雨花》中看到，晚明政治生活中所谓“忠臣”与“奸臣”的斗争，实际上体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宦官、外戚和权贵组成的三位一体的联盟，代表接近宫廷的大官僚贵族集团，他们对农民、市民的苛刻剥削和对工商业主、中小地主的利益的侵犯，激起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开明：七大夫的激烈反对。大官僚贵族们为清除自己的政敌以肆无忌惮地实行兼并与搜刮，除运用手中掌握的特务武装和监狱，逮捕与屠杀对手之外，也不排斥使用其他手段。弹词第九回叙权相方从哲为消灭左维明，迫令妓女贾秀莺冒充己女，趁宴请左维明之便，派家人方豹杀死秀莺，反诬左维明以强好不遂杀人之罪。二十二回又写魏忠贤唆使四宫娥刺杀左维明，致使四个无辜的女子丧生。二十六回写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竟然甘愿驱使侍妾巫娥、月妹去做成圈套，勾引左维明的儿子和女婿。结果都被左维明缢毙。以美人计巧赚对方，本是封建政客们惯用的家常手段，不足为奇。战国时西施受勾践的派遣到吴宫迷惑夫差，就是古老的先例。但《天雨花》却不厌繁复地写下这一系列的故事，而且都以妇女无辜横尸为结局，这就很值得人们深省！实际的情况往往是，幕后的主使者得因有力者的庇护逍遥法外，倒是受人支使，无权掌握自已命运的无辜妇女充当了法场上的替罪羊，这当然是可悲的。
《天雨花》中，令人毛发悚然的是多起由亲父逼女自沉的惨剧。少女黄静英收到表兄杜顺卿表达倾慕的诗笺，不幸失落而被父亲的宠妾巧莲拾得，因而蒙上了不白之冤，封建思想极端顽固的黄持正，不经调查，一口咬定女儿与姨侄有暧味关系。一番毒打，与贾政笞挞宝玉，必欲置于死地的情景十分相似。
在酷刑也未能迫使女儿屈招的情况下，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的黄持正竟然亲自押送女儿逼令投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宗杀女案的主犯不是别人，正是不满意黄持正的行为，私下设法救起静英的左维明。他察知三女婉贞倚势欺凌婆婆与丈夫之后，不是通过教诲规劝婉贞改正，而是沿袭男权社会的传统做法，强迫女儿投池，倘若不是左仪贞乘父亲离去之际，命家人急速救起，婉贞是必死无疑的了。除此以外，弹词还曾铺叙过黄持正在发现巧莲与人通奸后，亲自把她沉入江心的事件。可见，在封建社会，男子们是把溺毙妇女当作家常便饭的。直到解放前，这种反动的习俗在某些落后的地区，仍然采用，目的是告诫妇女不得违拗封建道德的信条，并显示男性的无上权威。《儒林外史》中，作家吴敬梓曾经通过秀才王玉辉诱劝女儿绝食殉夫的惨剧，揭露礼教的残酷与虚伪。《天雨花》中黄持正、左维明杀害女儿和侍妾的罪行，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父权与夫权统治的憎恶。作品描写左仪贞、婉贞姊妹斥责左维明已经全无人性，变成了“蛇蝎之心”的“豺狼虎豹”！婉贞更断然拒绝承认左维明和自己有什么父女关系，还表示即使死后也要向逼死她的左维明索命：“冤魂衔恨难饶你！有日前来讨命生！”作为贵族小姐，左婉贞曾犯有虐杀婢女的罪恶行为，但这段情节着重控诉封建社会父权与男权的专制，仍然有它的价值。
这些丰富的事例，充分说明妇女在封建社会悲惨的处境，作者意图通过这部弹词，为妇女的人权呼吁，抗议各种黑暗势力对妇女的迫害。正由于这个缘故，弹词问世以后，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特别在女界中反响强烈。
《天雨花》内容的积极意义，也表现在对晚明社会贫富悬殊的揭露，和对人民在统治阶级苛刻剥削下悲惨境遇的同情方面。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生产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对物质的欲求也恶性膨胀，从宫廷到士大夫、乃至地主、商人，生活上都极端糜烂，穷奢极侈地追求享受。他们把与口俱增的开支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为满足自己的挥霍，无止境地盘剥人民，聚敛财富。例如，权相严嵩在老家分宜的不动产和金珠宝玩多达二百三十六万两。他的儿子严世蕃夫妇有银窖几十处，每窖藏银百万两。太监由于接近皇帝，又掌握武装特务机构厂、卫，总揽大权，除占夺田地外，也从地方与中央官员的孝敬中，以直接、间接的方式搜刮民脂民膏，积累敌国之富的资财。武宗时刘瑛被抄，查获金一千二百零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二亿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魏忠贤的家私虽不见文字记载，《明史纪事本末补编》提到他手下掌司礼监的太监王体乾被抄家时，“珍珠金银田宅亦巨万”。同书还提到太监冯保在原籍建宅第规模宏大，计五千四百八十间。统治阶级还大搞土地兼并，夺占民田。严嵩独占袁州田地十分之七，徐阶在松江有地四干顷。宗室藩王田亩更多，明末潞王有庄田四万顷，福王二万顷，财富高度集中。《天雨花》第八回叙外戚郑国泰迎合上意，奏请复开矿税以括敛民财，遭到左维明的激烈反对，建议枭斩郑国泰与权相方从哲之首，悬之国门，籍没二人家产以充府库藏即可以解决国用之不足。左维明指出：“其私家所畜，尽是民脂民膏。”其实，括敛百姓的何止外戚与权贵？凡是官宦人家没有不盘剥人民的。即以《天雨花》中被作者称颂为廉明正直的清官典范的左维明来说，也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得列为“襄阳首富”。左府的家私，据他母亲左太夫人临终前的结算：“共得三万二千田地，并山场、果木、池塘、市房等，每年出息约有十万余金。”“还有三十六对橱箱，皆系金珠细软等物。”“还有八栅家藏古玩”。左维明十几岁时，就被母亲派遣到佃户家索取欠租，这件事已经说明左府财富的来源。左维明家的生活，同样是很铺张的，太夫人去世时，按左家传统的习俗，“不尚浮奢”；然而，即便这样，也把襄阳城内的麻布与白布“收买一空”，还“唤了百十名成衣，赶做孝服。”排场的浩大，可以想见。宦家子弟、文武官员，不仅置备了家乐，彼此宴请，还常常游园狎妓，带领家童奴仆到郊外打猎。婚嫁聘礼，动辄万金。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却是劳动人民濒于断炊、卖儿鬻女的困苦生活。作者在介绍左府家世时提到有奴仆数百，被左维明一再毒打的婢女魏桂香在八岁时就因家贫被卖到左府。在统治阶级的压榨下，劳动人民的血汗都被吸干了。弹词第二回借左维明下乡收租的情节，在听众与读者面前展示农户凄惨的生活图景：
只见没门没户的三间草房，一扇门板夹着床铺，陶安睡在上边。那妇人果是缺了一日，立在床头，抖战不已，年纪都在四十上下。窗前一只小小行灶，家中并无一些米麦，不过堆几束麦秸……
他们仅有的一点家具和可以变钱的东西，统统抵押掉了，儿子避债逃亡在外，童养媳王福姐则被另一户东家孙布政的儿子孙国英抢去抵租，又因有几分姿色被孙国英看上，强逼陶安夫妇写下卖身契，正被孙国英的老婆锁禁折磨。陶安一家求生无路，入地无门。这种遭遇并不是个别的存在，而是破产的农村普遍的现实。尽管明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封建政权衰微脆弱的阶段，蓄奴的风气却极其兴旺，大量农民在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不得不在交出土地之外，沦为债主的家奴。左府数量众多的丫鬟、童仆乃至三十六名家将，正是在这种残酷的阶级压迫之下失去人身自由的。
当然，在豪门受践踏的家奴，他们的遭遇是极不幸的！正如《红楼梦》里所描写的贾府那些丫鬟们一样，他们不仅被主人们所笞挞，甚至被私下残酷地杀戮。婢女魏柱香自八岁进门到二十二岁，经受过无数的折磨，当她被太夫人委命去做左维明的侍妾的时候，被左维明照准小腹一脚，险些送命！嗣后又命书童用戒尺扭下重打四十。第二次劈面一掌打得桂香口吐鲜血，接着又是一顿皮鞭，“一鞭抽去鲜红冒，背上油皮揭一层。桂香号哭声震屋，恨无地洞便钻身。刚刚打得十数下，桂香死去又还魂。”左维明虐待丫鬟的残暴行为，完全被他的后代所继承。他的三女婉贞，自幼过继到伯父名下，在四川随任时，由于恼恨年方七岁的小丫鬟瞌睡沉沉，每每施加毒打，竟因下手过重，打破头颅酿成人命。后来回到生身父母家中，凶顽之性不改，梳洗时稍不如意，就“把牙梳在丫鬟手上乱凿，凿得鲜血长流她也全不在意。”“只说丫鬟多不好，应该打死不差分。我的性气非小可，不是轻轻好惹人！若还与我来违拗，登时打死贱人们！”
读过《天雨花》的人，恐怕谁都不会忘记凤楼被杀的惨案。凤楼原是左维明第二个女儿德贞的贴身侍女，由于去书院采花，被好色贪花的王礼乾瞥见，误认作自己的未婚妻德贞。在王礼乾无耻的勾引下，凤楼一时差错，与这个荡子发生了暖昧关系。案发之后，左维明虽也恼恨女婿行为不检，对这个罪魁不过冷嘲热讽地数落几句，与此同时却命四名家将立即把凤楼拿下杀了，还“将首级提进后轩，与众侍几传看，”以为“乱法者戒。”就这件案情说来，凤楼假冒德贞，当然不对。但造成事件的祸首并非凤楼，而是左维明那个不成材的女婿，如果追究责任的话，该受惩罚的应当是他。其次，就影响而言，由于案情大白，并没有玷辱德贞的名誉，连左维明的妻子桓清闺也认为“罪不至死”；然而，左维明在盛怒之下却轻而易举地断送了一个丫鬟的生命，事后虽然也曾想到自己的孟浪，却又心安理得地搬出“命该如此”的“定数”为自己的罪行辩白，而不需要负什么法律责任。这是因为：明代的法律，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说话，正如第十四回叙及御史黄持正因为发现侍妾巧莲与西席甄利通奸，立即把巧莲沉江时所提到的，只要家主官高权重，“家人犯法者，当时处死。”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特权。在那个“亲生儿女还要杀，何况妖娆妾妇人”的封建社会，奴仆的生命可谓轻如鸿毛！每个奴仆，在他们带着卖身契进入贵族富丽堂皇的宅第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们的地位也从自由的人一变而为听人宰割的牛羊。值得注意的是：《天雨花》集中描写的左府，是被列为官僚权贵中的“首善之家”的，这个以仁慈宽厚出名的府第中，也存在那么多血迹斑斑的案件，实际上表明了封建主的残酷和下层人民苦难的深重。
在这个问题上，《天雨花》的作者看来是以正统儒家所倡导的民本思想，作为自己的立足点的。当左维明力阻郑国泰、方从哲等恢复矿税的意见时，一再提到“国”与“民”的关系：“闻得前年开矿税，貂珰中使遍乾坤。尽言天子为商贾，扰攘纷纷实病民。”“常言民乃邦之本，本固邦宁汝可闻？”提出“富国不如富民”的主张。这些认识，与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宽以养民”、“藏富于民”的政见适有其共同之处。不论作者的动机如何，我们还必须承认：作者对呻吟在统治阶级皮鞭下的被压迫者，还是寄托了一定程度的同情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当凤楼被屈杀时，在场的人无不感到难过，包括桓清闺和德贞，她们都曾反对左维明专断的决定，却又无力阻止这种暴行，最后只得退回房中以表示她们的不满和抗议。作者还用“活阎君”一类词语贬责他所钟爱的理想人物，这就明确的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感情。再次，《天雨花》对晚明政治的腐败，也作了一些揭露。《天雨花》中虽没有完全撇开明清讲唱文学中才子佳人的陈套，但它着重表现的却是晚明的政治历史；因而，作品的政治色采比较浓郁。众所周知：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唐代为极盛，到朱明工朝，从表面看来，固然还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实际上却已步入无可挽救的衰微。特别是晚明，由于帝王沉溺于声色，权力全由宦官、外戚与少数大官僚贵族把持，其中尤以宦官，于忠为烈。明代建国之初，朱元璋曾与臣下制定宦官不得干政的律令，到他的儿子朱棣，由于一度依靠建文左右的宦官为自己的耳目，夺取天下之后，遂使宦官得势。武宗时，太监刘瑾把持特务武装的东厂，捕杀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而无耻之徒为保全或图求富贵，争相投靠，宦官的权力实际上超过了宰臣。万历年间，凡不阿附宦官的阁臣，都无法在朝廷立足。张居正贿赂冯保，所以能得志于一时。冯保之后继起的魏忠贤，气焰的嚣张，更是他人所不能比拟。他掌握了庞大的特务武装，依靠“妻子”客氏系皇帝乳母的关系，直接插手朝廷，遍植党羽。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魏忠贤白援引崔呈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以后，于甲子、乙丑、丙寅三年，大兴牢狱，尽斥异已，缇骑四出，穷极株连，捕治左光斗、魏大中、杨琏等人，谪戍熊明遇、赵南星浆，起用田尔耕、许显纯之流，“京营酒运钱粮兵马及当路塞，皆忠贤私人任之。”《天雨花》对魏忠贤的罪恶作了比较洋尽的暴露。第二十六回，作者借左维明口中历数了魏忠贤的劣迹：
……他本市井之亡赖，中年净体入官门。自从今上登基后，逢迎上意得君心。……走马上前多傲慢，杀害忠良无数人！奇刑酷法追赃拷，矫行驾粘目无君，高攀龙自尽投池死，周顺昌囊首禁牢门；杨琏谏本方才上，登时矫诏就来擒。土囊压首钉贯耳，惨害忠良御史臣。正人君子都害尽，杀了东林五百人！边廷奏捷功归己，荫封奖赏滥邀恩。庙堂之上皆乳臭，生祠造得遍乾坤。雕龙缕凤伤民力，糜费钱粮当土尘。自从逆宦居东厂，总来鸡犬不安宁。滔天万恶奸刁贼，古今无此贼权臣！
作者通过左维明多次上疏奏请按法处治魏忠贤，却都由于熹宗的包庇，得以平安无事的情节告诉人们：魏忠贤和他手下的党羽之所以能那样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在于得到宫廷的支持。可悲的是，从朝廷宰辅到地方封疆大吏，在魏忠贤面前，莫不俯首听命，“南北大臣小臣，凡有疏，必颂厂压（指魏阉）如颂圣（皇帝）然。”二十六回谈到“各督抚谄媚忠贤，尽建祠于学宫之右，如崇勋、怀德、报功、元功、茂德、昭德、感德、德馨诸祠。”湖北巡抚姚崇文、巡按温皋莫也不惜耗费巨费，在学宫之右建奉祀魏忠贤的生祠，取名“隆仁”，还在祠门题写“德被万方齐孔孟，功高千古并伊周”的对联。其实，魏忠贤当道的万历、天启年间，所于的事无非卖官鬻爵，敲榨民脂，施行恐怖统治，不仅压迫东林党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也不遗余力地吮取人民的血汗，造成贿赂公行、民穷财尽和无数家破入亡的惨剧。人民对魏忠贤及其手下的爪牙，无不恨之入骨。晚明苏州市民藉缇骑矫旨逮捕周顺吕事而掀起的暴动，确是体现了广大人民对阉党暴政的愤恨和抗议的。《天雨花》中某些场景的描写，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情绪，例如二十六回叙左维明率领家将毁祠一段：
人人腰下刀抽出，个个霜锋手内明。砍了紫檀香案桌，摔碎黄金白玉瓶，扯去龙凤黄绫幔，拿出权珰奸像形！王者衣冠都剥下，乱刀砍得碎纷纷！四十余人齐动手，刀破斧砍那容情？！金门朱格丢满地，白石栏杆断断分。斜砌方砖都起动，金阶玉槛尽离尘。一班家将多豪兴，耸身跳上屋中存，揭光上面琉璃瓦，画栋雕梁四下分！拆毁隆仁祠一座，登时轰动武昌城！军民百姓都来看，一片欢呼畅快声。拥挤上前齐助力，拔砖起石喊齐声。推倒墙垣翻屋宇，好祠顷刻影无形！枉费温、姚心一片，那消三个小时辰，登时拆得千干净，快杀军民一众人！
虽然属于艺术描写，从精神实质说，还是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各省府州县普遍建祠，正说明那个时代脓疮已溃遍全身，非药石所能医，也决不是左维明这样的“圣手”所能挽救得了的。除上层与中层之外，《天雨花》还引举浙江仁和县的政绩点出政治的黑暗。左维明中科举蒙朝廷授职御史，兼抚浙江。上任之初，曾微服出行，一次就查出仁和县两宗冤案，一桩是陈济川“杀妻”案，另一桩是侍妾赵巫云与奴仆王小兴“通奸盗宝”案，都被胡涂的知县严刑逼讯成招。但是，左维明发现了案情的疑点，经过调查，捕获了拐诱陈妻荀氏，并杀结发之妻藏头嫁祸的毛成。也查明了赵巫云和王小兴的冤屈。然而，这只是晚明一个县里短期内发生的冤案，发人深省的是，倘从那个时代全国范围计算，由于吏治的腐败而沉冤地下的小民，该有多少？！
《天雨花》的作者，用和当数量的篇幅历述了轰动晚明宫廷的三大案，即万历四十二年，男子张差手持木梃突入慈庆宫，击伤守门内侍的“梃击”案；万历四十八年，光宗误服李可灼（鸿胪寺官）所进红丸，乃至暴卒的“红丸”案；同年九月，选侍李氏拒绝迁出皇帝所居乾清宫，大臣周嘉谟等疏请移宫的“移宫”案。这三大案件，实际上体现了宫廷中不同派系权力争夺的斗争，同时也包括帝王的荒淫与昏愦。“梃击”案与神宗宠幸郑贵妃，生王子常洵后与内珰谋夺皇权有关，它的目标是袭击已立为太子的常洛，即嗣立的光宗。而光宗即位仅一个月，就因误服红丸驾崩，除本身沉溺女色之外，和原来潜伏已久的宫廷派系斗争，不无关系。所以《天雨花》中指出：常洛死于宫延内部的阴谋。与此同时，作者借左维明的谏言，批判了光宗生活的放荡逾节：
更请宫闱肃静屏侍御，清心寡欲复元神。君火健而臣火降，分理阴阳泄自停。选侍封妃封后事，圣躬全愈再施行。
《明史》的撰定者们，在卷二十一《神宗本纪》末尾的赞语中总结晚阴帝王与政治腐败、终至国亡的关系时，持论比较客观。他们批评神宗“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弛鹜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天雨花》的作者，虽不敢把晚明政治腐败的责任归结到作为封建政权首脑的帝王身上，但他在弹词中涉及封建政治的大量情节的描绘，显然带有倾向鲜明的批判色彩，这对后人了解晚明社会的黑暗，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所以同样值得肯定。
三、《天雨花》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虽然《天雨花》在内容上具有上面所提到的重要价值，但与此同时，不能不看到：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这部弹词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作者对农民起义采取的极端敌视的反动立场。我们知道：晚明农民起义的规模特别浩大，它导致最后摧毁了朱由检的政权。这个问题，只能从地主阶级对农民空前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来寻求解释。农村中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与城乡各种巧立名日的掠夺，把破产的农民和濒于绝境的手工业者赶出了家园，他们因丧失了生活资料，部分人沦为奴隶，绝大多数则离乡背井，变成了流民，无以为生；终至形成城乡波澜壮阔、规模浩大的民变。据《明史》记载：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云南人民杀税监杨荣；三十六年秋七月，郴州矿工揭竿起义；天启二年四月，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率众起义，连陷郓城、邹县、滕县；天启四年冬十二月，两当民变，杀知县牛得用；七年，澄县民变，杀知县张斗耀；崇祯元年，陕西饥民苦加派，揭竿起义，攻陷鄜州与延安，二年三月，蓟州民变。……晚明阶段，民变与起义如此频繁，正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天雨花》不仅叙述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叙述了刘天叙兄弟和一些绿林人物的反抗活动，同时也提到他们给封建政权的严重打击。第十五回写“闻香教”主王好贤到青州传教，“不上数口，归附数千”。信徒们击溃了官军，包围了青州城，使知府左致德狼狈万状。但是，出于大官僚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本性，作者对书中涉及的各次农民起义，无不目为洪水猛兽，咬牙切齿地攻击和诅咒，他蓄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如王森和王好贤父子，明明是在天灾和苛捐杂税逼迫下，不得不起来反抗的受苦人；作者却偏要诬蔑他父子是觑图火位、逆天意而行的“妖贼”。同时编造了参加起义的民众向镇压他们的刽子手左维明痛哭流涕地忏悔投降的情节。特别恶毒的是，他有意识地从中肆意歪曲历史，不遗余力地给明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壮观而伟大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抹黑，他居然无耻地诽谤义军为一伙“劫掠金帛”、滥杀平民的“盗”、“匪”。胡说什么．“沿途便戮诸百姓，遍地僵尸人叠人1流血成湖腥草木，地惨天愁日月昏！”完全和大官僚地主一鼻孔出气！尤其恶毒的是：作者在《天雨花》中编造了两段荒诞的情节，一段是三十回写左维明布下埋伏，活捉张献忠，而后用“各种极刑处治”，借以发泄他本人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把这支使官兵闻风丧胆的常胜军写成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把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写成无勇无谋的庸才。另一段是同回亦即全书的结尾部分，竞编造左维明沉江自杀之后，灵魂晋升天界，归居星位。并在天上受玉皇大帝诏命，与赵、杜、桓、王及左仪贞等代天行讨，审判李自成、牛金星等三十六名“烟尘流贼”，指责这些起义军领袖“颠覆社稷，荼毒生灵”，把他们揭竿而起的正义行动诬蔑为“罪大恶极”，判发“酆都狱”，“惨刑每日一遍，万劫不赦”！凡此种种，无不暴露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的反动。而且，这种必欲置农民起义军于死地而后快的敌对情绪，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同样也是极为罕见的。说明《天雨花》的作者，是把自己的命运与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和封建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尽管我们在前面，充分肯定了本书中那些积极的内容，和作者值得赞许的态度；但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问题面前，我们必须给予严厉的、应有的批判。必须指出，怡巧是在这个最严峻的、尖锐的问题面前，《天雨花》的作者和那个时代统治集团中最顽固的分子，并无二致！他借助形象所散发的这些毒菌，更容易污染和蚀害读者的心灵。这点，我们绝不可采取任何程度的宽恕，必须看作那个时代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一种反扑！
其次是如何正确看待书中“理想人物”左维明的问题。虽然《天雨花》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不少都有历史的依据；而作为贯串全部事件过程的核心人物左维明，却是作者在晚明东林党人的基础上虚构而成的艺术形象。显然，塑造这个人物，是有作者深刻的用意的。正如书中第一回太白金星向上帝禀奏时所发的喟叹，作者有感于封建末世的衰微、纲常的沦丧、人心难以系维，故而特意创造出这样一个“扶伦立纪”，堪为士大夫表率的人物，并且编造出一整套与奸邪较量获得胜利的情节，抒发愤慨，兼为东林党人吐一口不平之气。基于上述原因，尽管作者曾因男女地位的不平，借左维明锁禁妻子、虐杀丫鬟以及逼令亲生之女投池自尽等若干情节批判男权，但在更多的场合中却是竭力美化和歌颂这个人物的。《天雨花》中的左维明，被打扮成封建时代贤臣的典型，他不仅兼资文武，而且刚直廉明，在满朝官员为苟全性命与禄位，希图飞黄腾达而匐伏在宦官与外戚足下俯首听命、阿谀奉承的时候，左维明独敢力排众议，面斥佞幸集团的奸伪；当边警频传，文恬武嬉的群臣莫敢冒锋镝以作干城的时候，左维明却主动请缨，率兵御敌；当帝王沉溺声色、不理政事的时候，又是他不怕触犯“天威”，直言谏戒。在地方官的任上，他明察暗访，为百姓申冤理枉，清洗不称职的官员，即使告假作乡宦的情况下，也能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怕捋权贵的虎须。从个人来说，左维明确实有——些比一般士大夫高洁的操守，晚明富贵之家多淫佚无度，广置妾媵；左维明却是平生不二色的人，对宦家子弟挟妓狎邪、饮酒纵博的浮浪风习深恶绝痛。他对下层人民的贫困，也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弹词第二回写他在倾听陶安夫妻的哭诉之后，毅然销毁陶安历年积欠的字据；他又好打抱不平，在了解李士龙遗弃家道破落的孙小姐，毁弃婚约之后，他利用自已的地位与力量设法使李士龙就范，完成了孙小姐的志愿；他对兄弟悉心照顾，有效地防止了奸人的引诱；对族中孤寡更暗里扶持，处理她们的婚嫁病丧。·＊＊＊·总之，左维明被作者装扮成那个社会出类拔萃的完人。为了进一步吹捧他，甚至把他吹嘘成天星降凡、百邪不侵的超人，有洞察幽冥，善观天象，超拔鬼魂的能力。由于这个人物是作为晚明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的阉宦、外戚与权贵的对立面来表现的，他的大部分活动都被置于与佞幸们较量的险风恶浪之中，从而易于使人们在感情上受到作者的牵引而忘记了这个形象内涵的阶级属性，错误地把他当作正义与真理的化身，不自觉地接受从左维明嘴里成套宣扬的封建说教。其实，左维明不过是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行动，包括为人民申冤理枉的善举，无不是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这正是封建社会中清官的实质。儒家所标榜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封建士大夫的德行，在左维明身上获得了高度集中的表现。必须看到：撇开朝代的兴亡递代不说，作者所生活的正是封建社会面临崩溃的末期，地主阶级的统治，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矿工起义、奴隶暴动、市民暴动的重重打击下摇摇欲坠，作者却在封建末世捧出这样的一尊偶像狂热地鼓吹，实际上起了散布幻想，涣散人民斗志的消极作用。必须看到：这个人物，是封建伦理的化身，在他思想和行动中一切忠、孝、节、义，都以地主阶级的道德为出发点与依皈，虽然他和书中奸邪人物不能一律看待，却绝对不是人民群众的救世主。
《天雨花》中还宣扬了因果报应一类的唯心哲学。左维明的侄女秀贞，性格比较浪漫，一度被左致德误疑与表兄周帝臣有暖昧关系，最后被逼逃亡惨死。由于左秀贞并没有玷辱左家的门庭，作者精心构造了一个荒谬的结局，让左仪贞写《金刚经》超度她的灵魂，最后秀贞得以重新投胎托生左府，转为男子左永孝，了却前世冈缘。左致德夫妇也从良心上减轻了负担。左府合家为神与魏忠贤地狱获谴的处理，都是按唯心的方式虚构的情节，未能从积极的方面引导人们思考如何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除此以外，《天雨花》的艺术成就也值得深入开掘。前人对《天南花》，仅赞赏八十万字一韵到底的才情，这显然不能概括它的全部艺术价值。诚然，与明清时代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相对照，《天雨花》中刻画的人物不免显得单薄；但我们必须记得：《天雨花》是一部弹词，以韵文为主的写作形式使它在表达方面受到许多限制。如果立足于弹词的角度评价，《天雨花》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人物如左维明的清亮刚直，左仪贞的机智坚强，王礼乾的放荡逾检，左婉贞的骄慢残暴，黄持正的专横冷酷，都以鲜明的个性特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上自宫廷不同派系集团的明争暗斗，士大夫家庭的矛盾纠葛，边塞地区的激烈战争，官府衙门的重重黑幕，下及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礼教控制下婆媳间的冲突，形形色色，包罗万象。然而，作者以左府为中心，扩展到广阔的社会，头绪不乱，脉络分明，前后数十年，剪裁铺叙，确实经过一番精心的部署，堪称得当。再如在情节的构思和处理方面，并不完全受历史的约束，服从创作的需要，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妥当的。前者如把郑国泰写成有政治野心的外戚，增添篡位一节，更深刻地揭露了上层统治集团争夺权益的激烈矛后。后者如捏造左维明擒获张献忠，顺应“天意”未加杀戮。看来作者也感觉到这个谎言站不住脚，所以最后又以张献忠的逃脱和左维明哀叹天数不可挽回自我解嘲。语言方面，词语虽略嫌单调，火体还比较通俗，便于群众接受。部分人物的语言显示了人物的个性。从构思来看，有些情节颇有戏剧性的色采，例如左维明的儿子和女婿，因游园误入客氏居处，被强迫与客氏的三个女儿成亲一段，写得风趣而不流于庸俗。综合上述因素，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天雨花》仍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弹词。
四、关于标点整理的几点说明
《天雨花》在文学史上既然有它不容忽视的价值与地位，重新整理和出版，元论从介绍、保存文学遗产或是研究的角度说来，都是很必要的。《天雨花》的版本虽然很多，由于几种木刻本都有许多错误，特别是道光辛丑宏道堂刻本，疏漏尤甚，十九回左仪贞抄《金刚经》一段竞缺一百几十字，因此，整理时不得不以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和光绪二十二年上海书局石印本为主要依据，参校公道堂与纬文堂两种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商务铅印本首尾虽称完整，出版年月却无从查究，由于经过一番整理，文字虽略有出入，却比较清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十五回叙左仪贞刺杀奸恶的皇亲郑国泰，按前面交代的情节，使用的武器当是左维明所赠的“盘龙”宝剑，而书中至此忽然改作“立将昭阳宝剑，将他杀死。”显然属于讹误。刻本情况亦同。在这次标点整理的过程中，作了必要的纠正。对弹词文句明显不合逻辑之处，也作了适当的更改，但不一一注明。
比较麻烦的是唱词部分的标点，按过去木刻本的通例，唱词一律不加任何标点，只须在各句之间保持一个字的空距以示停顿，语气是依靠演唱者的表演艺术转达的。铅印本和石印本虽作了改进，不过在停顿处加上一个同样的圆圈标号，没有逗号、句号等分别，它是按七或十字句型标上去的。这次标点，不仅使用各种标点符号表阴结构和语气，同时从语法的角度出发，不得不打破过去一句一个标号的做法。例如第一回叙左维明与桓应征对话，就有“维明说道休谦逊”“维明笑道休谬赞”一类唱句，过去的老办法只须在句末用标号与下一一句隔开就行了；现在按语法处理，就得在中间加一个冒号，表明“休谦逊”、“休谬赞”是左维明说出的话，从结构句法上和其他句子成分分开。
第三，在标点整理的过程中，为尽可能保存原作面貌，虽情节涉及因果迷信等荒诞一类，原则上不作删节。但如二十九、三十两回肆意污蔑和歪曲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若干描写，较之一般文艺作品中对农民起义的仇恨，尤为刻骨，而且背离历史的真实，保留它们，显然是不适当的。因此，从批判的继承的精神出发，我们把最反动的少量段落删除了，深信读者能够理解。
李平 1983年3月
序
《天雨花》何为作也？悯伦纪之棼乱，思得其人以扶伦立纪，而使顽石点头也。何以演之弹词也？亦感发惩创之义也。盖礼之不足防，而感以乐；乐之不足感，而演为院木；广院本所不及，而弹词兴。夫独弦之歌，易于八音；密座之听，易于广筵；亭榭之流连，不如闺闱之劝喻。又使茶熟香温，风微月小；良朋宴座，促膝支颐，其为感发惩创多矣！余生长乱离，遭时患难，每读英雄之传，慨然忠孝之才。每叹汉空亡于宦官，唐家乱于宠嬖。天启兼此，宜长厉阶；而居戮忠良，烈于前古，卒移龟鼎，自取丧亡。慨已！家大人有水镜知人之明，抱辋川卷怀之道，惜余缠足，许以论心，谓余有木兰之才能，曹娥之志行，深可愧焉。又谢庭积有绪闻传于口学，今者风木不宁矣！生我、知我、育我、授我，我何为怀？寄秦嘉之札，远道参军；悼殒褓之殇，危楼思子。爰取丛残旧稿，补缀成书。嗟乎！烽烟既靖，忧患频仍，澹看春蚓之痕留，自叹春蚕之丝尽。五载药炉，一宵蕉雨，行将花石以去，其能使顽石点头也乎？别本在清河张氏嫂、莒城张氏嫂、同里蒋氏姊、高氏姊、管氏妹，并多传钞讹脱，身后庶将此木丁宁太夫人寄往清河。顺治八年，岁次辛卯，九月二十九日，梁溪陶贞怀自叙。
第三十回 千军擒寇盗伏兵梦骇夹城楼 五姓返星辰定狱批行东岳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