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侨社领袖」孙中山

孙文的政治活动已经众所周知，因此无需介绍。他的性格特征是毅力超强，但理解力并不出众。这两者是有联系的，因为百折不挠的精神有两种可能的原因。其一是当事人了解同侪所不了解的东西，但他没有办法、或是根本不想向同侪解释。其二是当事人不了解同侪了解的东西，而且没有办法、或是根本不想理解。他主要是第二种情况，由于偏执而坚定，由于坚定而熬过难关，得到新的机会，然后再次由于偏执而失去这些机会。

作为思想家，他像梁启超一样肤浅，但没有梁启超广博。作为革命家，他懂得怎样激发同侪的努力，同时绝不吝惜自己的努力。作为组织家，他连中级军官的能力都没有。作为行政人员，他缺乏最起码的责任心。作为政治家，他是严于责人、宽于待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作为宪法制定者，他的水准相当于优秀的专栏作家，但这不是贬义词，因为这种水平确实已经足够了。宪法制定者主要是需要把握关键问题的敏感性，他在这方面是够格的，错误也只是因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需要。作为立法者，他没有超出业余爱好者的水准。

他始终是炽烈的爱国者，但他所爱的国自有特殊涵义。他早年的爱国主义跟广东、南洋的帮会传统关系密切，将反对大清朝廷和反对士大夫文化结合在一起，有浓厚的江湖气息和岭南气息，将长江流域的居民视为比较可疑的异类，对更北方的居民连基本概念都没有。这种认同感具有先天的自相矛盾性，理想的「大汉天声」似乎离不开两广的地域自豪感。江东士大夫似乎比较接近明清的文化主流，却很难跟粤人的排外性相容。洪秀全自以为是大汉的解放者，却相继得罪了湘绅和吴绅，一点都不是偶然。产生孙文的民间文化苗圃和产生洪秀全的苗圃即使不是完全重合，也是非常相近。

在主流士大夫眼中，他差不多就是一位侨社领袖。这种人往往比内地人更爱国，但他们在想象中的对象完全不像内地所在的国。如果有人想理解他的认知世界，就要首先忘记海峡两岸的所有历史书，将大脑恢复到空白状态，然后尽可能进入南非和哥斯达黎加华人社区（不包括1990年代以后的少量新移民）的氛围，就能大致进入他的角色，理解他的行动了。这种人一开始就没有统治大清遗产的可能，他自己也不愿意做继承人。革命对他而言，具有改造和清污的意义。民族主义对他而言，具有强烈的血统意义。他不喜欢儒家的普世主义，儒家的普世主义者也不喜欢他。国民党后来试图将他塑造成道统的继承人，主要是为了强调共产主义的外来性质，并不符合他早年的表述。

他那种民族主义如果真正落实，就会引起客家人和广府人各自发展的自豪感，只有用排斥北方人的共同感情才能将他们团结起来。他利用这种感情，阻止了北洋军阀的南下，也因此没有办法北伐成功。他晚年指望列宁主义能够改造国民党，结果只是将优势转移到江浙人手中，激起了反复发作的粤变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绥靖政策。他希望太多，不同的希望相互冲突；眼高手低，为资源不能支持的理想牺牲了资源能够支持的理想。他塑造了国民党，把这些性格特征遗传给国民党，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