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无足轻重的文人陈独秀

陈独秀幼年丧父，过继给叔父陈昔凡。陈昔凡是举人和道台，在东北剿匪时招安过张作霖。他的文人造诣不低。黄宾虹在《近数十年画者评》中说，「皖江南北，素多画工……陈昔凡（庶）、姜颖生（筠）皆左清晖而右麓台。」陈独秀后来痛骂「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其实这两者恰好就是安庆陈氏颇足自豪的家学。

《陈独秀书信集》「致吕澎书」说，他家收藏的王石谷书画就有二百多件。《怀宁县志》说：陈昔凡「工书画，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四先生为师。门额曰：『四石师斋。』」陈昔凡宦囊丰厚，在安庆老家修建巨宅，在北京琉璃厂开办古玩店「崇古斋」。

辛亥革命打断了他的仕途，此后他就留在北京经营古玩。陈独秀少年留在老家读书。据他后来回忆，寡母的希望给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她说丈夫早死，没能考中举人，儿子一定要补偿父亲的遗憾。陈独秀后来对自己的家学如此痛恨，很可能是因为恨母情结的发泄。寡母利用道德制高点，实施弱者的暴政。受害者无法像对待强者的暴政一样，理直气壮地报复，只好乞灵于孔子最反对的「迁怒」 ，后半生致力于破坏母亲的希望。

陈独秀自幼名士气十足，觉得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层次比混饭吃的八股敲门砖高得多。华丽放诞的文选派尤其贴合少年心性。大多数名士都是这么想的，但他们通常要等中举以后才敢公开鄙视用完即扔的敲门砖。陈独秀的胆子比他们更大，在院试时就不守八股规范，滥用驳杂灿烂的六朝文，结果出乎意料地感动了阅卷老师，考中了第一名。估计阅卷老师的知识层次刚好比应试专家高一点点，但又没有高得太多。如果完全看不懂，当然不会赏识。如果完全看懂了，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这也是舆论领袖引领风骚的秘诀。你要比流行的社会思潮复杂深刻领先一点点，但千万不能复杂深刻领先得太多。名士文化和科举文化既相反又相成，奥秘尽在不言中。陈独秀误打误撞，一开始就勘破了真谛，诚所谓天之所兴。他后来回忆说：「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自己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的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的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就是我母亲大乐而特乐的社会原因。母亲快乐，我自然高兴；所害怕的，来年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临到我身上来了！」「孔家店」里的爱恨情仇，在这段话里暴露无遗。理性通常是感情的仆人，成年人通常是儿童感情记忆的代理人。

根据陈独秀自己的说法，他去南京考举人的时候，在反叛精神的驱使下，故意交了白卷。无论真相是不是这样，家乡的土鳖社会是理解不了这种情操的。此后几年，母亲和妻子没给他好脸色看。她们觉得有官不考这种做法，跟乡下人进城花天酒地荒废学业一样糟，不懂陈独秀为什么居然要求她们表示崇拜。陈独秀试图改造她们的思想，不幸惨遭失败。他做惯了宠儿，觉得没人恭维无异于迫害，决定改造全世界的价值观，证明自己才是正确的一方。这项任务耗尽了他的一生。他抛弃了科举，却抛弃不了士大夫文化，只能用新学代替旧学，用留学代替中举。日本是他自然的归宿。他在那里结识了陈天华、张继、邹容、苏曼殊等人，把新学到的革命精神落实到学监身上，用恶搞的手段剪掉了后者的辫子，结果被日本人驱逐出境。

他回到上海，跟《苏报》和爱国学社的人马混在一起，企图在老家成立分支机构，结果被地方官赶出了安徽。《苏报》垮台后，原有的班底聚集在《国民日日报》。陈独秀为了吸引读者，翻译了《悲惨世界》的一部分，在报上连载。在此期间，日本和上海的革命党人开始转向暴力。

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是暗杀团成员，这段因缘构成了日后北大改革的基础。陈独秀没有参加他们的同盟会，却参加了章太炎、刘师培和几个印度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鼓吹泛亚洲主义。辛亥前夜，他在杭州教书。革命军推举他的老朋友孙毓筠为安徽都督，后者任命他做都督府秘书长。皖军群龙并起，孙毓筠无力弹压，让位给陈独秀的另一位老朋友柏文蔚。陈独秀在此期间，主要在安徽高等学校任教，不大介入都督府的政务，但他的党派倾向性是明显的。袁世凯罢免柏文蔚以后，陈独秀联袂请辞。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也跟大多数安徽民党人士一起逃亡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此后几年，他对民国完全绝望。他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章士钊邀请他去日本，一起办《甲寅》杂志。《甲寅》系人马最初以反袁为主要任务，但袁世凯的死亡结束了他们这方面的工作。后期《甲寅》主要关注文化，培育了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观念。陈独秀办《青年》杂志的经验和理论，大多来自《甲寅》时代。文学革命论其实是章士钊在1915年《甲寅》杂志最后一期上提出的，陈独秀和胡适后来的理论都脱胎于此。

1915年，胡适加入了《青年》杂志的撰稿人行列。1916年，《青年》改版为《新青年》。胡适重提文学革命，陈独秀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论。社会反响之大，超过了他们原先的期望。蔡元培改革北大，邀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主要就是因为他的社会影响。陈独秀只有前清秀才的学历，新学也是驳杂而不精，适合做启蒙者，做专家是不够格的。德赛两先生的理论虽然广受欢迎，论西学水平比以前的严复只能算倒退。他的吸引力更多地依靠决绝和好斗的态度，迎合爱看戏而不求甚解的观众。新文化时期，他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属于政论。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老生常谈的大杂烩，只顾痛快淋漓地发泄感情。「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敌党；或是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无论什么人，一旦有枪在手，便焚杀淫掠，无所不为。」他表示只要排除了军人、官僚、政客三害，中华民国就会变成美好的世界。这些肤浅的意见居然能够吸引全国的大批粉丝，只能说舆论界的技术含金量比时装界还差得多。

陈独秀从《新青年》发展到《每周评论》，也就是从文化评论转向赤裸裸的政治评论。例如：《国防军问题》（1919年1月5日）、《人种差别待遇问题》（1919年3月9日）、《为什么要南北分立》（1919年3月23日）。新文化运动的同盟就此破裂，在所难免。嫖妓事件结束了陈独秀的北大生涯，但重要性似乎没有胡适后来所说的那么大。嫖妓在北大不是新事，不准嫖妓才是革新。

陈独秀返回上海，北大的资格并没有丧失。维经斯基和尼克尔斯基赴华发展组织，首先在北京建立核心。李大钊一开始就进入核心，掌握了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上亿人民币的资金，足以支配强大的军阀。

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党只是外围，虽然活动经费九成来自苏联，但总额不过相当于兴办杂志和文化协会。尼克尔斯基来自苏联军事情报局，甚至共产国际代表都在他监视之下。一大代表连上海的社团活动都不知情，实际作用只相当于公关部门。鲍罗廷夫妇越过他们，直接资助和指挥南方的地下联络线。周恩来、陈赓直接在欧洲加入共产国际情报部门，比名义上的党首更接近决策核心。陈独秀在北伐期间的地位更像一位需要统战的老资格政论家，得不到及时的内圈材料，因此发表的意见赶不上苏联政策的最新变化，甚至不如俄共党员瞿秋白，反对北伐就是明显的例子。

张作霖抄出的苏联档案介绍说：“军事及政治两种密探系统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挥，在华亦通过使馆互相协助。军事密探组织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系。各地共产国际机构，在国民革命军中苏俄顾问人员，均须协助军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执委会、军委会代表，且接受苏俄训令，参加其北京军事总机关部，以从事研究及计划苏俄在中国之军事行动等项工作。其密探机关部之组织，则规定『各分机关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机关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员。各分机关部除得消息后，各自报告北京总机关部，由北京转达莫斯科。在中国之各分机关部，得藏设于使领馆等机关内，以托庇护，有时亦得暗设于市上饭店商号之中。现为节省经费工作便利起见，宜正式藏匿于大使馆或商务代表处等机关，因吾俄人颇不易与华人发生关系故也。又如广东俄国技师、顾问能与该司令部有直接关系者，分机关部卽可藏彼处，以资保障。惟在此种保护之下，无论如何，须以能保全秘密，及随时探寄消息为要。』至密探分机关设立之地点，按照中国疆城及外国人在中国之势力，分为：

一、奉系：东三省设哈尔滨、奉天两分机关部。前者辖吉、黑两省分团，如海拉尔、齐齐哈尔及吉林等地；后者辖骆辽东、四平街、安东、大连、营口、锦州等分团。

二、直系：扬子江流城设上海、汉口两分机关部。前者管辖南京、杭州、上海等分团；后者管辖汉口、长沙、宜昌、重庆等分团。

三、国民军：西北各省、京兆区域设北京中央机关部，管辖天津、烟台、济南、正定、张家口、郑州、北京等分团。

四、国民党：广州分机关部辖广州、汕头、梧州、云南等分团。分团之下，于重要地点，设密探员及递信员，而核编各分机关之报告文件，则为北京中央密探总部。

以上系就外勤而言，复于北京、上海、汉口等处，设有内勤密探部，遣派密探员渗透于军政宪警各机关及兵工厂曁各使领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运作自如，消息迅捷，其谋略之深远，决非他国所能及。

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之预算，计（甲）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93853元，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50000元；（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148830元；（丙）国民二、三军（按即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140240元；（丁）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总计除广东外，半年卽需耗美金383933元，约合中国大洋一百万元。”

北伐期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的报告说：「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二军、第六军、第四十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二年，第一部第一卷，第527页】

从此，列强对共产国际海外代理人的政策由绥靖默许转向全球搜捕。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基地」组织的态度也是这样。只有在这种背景下，张作霖才敢闯进使馆逮捕李大钊。公使团领袖欧登科同意张作霖的行动，因为苏联使馆已经滥用了他们的外交特权。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苏联的《致驻华武官训令》：「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西方外交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南京事件就是根据这份训令策划的。南京不是苏联代理人唯一的活动地点，他们有非常全面的部署。

陈独秀没有能力主持地下工作，后者却是革命的核心部门。政论家无论多么聪明，发表的意见总是隔靴搔痒，为内部人士所嗤笑，最终免不了做替罪羊。不过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落到李大钊的下场。李大钊是理查德·佐尔格的上司，陈独秀不过是戴季陶的辩论对手。前者必须消灭，后者只需要封杀。陈独秀没有掌握什么内幕情报，充分体现在他的后半生。周恩来、叶剑英、任弼时、康生和李克农都不觉得有必要除掉他，尽管他说了苏联团体的许多坏话。真正的秘密活动专家不会跟自恋的文人一般见识，道理就像军人不会跟扔泥巴的顽童打架一样简单。

党内知识分子觉得他的晚年反思很有创见，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知识面太窄。陈独秀毕生的政论都没有超出老生常谈的范围，无论亲共还是反共。官僚集权党注定会毁坏哪怕是党内的民主，早在布尔什维克建立以前和建立初期就已经是俄国老社会党人的常识了。陈独秀后半生的反思不仅后知后觉，而且从来没有达到先知先觉者的高度。他呼吁共产主义者认清苏联的真面目，其实说明自己一直没有走出幻想的世界。大多数自愿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确实会因为看清真面目而改变态度，但是这样的组织都像泡沫一样脆弱和短暂，赞成和反对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共产国际的力量来自严格训练的地下工作者和稳定可靠的资金流，二者都不会受到真相和态度的左右。任何成员脱离了组织和资金网络，都会立刻变得无足轻重。陈独秀这种文人一开始就经受不起这种训练，承担不起这种重任。唯其如此，他才能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