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富有责任感的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是罗泽南、曾国藩到曹锟、张作霖的中转站。前者是大儒和精神领袖，动员和组织士绅的民兵，以保卫儒家基本价值观为目标，军事在他们是次要的，军人从属于儒将。后者是失去儒将和精神领袖的军人，价值观仍然是前者的余脉，但原动力和号召力已经消耗殆尽，不会再有自己的后裔。袁世凯介于两者之间，仍然是书生从军，但已经不是李鸿章式的翰林和两榜正途，沾染了浓厚的江湖冒险家色彩。他在朝鲜采取了果决的冒险政策，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从此青云直上。但当时士大夫通常认为他浸淫儒家价值观不深，不能算完全的自己人。所谓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他不能像罗泽南、曾国藩那样，带兵的同时还能以著作在思想史上留名，只能讲新学和事功了。谭嗣同拉拢他，因为他似乎是当时将领中最新派的人物。但这里所谓的新派，只是用西洋技术取代兵农钱谷而已。因此，他的军队没有足以驾驭诸将的原则。

他知道自己的弱点，最初也没有太大的野心。他的地位主要出于机缘巧合和敌人的压力，自己的规划反倒比较次要。在亲贵集团打击他以前，他本来乐于做庆亲王的助手。打击而没有打倒，他反倒具备了自己当总理大臣的资格。国民党打击他以前，他本来只想要戴高乐式的总统权力。打击而没有打倒，他反倒具备了拿破仑在第一执政任内的权力。他的成功反而对他有害，因为他失去了驾驭军队的能力。大清皇帝退位后，军队的势力急剧上升。善后大借款与其说是打击国民党，不如说是他穷于应付诸将的结果。国民党在南京的处境比他还糟，但还是本着「看人挑担不觉沉」的精神落井下石。镇压二次革命，依靠进步党和北方将领，但这些人难对付的程度不亚于国民党和南方将领。进步党和国民党议员联合起来，提出的宪法草案同样坚持国会至上。他如果不借着战胜的余威赶紧发动政变，夹在拒绝配合筹款和要钱胃口不断增加的国会之间，好日子不会有多久的。

在他看来，问题在于政府失去了大清残余的权威。那时将领不敢威胁文官政府，也没有不断对抗的国会。他周围的文人觉得，新朝稳定的前提就是削藩，否则军事统治无法转化为文官统治，秩序就无法恢复，民众的负担也无法减轻。削藩可以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也可以用残杀功臣的办法，但结果都是一样，用皇帝和文官的联盟取代皇帝和功臣的联盟。皇帝摆脱了危险的竞争对手，文官夺走武夫的权力，民众得到太平，只有功臣满盘皆输。儒家的问题是：解决不了谁做功臣-输家，谁做皇帝的问题。自相残杀是唯一的办法，谁赢谁就有理。儒家只负责事后站出来，跟胜利者合作。袁世凯和杨度的合作，就是希望造成这样的格局，结果适得其反。诸将看清了他的企图，配合敌人把他搞垮。帝制一失败，约束军人的最后纽带就断了。军人为了法统的缘故，勉强同意恢复国会政治，但他们发现国会仍然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就再度发动政变。

袁世凯虽然少年无赖，但后半生一直是富有责任感的人，在可以拆烂污的地方，通常不会利用机会。他的敌人多次拥护他，外国人长期信任他，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点。民国保全了大清的版图，主要是因为有他。在没有袁世凯的平行世界中，辛亥年的革命党人不会承认满蒙有资格算中国，不会反对日本占据这些地方。亲贵不会同意和平退位，至少能赢得张作霖和蒙古人的支持，退到热河或沈阳，名正言顺地建立满洲国或满蒙国。他临死前虽然已经注定失败，仍然有能力报复敌人或是给他们造成烂摊子，但他仍然宁愿为北洋团体着想。他毕生仇恨日本，长期筹划反对日本的方略，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多多少少将国民党视为日本代理人，觉得帝制失败主要应该归咎于日本的反对。历史比戏剧更富有戏剧性，居然让国民党负责执行他的政治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