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自相矛盾的老顽童吴稚晖

吴稚晖是国民党内的老顽童式人物，继承了唐寅、徐渭式的狂生传统。他身为举人，提倡西学；身为江苏人，却喜欢广东人和太平军（江苏人看待「粤匪」犹如亚美尼亚人看待土耳其人）；鼓吹无政府主义，同时坚决反对左派，不仅包括苏联和共产主义，而且包括改组派和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世界上很难找到这样自相矛盾的角色。他的家庭和私人社交圈始终是传统文人的模式，至晚年不改。

1903年，上海士绅在张园模拟国会。吴稚晖发表演说，《苏报》转载，一时朝野震动。辜鸿铭大骂这群冒充欧洲人的败类，污染了东洋的德性。其实，他和吴稚晖形成了奇异的对照。他的教育和思想基本上来自西方，却极力反对西化的浪潮。吴稚晖对西学的理解非常表面化，却极力鼓吹西化。鲁迅所谓的「老新党」 ，就是吴稚晖这样的人。吴稚晖的攻击其实根本没有内容，只是言辞激烈而已。他说中国人麻木如猪狗、线装书应该扔进茅坑，要的就是痛快淋漓的感觉。然而，读者和观众需要的就是立场。他这样暴得大名，造就了比自己更强大的意象形态。此后几十年，他一直定格在这个形象上：简单粗暴、冷嘲热讽，只讲立场、不问缘由。

张园演说构成了《苏报》案的伏笔，吴稚晖不得不流亡香港。不过，最大的输家仍然是清室。他们居然为皇帝和皇太后的名誉权对簿公堂，仅此一点就足以严重损毁皇权的神圣形象了。上海租界是当时世界上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之一。如果他们在英格兰，用东京留学生骂慈禧太后的轻薄言辞骂女房东，估计是逃不了巨额罚款的。吴稚晖在伦敦结识了孙文，随后加入同盟会。1906年，他和李石曾、张静江在法国创办了《新世纪》。从此以后，他的人脉没有多少变化。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他的身份既崇高又自由。他始终有巨大的权威，却没有、也不想有权力。

吴稚晖开创了许多重要变革，但他照例只会停留很短的时间，然后迅速转向新的兴趣点。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好奇求新，没有耐性，浅尝辄止，见异思迁。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为宪法和人事纠纷焦头烂额。他却万事不操心，身穿中西合璧的戏装，以丑角身份登台。这不是他第一次表现顽童性格，更不是最后一次。这种角色固化无形中保护了他，却不是他故意追求的结果。在他自己心目中，他始终是国民党的人。他的忠诚不针对纲领，而是针对人。他把年轻一代的国民党人当做自己的子弟，以肆无忌惮的态度保护和训斥他们，仿佛旧式家庭的老仆对小主人。后者默许他这样做，因为他是极少数蔑视利禄的人，没有人怀疑他动机的纯洁。

清末新党和五四以后的新派人物属于非常不同的类型，思想趋向和生活方式都油水相斥。很少有人能身兼二者，吴稚晖却是其中之一。他既是反对鸦片、线装书和八股文的先锋，又是推动拼音文字 、无政府主义和勤工俭学的先锋。「老新党」的诚实和浅薄，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的作品长期畅销，对青年的思想影响甚大，至少比后来的鲁迅要大得多，但除了拼音文字以外，从来没有超出时论和杂文的水准。他长期鼓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却把希望寄托在机器生产力的进步上，宣称科学和教育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低水平上回避了克鲁泡特金当年曾经回应过的各种质疑。

苏联以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给世界留下了两种印象。一种是到处扔炸弹的恐怖分子，另一种是无害的幻想家。克鲁泡特金和吴稚晖给人的印象都是后一种。他开创的勤工俭学运动产生了另外一种共产主义者，很快就把他自己吓坏了。他最初企图摆出长辈提携后辈的架子，但很快就发现：在后者的革命计划中，共产主义只需要二十年就能实现。他惊愕地说：「我的无政府主义需要几百年时间，故而现在可以跟三民主义相安无事。按照他们的时间表，国民党岂不是只剩下十九年寿命？」不足为奇，他加入了西山会议派。这一派都是无钱无枪的元老，只有祈求孙总理在天之灵保佑，将他的徒子徒孙从苏联的魔掌中救出。四一二清党以后，他和蔡元培力挺蒋介石，把后者看成拨乱反正的唯一希望。

吴稚晖在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过许多挂名职位，包括监察委员和资政，但从不上任。他不蓄私财，所得薪俸都用来兴办教育。林森去世后，蒋介石想请他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他拒绝了，理由是不耐礼仪（包括西装领带）约束。陪都重庆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他依靠卖字补贴生活（他是著名的书法家）。蒋介石佩服他的清高，只在他八十大寿的时候送了一盒蛋糕，以师事之。1946年制宪国大召开时，代表们推举这位元老为主席，将《中华民国宪法》递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的事业陷入最低谷的时候，他追随蒋介石赴台。蒋经国后来回忆说，吴稚晖当时对他说：「你想成功，就会成功。你不想成功，就永远不会成功。」1953年，吴稚晖在台北去世。蒋介石父子和国民党老人感念至深，给他留下了许多纪念物，包括吴稚晖公园、稚晖中学和铜像。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兴盛，他的遗迹渐渐淡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