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革命党人的德性标杆」黄兴

黄兴是曾国藩左宗棠推广的那种教育的产物，强调经济、实学，鄙视宋明儒生的柔弱，把明末遗老当做重返先秦儒家原教旨的最恰当路线。张之洞兴办两湖书院，吸引鄙弃八股牢笼的青年才俊。黄兴虽然已中秀才，还是弃旧从新。1902年，他加入了湖南第一批留日学生的行列。这些湖南人在东京弘文学院形成了活跃的团体，将王夫之奉为本省的英雄和华夏复兴的先知。湖南在湘军以后的特殊历史似乎证明，他们的省份最有资格发挥普鲁士在德国的作用。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日本方兴未艾，塑造了黄兴的思想底色。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他都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这些活动引起了清朝官方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只会增加留学生的激烈程度。他在留学生圈内赢得的口碑是豪放宽简，不拘小节。

黄兴毕业回国后，在自己的母校鼓吹排满的国族主义，遭到院长梁鼎芬的驱逐，于是回长沙举办东文讲习所，推广革命党人的宣传小册子。1904年，他用变卖家产的资金成立了华兴会。胡瑛、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都是会员，公举黄兴为会长。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很快就在革命者的圈子里流行起来，超出了本会的范围。他们联络哥老会，计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进攻长沙。消息走漏后，黄兴在圣公会的保护下逃亡日本。次年五月，他在日本结识了孙文。两人的友谊对后来的历史影响甚大。同盟会成立时，兴中会的班底不如华兴会强大。孙文的领袖地位得力于黄兴的慷慨支持，大多数两湖领袖并不喜欢广东人。只要黄兴不在场，这种天然的裂痕很快就会浮出水面。同盟会几次掀起反对孙文的浪潮，都为黄兴劝阻。孙文的朋友非常感动，觉得黄兴确实是忠厚长者。孙黄结合，使黄兴脱离了长江流域的活动。此后五年，他一直在主持两广的革命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给他以沉重的打击。他避居香港和上海租界，无意近期大举。武昌起义恰好出现在这时，说明早期革命领袖和内地的形势已经脱节。

黄兴离开上海租界的帅府，赶往汉口。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搭起拜将台，以古礼授黄兴战时总司令印、旗和剑。当时的总司令仍然是非常郑重的信托，没过几年就贬值到草台班的地步。黎元洪搞组织管理还是称职的，但谈不上有大将之才。黄兴基本上没有协调各军的能力，只擅长激励他最信任的小股人马英勇战斗。阳夏保卫战失败，主要是湘鄂联军协同作战的能力远不及北军。论人数、粮饷和地势，北军都处于劣势；然而民军的指挥系统已经瓦解，这才是最致命的。反攻汉口的战役很像几支敢死队的分散行动，没有在任何一点上形成局部优势。比较蔡锷后来在泸州的运作，就可以看出黄兴没有调配大部队的经验。停战后，他返回上海。各省代表会议一度推选他为大元帅，然后又为了黎元洪的缘故改为副元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出任陆军部长。南北和谈后，袁世凯委任他留守南京。留守府整顿各军，是恢复健全财政的必要前提。黄兴在这段时间的表现，赢得了中外人士的敬佩。他本来有许多玩弄权术的机会，却没有利用。

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面临分裂的危机。黄兴再一次支持孙文，组织江苏讨袁军。他顺利地赶走了苏督程德全，却无法解决军饷补给的问题。他在南京的两个月内，依靠商会断断续续的捐款维持，几乎没有经过像样的战斗，就弃城出走。这种失败的方式是他的荣耀、而非耻辱，证明他没有大多数同时代人心狠手辣。他的同党何海鸣（1887-1944，革命党人。二次革命时，他在黄兴走后重新宣布江苏独立，据守南京，失败后逃亡日本，与陈其美等人一道指责黄兴「包办革命」「侵占公款」，鼓吹孙文加强党魁专制、党魁崇拜）、陈其美在这方面都比他能干得多。他习惯的筹款方式是募集南洋和美洲商人的捐款，维持几百名突击队的费用。这种模式维持不了真正的战争。孙文经过这次失败，变得更加不择手段，以致黄兴和陈炯明都不肯加入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黄兴退隐到美国，失去了大部分影响力，直到法统重光。段祺瑞在举国一致政府的蜜月期，希望延揽反对派的名人，提议由他担任老家湖南的都督，但他已经一病不起，不久就在上海去世。1917年，北京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黄兴的支持者不同于孙文的支持者，海外侨社的背景淡薄得多，包括了大批湖南和四川的乡绅。这些人不习惯秘密活动，而且经受不起长期背井离乡。他去世后，孙文一系的革命党日益边缘化。黄兴一系的人马渐渐脱离了革命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其中一部分变成了熊克武在四川的支持者，随着国民党系川军入粤，最终销声匿迹。黄兴本人既没有知识分子的才干，又没有职业军官的技能，然而就政治德性而言，在充满浪人的革命党当中树立了难以企及的标杆。他的厚重没有得到适当的生态位，很难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如果天假以年、环境有利，他也许会占据阎锡山在北伐以后的类似地位。湖南可能像山西或广西一样，依靠元老的荫蔽和关系网，减少许多战乱，变成军国民主义地方自治的模范。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孙黄两系的再度反目似乎很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