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阴差阳错的革命家蔡元培

蔡元培前三十年的生平无异于曾国藩时代的士大夫，由两榜正途的进士起家，首先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戊戌政变开创了未经审判而诛杀士大夫的恶例，蔡元培愤而辞职。他回到绍兴老家，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这是清流派表现风骨的典型做法，只讲原则不讲利害，结果却比玩弄权术更明智，恰好避开了两年后的庚子之乱。

1902年，他和章炳麟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教育协会。同年，他留学日本。清国留学生在日本发动拒俄义勇军，引起了大清驻日公使馆的警惕。他们向日本警方施加压力，取缔这些危险的活动。蔡元培像以后的许多流亡者一样，发现外国政府并不是行侠仗义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有奶便是娘的势利眼，再次愤怒地决裂。他回到上海，创办了《警钟日报》，开始鼓吹革命。光复会两年后（1904年）成立，他是创始成员。同盟会次年（1905）成立，他又欣然加入。这两个组织很快变成死对头，但他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种神奇的能力是他毕生的主要特点，也是他的主要资本。

1907年，他留学德国，首先在柏林学德语，然后在莱比锡大学读哲学和民族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中断学业回国。较之胡适提前回国担任北大教授，他提前回国担任南京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经历似乎更加不可思议。同盟会内阁倒台后，他重返欧洲研究哲学和美学。1913年，他在里昂成立了中法大学。这所学校酷似东京振武学堂【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属。创办于1900年，原名成城学校，1903年改名振武学校，开办到1914年。蒋中正、蔡锷、陈独秀、阎锡山、孙传芳等都曾就读于此】的人文版，实际上是为法文不太流利的亚洲学生准备的预科班。1920年，他和老朋友李石曾将北京的几所法文培训班并入中法大学。后来，中法大学的「法」字变得完全有名无实了。

蔡元培在欧洲期间，经历了欧洲教育改革之争。大学本来是中世纪的法人团体，其地位相当于封建体系下的自治市镇；多半是教会建立或保护的法人团体，最初的教师大半是神职人员。最初的学科设置以神学为核心，不足为奇。清末民初第一批和教学质量最高的大学都是西方传教士建立的，道科或神学仍然居于核心地位。张之洞设计官办大学学制的时候，为了跟基督教竞争，坚持设立相当于道科的经学。世俗的高等人文教育，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是从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开始的。除牛津剑桥哈佛这些中古传统深厚的名校，大多数大学都是十九世纪晚期模仿德国的产物。教育学作为学科的兴起，本身就是新旧传统斗争的结果。斗争的焦点之一就在神学作为必修课的存废问题上，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的欧洲也属新潮。「以美育代宗教」、男女合校之类主张，在牛津这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新派人士至多只能自筹资金创办新学院或独立大学，在中华民国却不会吹灰之力就做到了，而且很快就演变成教育部对教会学校、旧派学校、寺庙财产的抢劫和迫害。跟新派人士的说法相反，溃败的儒家社会抵抗新思想的能力和激烈程度，都远远不如天主教会、新教会和伊斯兰教组织。新思想本身的优劣是另外一回事，抵抗新思想的激烈程度就是传统社会组织度的可靠指标，散沙程度与抵抗力成反比。类似的情况出现在高度官僚化的埃及，他们从异教皈依基督教，从基督教皈依伊斯兰教，速度都是最快的。相反，撒克逊蛮族和黎巴嫩山民无论皈依还是放弃任何一种宗教，都要经过激烈的斗争，改换门庭的速度总是比他们的顺民邻居更慢。

蔡元培在北大的兴革是几种因素阴差阳错的结果。徐世昌政府的力量不足以直接约束军阀，但足以延揽清流，在社会上制造尊文抑武的气氛，形成有聊胜无的柔性规训。罗素、杜威这样的西方进步人士看到他们尚未出师的弟子做到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颇感欣慰。这些弟子确实很像歌德描写的魔法师学徒，看到师父念咒语让扫帚运水，不胜羡慕，就如法炮制，结果只知道启动咒，不知道结束咒，眼看就要被勤奋的扫帚淹死。西方教育改革者针对的主要目标，在弟子这里都不存在。他们希望削弱基督教对教育的影响，消除人文教育对技术教育的歧视，解除统一语言对民俗方言的压制。结果，反对教会学校的运动促成了教育的国有化和政治化，严重损害了思想自由。晚清以来的教育体制本来就有浓厚的速成班性质，进一步去人文化的结果可想而知。民俗复兴本来应该解放韩子云和黄小配的传统，将吴语和粤语发展为羽翼丰满的芬兰文学和爱沙尼亚文学，结果却人为制造了一种根本没有民间性质的塑料官话，依靠教育部的力量强制推行。文言和白话都是新文化运动谴责的、脱离群众的、强制统一的死语言，唯一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还要单薄得多。新文化人物鼓吹的那种活在贩夫走卒口头的苏白或京片子，遭到了远比科举-文言时代更加苛刻的压制。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自有道理，因为大清的文言相当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拉丁文，适合天下体系的国际主义交流。新学用方言创造民族文学，目的就是要瓦解天下体系。前者的沟通发生在横向的士大夫共同体内部，牺牲了士大夫和草根民众的纵向交流。后者的沟通发生在纵向的国民共同体内部，牺牲了各民族士大夫和各民族民众之间的横向交流。白话文则是一个四不像，横向交流不如文言，纵向交流不如方言，比文言更需要政治力量的武断扶植，像五族共和的中国或多元一体的中华一样，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得，对于帝国太小，对民族国家又太大。近代远东的历史就在这种无法解决的悖论中展开，自然会造成类似神圣罗马帝国给中欧遗留的政治灾区。文人喜欢将一切责任推给政治家，其实自己比政治家更加知错不改。林语堂写过一篇讽刺小品《一张字条的写法》，描写自己同类的可笑嘴脸。他老人家为了修理纱窗，试图给木匠写一张字条，用尽了新文化的各种文体，包括新派作家当中最流行的普罗大众体，结果沟通障碍跟桐城派古文和文选派骈文一模一样，「大众」的木匠完全不懂，最后还是只有用土语传话。

1922年的「好人内阁」倒台后，蔡元培再度挂冠而去。他对越演越烈的舆论政治感到厌倦，预见到自恋的文人会招来自己无法控制的麻烦，很高兴回到德国去读他心爱的民族学。这时，他还没有预见到自己即将扮演的角色。北伐成功后，老朋友邀请他回国。其间的政治光谱发生了巨大的偏移，使他从开明派变成了法西斯派。从他的角度看，他的国民党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劫持了。除了救党，他暂时不在关心别的。四一二清党期间和以后，他和吴稚晖、李石曾等元老一直是蒋介石最坚定的支持者。危机缓和以后，他又丧失了政治兴趣。在此期间，他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和国立艺术院。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以后，元老们才不再信任他。一方面，吴稚晖是胡汉民安全的担保人。蒋介石翻脸不认人，陷元老于不义。另一方面，在元老们眼中，蒋介石本来就是不学无术的晚辈军人，不如胡汉民汪兆铭属于自己的同类。随着蒋蔡关系的恶化，国民政府开始克扣中央研究院的经费。蔡元培把自己的名字借给宋庆龄的民权保障同盟，作为回敬。这个同盟是共产国际的外围组织，宋庆龄本人也是苏联向国民党内各派系和共产党汇款的中转人。蔡元培对此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他正在保护几年前亲自要求蒋介石斩草除根的同一类人。蒋介石对党内的长辈比较尊重，但心里觉得蔡元培是伪君子，把这种看法写进了日记。抗战爆发后，蔡元培移居香港。1940年，他在香港去世。三四十年代的教育界大体在他的卵翼之下，由于后来环境的急剧恶化而形成了某种神话。从制度史角度看，他打断了晚清以来移植西方传统学制的步骤，开启了本土化和统一化的进程，对他自己喜爱的兼容并包原则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他在这一进程的早期去世，因此没有承受不可避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