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生不逢时的关公：吴佩孚

吴佩孚出身秀才，投笔从戎，加入聂士成的部队，在北洋武备学堂读步兵科。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蕴藉深沉，是可造之才，因此值得进一步培养。1903年，他在保定陆军学堂学习测绘。这段经历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901年以后，东北亚形势日趋紧张。沙皇尼古拉二世撕毁了列强一起从清国撤退的君子协定，单方面宣布成立远东总督府。依据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中亚的类似做法，圣彼得堡宫廷的下一步就是兼并长城以外的土地。国际社会纷纷瞩目日本，希望这位后起之秀担当起维护远东秩序的重任。明治日本沐浴着争当优等生的精神，迫不及待地想要向欧洲证明自己。这种强烈的表现欲望和天真的信任贯穿了她的内外政策，构成了远东近代化运动的基本动力。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日本遭到凡尔赛和华盛顿的背叛以后，为什么如此愤怒。她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士兵被清军挖眼、断手、阉割，仍然像接待国宾一样供奉投降的清军将校，为的是博取欧洲舆论的好感。她的侨民在庚子拳乱中受害最重，而她的维和部队纪律最好，即使慈禧太后都承认，皇宫和妃嫔得以保全，多亏了日本人。她现在面临另一次升级大考，完全清楚自己的地位。国民慷慨激昂，准备为天皇的荣耀和世界的期望视死如归。

大清没有能力保护龙兴之地。她信赖的义和团勉强杀掉了为数不多的侨民以后，被俄国人一扫而空。当地官员将保护残余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在俄罗斯大将迟怯苛夫身上，给他立碑颂德。他的远东军确实比流窜的清兵、拳民残部纪律好一些，而当地官民都已经落到没有资本顾忌面子和历史评价的地步了。南方士大夫后来热衷于丑化大清，没有放过这段历史。不过他们拿俄罗斯人没有办法，只有通过翻译实现精神胜利。迟怯苛夫沦为迟怯苛夫，道理跟孙文沦为孙汶（洪水猛兽）相同。拼音文字的使用者听不出有什么不同，象形文字的使用者却可以得胜回家了。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建议，一起打击俄罗斯，但朝廷内部意见分歧，最后还是决定中立。袁世凯折衷处理，允许他的部下暗中袒护日本人。北洋督练公所选拔了一批干将，配合日军在辽东的侦察队。吴佩孚就是其中之一，他绘图的本领是禁得住考验的。《吴佩孚传》的作者冈野增次郎在此期间结识了他，两人的友谊持续了几十年时间。日本政府对吴佩孚的功绩评价甚高，授予他旭日勋章。

日俄战争是吴佩孚飞黄腾达的起点，使他变成了北洋系统内部的东北通。日本的胜利给大清带来了搭便车的机会，俄罗斯的胜利则肯定会使她彻底失去关外的土地。日本人将铁路区域和关东州以外的土地还给大清，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岁入。北洋捷足先登，成功地将自己的代理人徐世昌安置在第一任东三省总督的位置上，从而奠定了他们对其他派系的优势。第三镇统制曹锟进驻吉林，发现吴佩孚的地图对他太宝贵了，决定大用此人。吴佩孚奉命勘查清俄边境，成绩卓著，从此变成了曹锟的左膀右臂。东北巡防营练成后，第三镇返回保定。辛亥革命后，京师陷于滦州立宪军和燕晋联军的包围。吴佩孚随曹锟作战，击破燕晋联军，深入山西省城，升任第三标标统。这场战役很可能是吴佩孚和阎锡山毕生最专业化和欧洲化的战争。民国的战争虽然不少，却变成了政治战，军事专业能力对成败的影响不占主要地位。

南北议和后，第三镇将山西交还给晋军。袁世凯当时是总理大臣，调这支嫡系部队拱卫京畿。这时，南京参议院派宋教仁、汪兆铭、蔡元培等人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南苑的第三镇士兵突然索饷哗变，大肆抢劫北京市民。袁世凯调驻守长城的姜桂题所部，入京平乱。这次叛乱来得如此及时，给袁世凯提供了留在北京的充分理由，使南方代表无话可说，因此国民党一直坚持是袁世凯自己制造的。第三镇在北洋内部声誉卓著，确实不是那种容易哗变的乌合之众。全国军队统编后，第三镇改组为第三师。第三标改组为第三团，吴佩孚任团长。二次革命时，第三师进攻湖南。湘军没有认真抵抗，第三师兵不血刃地进驻岳州。战后，吴佩孚升任第六旅旅长。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如法炮制地派第三师入川平乱。吴佩孚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第三师从岳阳出发，走水路到重庆。喘息未定，蔡锷的护国军已到叙府。蔡锷的朋友戴戡入据贵阳，出兵遵义，掖重庆侧背。袁世凯派段祺瑞的朋友张敬尧指挥征滇诸军，但段祺瑞仍然不肯合作。张敬尧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将第三师派到最危险的泸州前线，派冯玉祥进驻内江，自己坐镇重庆。第三师刚到泸州，川军刘存厚就响应蔡锷。吴佩孚腹背受敌，但他能够利用炮兵和高地的优势。川滇两军缺乏配合，犯了将兵力渐次投入战场的错误，以致功败垂成。袁世凯闻讯，封吴佩孚为三等男爵。然而北军的胜利非常短暂，蔡锷亲征江安。北军后勤兵站长陈庆被俘，辎重尽失。战线趋于稳定，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消耗巨大的攻坚战。袁世凯在这时去世，消除了双方继续作战的理由。第一次法统重光以后，第三师返回保定。府院相争和张勋复辟期间，曹锟、吴佩孚都支持段祺瑞。黎元洪倒台，举国一致政府瓦解。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湖南变成主战场。第三师再次南下，攻陷了长沙、衡阳。段祺瑞一如既往地不会做人，导致了北洋内部的进一步分裂。他原以为支持新国会选举北洋元老徐世昌为大总统，事情会比黎元洪时代更好办，结果恰好相反。吴佩孚在曹锟的默许下，跟湘军达成协议，私自回军保定，于是湖南全省重新回到南方势力手中。段祺瑞觉得吴佩孚的做法已经超过了他能够容忍的底线，非讨伐不可。曹锟和张作霖拒绝让他满意，反而要求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下台，双方终于决裂。

段祺瑞依靠中日军事协定，用日本提供的优惠贷款购置武器，训练参战军支援欧洲战场。日本顾问认为参战军草率组成、训练不足，但段祺瑞不能再等了。他派段芝贵指挥西路军，进攻吴佩孚；徐树铮指挥东路军，进攻曹锐。段芝贵无所作为，诸将离心。真正在前线作战的总指挥曲同丰在松林店遇伏，不愿意扩大伤亡，要求停战。双方在保定举行了欧洲式的停战仪式。曲同丰将军刀交给曹锟，表示不再对贵军采取敌对行动。曹锟接受军刀，向贵总指挥的英勇致敬。自宋襄公和子路的时代结束以后，东方两千年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文明的战争。徐树铮已经在东线获胜，闻讯停战。段祺瑞通电下野，直奉联军瓜分了参战军的武器。吴佩孚既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又是这场战争的主力，从此跃升为全国性重量级人物，但他也得罪了张作霖。后者觉得他和曹锟称兄道弟，吴佩孚这样的部将没有资格插进来。吴佩孚继承了第三师的衣钵，也引起了曹锐和曹家亲族的猜疑。他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名义开府洛阳，直系从此形成了洛派与津保派分流的状态。鄂督王占元属于求田问舍的性格，为个人的贪婪得罪了湖北的士绅。湖北自治会企图效法湖南，借助湘军的力量，将联省自治的范围扩大到本省。王占元更乐意带着钱去租界安闲度日，不乐意费心费力恋饯。吴佩孚派兵南下，赶走了湘军，将亲信萧耀南安置在武昌。

徐世昌-梁士诒政府在直奉两系的夹缝中勉强维持，忌惮吴佩孚更甚于张作霖。这时的吴佩孚等于占据了段祺瑞以前的政治生态位，而张作霖处在曹锟以前的生态位。吴佩孚的反应跟以前的段祺瑞也非常相似，企图武力统一全国。然而奉军的武器、人数和团结程度都占上风，不可能轻易让步，因而新的战争无法避免。吴佩孚在长辛店的战役中运用侧击战术，以致奉军张景惠以绝对优势落败，这是他军事戎马生涯的最高峰。这次胜利不仅削弱了张作霖，也削弱了主张和谈的津保派，使第二次法统重光成为可能。在直系内部，吴佩孚一直是旧国会最积极的支持者。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原则性，将这种立场一直坚持到垮台以后。旧国会恢复，给南方的孙文以致命一击，使他最后的支持者决定抛弃他。孙文流亡上海，走投无路。苏俄在这时招徕他，他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索性放下了护法的旗号，戏剧性地倒转一百八十度，要求废除法统，积极为苏俄提供特洛伊木马。中华民国法统和远东条约体系的崩溃、二战和冷战的根源，都是这匹木马种下的。在此之前，中华民国的未来似乎不大可能比泰国更危险；在此之后，同样不大可能比波斯尼亚更安全。

黎元洪要求诸将同意废督裁军才肯复职，但后者很快就撕毁了他们的承诺，天天到公府闹事。黎元洪愤怒地出走，结束了短暂的第二次法统重光。旧国会制定的1923年宪法实际了满足了1912年以后的所有制宪要求，从技术上讲比临时约法完美得多，然而法统的威灵从来不是依靠技术维持的，曹锟政府只能享受残余爝火最后的温暖。主要责任并不在曹锟和吴佩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知识界都陷入迷失状态，列宁和墨索里尼的成就进一步动摇了他们对十九世纪议会民主制的金科玉律的信心。毁灭的旋风从世界中心向世界边缘席卷而来，早晚会落到「本不植高原」的民国法统头上。在此之前，它已经摧毁了比民国稳固得多的几个大国。五四运动的意义就是破坏了知识界和舆论界对法统原本就很脆弱的信念，使得此后的反对派都觉得可以撕下维护法统的假面具了。吴佩孚对1923年宪法的忠诚，如果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本来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恰好足以妨碍他在失败后卷土重来。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失败对他并不构成致命打击，但他对恢复1923年宪法的执着使他一再错过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似乎厌恶国民政府对军阀的丑化宣传，执意用现实利益的牺牲证明自己的节操。问题在于，这样恰好达到了宣传家的预期目的。

北洋诸将对五色旗的忠诚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后，构成华北抵抗国民政府的主要原因。国民政府的宣传故意将他们内部的派系斗争和背叛法统的真正变节混为一谈，这是极其荒谬和混乱的逻辑。所有政治集团都必须内外有别才能存在，对团体的忠诚和团体内部的斗争是两码事。吴佩孚从来没有背叛团体和法统，段祺瑞背叛了法统而没有背叛团体，而国民党把两者都背叛了，然后愚蠢地指望后人不会将背叛扩大到国族的层面。背叛者能够依靠降低底线而获得更大的行动优势，嘲笑「宋襄公」的愚蠢，宣布胜利者不受指责，直到更大的背叛者出现。一战以后的历史沿着这条螺旋下降的路线发展，吴佩孚称之为「循环理」。他没有亲眼看到蒋介石的下场，但一定不会感到惊奇的。武昌战役是曹锟和曲同丰喜欢的那种费厄泼赖式战争在远东的谢幕。吴佩孚的军队延续旧习，不愿意看到超过数千的伤亡，不肯将自己的抵抗能力发挥到极限，更不肯彻底动员和牺牲辖区的平民，因此面对开辟超限战的北伐军，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就投降了，宣告了旧时代和吴佩孚个人政治生涯的结束。蒋介石以为这是革命精神的胜利，其实只是超限战起点残余的旧时代浪漫幻想，在他不得不亲自领教的超限战后半段很快就会变得迂腐可笑。蒋介石自诩精通法兰西大革命的历史，却没有想到革命的急先锋总会在自己发动的革命中沦为反革命的。后来者之所以能够对他不讲道义，就是因为急先锋自己破坏了道义可能存在的条件。

吴佩孚的晚年几乎全都用来炫耀自己的节操，骄傲地毁掉了自己东山再起的所有机会，最后在抗战初期去世。死得其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他居然做到了。国民政府宣传他是因为拒绝跟日本人合作，才被日本人谋害的，可信度并不高。因为吴佩孚炫耀的爱国主义和正统主义主要体现于鄙视国民党和苏联的暧昧关系，为他自己拒绝接受的红豆汤出卖了蒙古和广东，很难想象他会不带幸灾乐祸地看到国民党终于落到了人肉盾牌的下场。国民党地下组织擅于暗杀北洋大员，然后嫁祸于日本人，最后将自己的牺牲品塑造成拥护自己的抗日英雄。国民党早期的朋友和恩人唐绍仪就落到了这种下场，这种心理结构使他们特别容易怀疑和指责其他人跟自己一样。抗战结束多年，吴佩孚周围的人有强烈的利益动机配合抗日英雄的塑造，然而对日本不利的证据却没有比当时更多。也许，他确实就是病死的。如果他死于非命，可能的嫌疑人范围大概比他的亲属敢于承认的范围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