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迷失在「数目字」中的黄仁宇

黄仁宇（1918-2000）的父亲一度加入同盟会（曾任许崇智的参谋长），但国民党北伐成功的时候，早已远离政治。黄仁宇的青年时代恰好跟抗战重合。他在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加入了步兵第十一师，后来追随郑洞国（1903-1991，黄埔一期，抗战中参与多场重大战役，辽沈战役中投共。黄仁宇当过他的随从参谋），目击了滇缅战场的形势和林彪的人海战术。他随后去美国李文渥斯堡（位于堪萨斯州）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然后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1898-1965，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蒋介石副官、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处长、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在中共派人前来策反时犹豫不决，事泄，被免职）将军的副官。朝鲜战争爆发前，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似乎随时可能崩溃。吴文藻（1901-1985，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立者，冰心的丈夫。曾任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1950年投共）投共以后，谁都不知道身边的人是不是匪谍。汤恩伯怀疑朱世明有异心，后者不得不辞职。黄仁宇选择去美国，很可能也是因为时人普遍认为台湾存亡未定。早年的经历塑造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后半生都在力图回答自己的问题。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重现了这个风云板荡的时代，在汉语读者圈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黄仁宇在美国的外部生活，一直平淡无奇。他研究明代的漕运，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直到纽约大学发生财政危机。他娶美国女子盖尔为妻，过着美国中产阶级的正常生活。《万历十五年》在八十年代的汉语读书界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但跟美国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此后，他的各种著作陆续引进汉语世界。主要原因还是大清瓦解以后，东亚大陆的自我定位和路径选择始终无法解决。黄的著作切合了受众的问题意识，尽管他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在西方学术界，始终是一位研究边缘问题的边缘学者。2000年，他在纽约死于心脏病。

从专业角度看，《明代的财政和税收》（《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万历部分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从思想角度看，《赫逊河畔谈中国史》的短文最有洞见和穿透力。《万历十五年》近乎《明代的财政和税收》的文学版。《中国大历史》近乎《赫逊河畔谈中国史》的掺水版。《放宽历史的视界》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近乎《赫逊河畔谈中国史》的扩大版和世界史版。《蒋介石日记》（《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近乎《赫逊河畔谈中国史》的续集掺水版。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往往不在意体系，他是少有的例外之一。他的体系像一座开工状态的建筑物，从骨架和脚手架已经可以看出，如果完工以后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大部分地方没有完工，而且进度参差不齐。完工或近乎完工的部分，就是《明代的财政和税收》所在的区间。这部分支持了他的整个框架，相当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对立在马克思体系、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对立在斯宾格勒－汤因比体系的地位。体系的其他部分要么只有线索或骨架，建筑材料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点，例如《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另一些部分连线索本身都留下了许多空白，例如《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即使能够多活三十年，能不能填补空白都很成问题。因为历史学类似古生物学，可靠材料的分布很不均衡。除了得天独厚的西欧以外，你不可能产生既完整又可靠的历史叙事。任何全史都是完整的不可靠，可靠的不完整。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著有《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通史》等）或任何人都不例外，而且不可能例外。我们所知的生物演化史和人类演化史，全都是观念和想象支持的玄学体系。马克思根据欧洲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演变的局部经验，形成了一套观念和价值，然后借助这些观念和价值，想象或建构其他时期和欧洲以外的历史。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只是各人的局部经验支撑点不一样。这种做法很像牙科医生安装假牙，把假牙固定在旁边的真牙上面，而不是像真牙一样，固定在底部的骨头上。假牙能不能稳固，取决于支持它的真牙稳不稳，以及假牙本身的结构是不是匀称。或者像古生物学博物馆的标本制作师，首先根据手头的一部分骨头和牙齿推测动物的基本结构，然后根据推测的基本结构，用塑料把缺损部分补起来。如果你要可靠而且可靠程度均匀的纪录，那就根本不要看任何通史。如果你要看通史，那就要首先有能力鉴定作者的基本盘或支撑点。在此之外只有洞察力、启发性、立场和路线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是非真伪的问题。

黄仁宇的体系能不能站住脚，跟他运用的稀疏材料关系不大。他至少捻出了几条重要线索，而线索本身是无所谓是非真伪的。线索是人用来组织和联系碎片的思维工具，存在于人的思想当中，并非存在于外部世界。东亚的吏治国家在组织技术方面非常粗陋，模糊的道德动员其实是当事人掩盖技术粗陋的手段。多层次网络体系（他所谓的资本主义）产生理性管理（他称之为数目字管理）的能力反而强得多，是俗称西欧封建的多中心体系长期演化的结果。两条基本线索贯穿了他的大部分叙事，本身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其他人可以换一套话语体系，但否认不了他抓住的要点。不过你即使运用他的线索，也不一定会导向他的结论。这不是因为他错了，而是因为历史叙事本质上属于文学想象建构，结论取决于布局和裁剪。如果你以爱情为线索，就应该像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作者）一样，止步于婚礼的钟声，把无关主题的闲杂材料踢出去。如果你以产业的转移和分割为主题，奥斯汀小姐精选的材料反倒有八成应该踢出去。黄仁宇特别喜欢比较吏治国家军队，特别是海军混乱的财政体系，从戚继光的时代一直数落到蒋介石的时代，把对立面的欧洲军队描写成数目字管理的先进典型，把模仿数目字管理的改革者描写成正面典型。

问题在于婚约谈判律师眼中的婚礼，跟婚宴来宾眼中的婚礼完全两码事。皇家海军第一个没有资格扮演先进典型，北洋舰队存在的财务混乱和腐败渎职在英国人那儿一样都不缺。国王的私囊和国会的补助混在一起使用，舰长很难保证这些款项明年还会存在。舰长出海需要夹带私货赚钱填补开支，十万火急的军令都难以迫使他们离开原本打算好好做一票买卖的口岸。军需部门和不法奸商用烂肉劣酒骗取公款，气得奥兰治亲王（William III，1650-1702，1672年任荷兰执政，1688年光荣革命中入主英国，兼任英国国王）想要撒手回荷兰老家，连国王都不做了。舰长和水手贪恋伦敦的美酒和美女，死也不肯上船出海①。

1、早期英国海军腐败严重，买官卖官现象普遍；由于待遇较低、服役期不确定，有经验的海员大都愿意选择商船而不是战舰。「水手长和枪炮官私自出售由他们掌握的物资；船工们窃取造船用的木材；舰长庇护海盗并收取海盗的贿赂，或者干脆直接把军舰当商船用，方便货主规避关税。」（D·豪沃思《战舰》）

「将管理不善的责任完全推给威廉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他只能依靠原有的体系进行管理，但这些官僚体系互相推诿、腐败滋生……詹姆斯纠正了一些让海军部蒙羞的权力滥用的行为，尽管海军部在他的改革下消除了法国和荷兰的造船厂带来的耻辱，但军队的管理还是每况愈下，朝臣们接受陆军上校的贿赂，陆军上校欺瞒士兵，代表们提供长期的空头支票，弹药库的看守人私卖弹药、中饱私囊，虽然这些恶行都是在查理和詹姆斯统治时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但人们感到切肤之痛却是在威廉统治时期。」（麦考莱《英国史》第三卷）

这些情节如果扣在李鸿章的部属头上，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怀疑。如果传说中的日本观察家看到这些醉醺醺的水手，不知道会不会断定打倒「鬼畜英米」并不困难。皇家海军的数目字管理也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的事情，比李鸿章仅仅早了几十年。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英国在欧洲根本不是数目字管理的先进典型。英国羽翼成长的十六十七世纪不是，英国如日中天的十八十九世纪也不是。海军陆军不是，财政金融也不是，法律官制尤其不是。欧洲大陆每一次数目字管理的胜利，都会反衬英国那种中世纪式的芜杂混乱多么落伍。结果先进典型每一次都变成了优秀短跑运动员，输给了落伍的长跑运动员。这不是黄仁宇的体系所能解释的，足以令人怀疑他开出的药方和预见的未来是不是可靠。至于线索以外的地方，正确不正确本来就是毫无标准而且无关紧要的事情。任何人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材料取舍的标准或解读的立场，都能对任何叙述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除了领取盒饭的无产阶级，很少有人愿意做这种无用功。因此，以下省略一百五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