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狐假虎威的盛宣怀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是胡林翼的军事后勤部长，当时称为粮台。他为人干练，堪称湘军胜利的无名英雄，然而并不廉洁，忙于求田问舍。所以他虽然学历不低（进士），学术成就甚高（《皇朝经世文续编》），仍然得不到士大夫阶级的推崇，因为他是典型的功名之士。他最终因为经济问题遭到弹劾，被迫辞官还乡，但他宦囊丰厚，得以悠游度日。

俞樾《留园记》记载了盛宣怀这段家史：

出阊门外三里而近，有刘氏寒碧庄焉。而问寒碧庄无知者，问有刘园乎，则皆曰有。盖是园也，在嘉庆初为刘君蓉峰所有，故即以其姓姓其园，而曰刘园也。咸丰中，余往游焉。见其泉石之胜，花木之美，亭榭之幽深，诚足为吴下名园之冠。及庚申、辛酉间，大乱洊至，吴下名园半为墟莽，而阊门之外尤甚。曩之阗城溢郭尘合而云连者，今则崩榛塞路，荒葛冒涂。每一过之，故蹊新木辄不可辨，而所谓刘园者，则岿然独存。

同治中，余又往游焉。其泉石之胜，花木之美，亭榭之幽深，盖犹未异于昔，而芜秽不治，无修葺之者，兔葵燕麦摇荡于春风中，殊令人有今昔之感。至光绪二年，为毗陵盛旭人方伯【即盛康，盛宣怀之父，1814—1902，字勗存，号旭人，别号待云庵主，晚号留园主人。「方伯」是布政使的别称，盛康因赏加布政使衔，故称「盛方伯康」】所得，乃始修之平之攘之剔之，嘉树荣而佳卉茁，奇石显而清流通。凉台燠馆，风亭月榭，高高下下，迤逦相属。春秋佳日，方伯与宾客觞咏其中，而都人士女亦或掎裳连袂而往游焉，于是出阊门者，又无不曰刘园刘园云。

方伯求余文为之记，余曰：「仍其旧名乎？抑肇锡以嘉名乎？」方伯曰：「否，否，寒碧之名至今未熟于人口，然则名之易而称之难也。吾不如从其所称而称之，人曰刘园，吾则曰留园，不易其音而易其字，即以其故名而为吾之新名。昔袁子才得隋氏之园，而名之曰随园，今吾得刘氏之园而名之曰留园。斯二者将毋同。」

余叹曰：「美矣哉斯名乎！称其实矣。夫大乱之后，兵燹之余，高台倾而曲池平，不知凡几，而此园乃幸而无恙，岂非造物者留此名园以待贤者乎？是故泉石之胜，留以待君之登临也；花木之美，留以待君之攀玩也；亭台之幽深，留以待君之游息也。其所留多矣。岂止如唐人诗所云『但留风月伴烟萝』者乎？自此以往，穷胜事而乐清时，吾知留园之名常留于天地间矣。」因为之记，俾后之志吴下名园者，有可考焉。

盛宣怀是盛康的长子，浸淫家风，深知当今并非太平盛世，功名之士大有可为。父亲倒台后三年，他投入李鸿章幕府。如果李鸿章是胡林翼和曾国藩的继承人，他当然就是父亲的继承人。不过由于世界体系奇异的嫁接，东翁和幕僚都超出了湘军的界限。他们有没有真正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颇可怀疑。

1872年的招商局计划一再遭到不知所云的评价，因为评价者不约而同地运用了企业的标准。然而，以商养军是湘军的传统。也就是说，朝廷只给政策不给钱（也没有钱可给）。水师附带卖货，或者保护一批商船，分享一定比例的利润。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和行之有效的模式，毕竟李鸿章和盛宣怀都不是那种喜欢搞理论创新的角色。

国际贸易在条约体系的保护下，以上海租界为中心迅速发展。两者的实际意义在于，将欧洲的财产和权利体系引入远东。帝国主义的炮舰保护了大清有产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于向后者收费出租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完成的光荣革命。长江航运的利益之大，超出了李鸿章和盛宣怀最初的预计，主要因为条约体系保障了业主之间相对公平的竞争。在一个没有条约体系的平行世界内，李鸿章肯定会像林则徐对待十三行一样对待招商局。即使在存在条约体系的现实世界内，商业竞争的权利也仅仅属于条约体系保护的外商，例如英国商人的太古公司④。女王陛下子民的权利和自由不会免费赠送给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但他们的存在足以保护大清有产者免遭自古以来习以为常的赤裸裸抢劫。

盛宣怀当时对待私商，并不比他后来对待川汉铁路的股东更客气。后人往往用「超国民待遇」或「不平等条约」之类的错误框架来解释问题，因为他们故意无视最明显的常识：大清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大清臣民也不是大清的纳税人。大清臣民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属于降虏，活着就是一种可以随时撤销的恩惠。他们跟查理一世征服者的子孙从来就不是同一种人类，似是而非的宣传无非出于搭便车和鹊巢鸠占的卑鄙居心，违背了主宰世界命运的隐秘法则，自然只会收到与其德性相适应的后果。帝国主义也许会丢下他们的财产落荒而逃，却留不下只有德性才能维持的权利。降虏的子孙也许会得到曾经构成财产部分要素的物资，却丧失了权利的辐射源和沾光的可能性，迅速返回与其德性相适应的自然状态。

于是，长江航路的竞争主要在外商和官商之间展开。即使如此，南方的消费者仍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近世以来，远东的人口增长有赖于两大条件。和平时期，个人生活水准必须不断降低。战争时期，人吃人和大屠杀构成社会重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条约体系暂时为大清臣民争取了某种准欧洲人的身份，直到国耻教育和爱国教育的错乱解释将他们送回霍布斯丛林。洋务最终发展为朝廷不可或缺的利源，使盛宣怀获得某种独立于李鸿章的地位。他先后引进电报、海关、纺织厂、银行、铁路、铁厂、煤矿，主办了北洋大学堂【北洋-天津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垮台，反而使他的财政家获得解放。他主持的企业遍及南北洋【清末民初，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和两湖，李鸿章和左宗棠的任何继承人都必须跟他打交道。早在戊戌以前，「军事-财政联盟」的格局已经接近成熟。盛宣怀作为谨慎的实干家，没有卷入空谈家康有为的冒险活动，但戊戌政变后的反动使他无法忍受。他掌握电报局，大胆地扣押了朝廷召集拳民反对列强的「乱命」，联络南方各督抚拒绝执行，最后形成了著名的「东南互保」。他深知自己的利益在于条约体系，坚决不肯离开上海的大本营，甚至拒绝了故主李鸿章的邀请，直到朝廷和列强议和。庚子以后新政大兴，他和袁世凯分庭抗礼。袁世凯倒台后，他出任邮传部尚书，权倾朝野，推行了致命的铁路国有化政策。保路军兴，盛宣怀沦为罪魁祸首，不得不逃亡日本。

保路运动是盛宣怀一生的致命伤，因此值得认真分析。盛宣怀像一位精明的商人一样，拒绝承担前任造成的亏空，但他拒绝按照商人的方式清理亏空，反而武断地运用朝廷的特许权。这种私相授受的手段在招商局收购旗昌的时代不会引起波澜，但在谘议院即将召开的前夜实在不合时宜。川汉铁路的股权征集方式恰好将巴蜀全体有产阶级组织起来，以致股东会议的代表性超过了谘议局。武昌起义的新军能不能视为有产者的政治代理人，非常值得怀疑。但保路同志军如果不算汉普顿和华盛顿的阶级兄弟，资产阶级这个词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新政的基本精神是调动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国有化的意义却恰好相反。盛宣怀证明自己没有大臣的素质，因为他分不清技术问题和原则问题的轻重。他心中只有具体问题，没有格局判断。前者造就了卓越的实干家，后者造就了盲目的政治家。他需要恰当的合作者，仿佛残疾人离不开轮椅。他在李鸿章和张之洞身边，显得比实际上更聪明；一旦独当一面，就给自己和摄政王带来了灾难。民国成立后，他虽然得以返回上海，但政治生命已经结束。民国将他的产业还给他。他仍然长袖善舞、富可敌国，直到191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