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甲午战争与左宗棠的破产

左宗棠是湘军的异数，客卿性质多于土豪，因此没有训练自己的民兵团体。他喜欢以诸葛亮自居，也就是以谋士的身份为主公效劳，省去了培养自己班底的麻烦。他和骆秉章、张亮基的关系正是这种模式。骆秉章离开湖南以后，他的威望逐渐落在曾国藩之后。李鸿章训练淮军，更暴露了左宗棠缺乏嫡系部队的弱点。他不能甘居人下，利用朝廷分而治之的心理，前往浙江开辟新局，但实力不足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只得向克服苏州的李鸿章借兵，才能结束浙江的战争。他明白难以在东南跟曾李师徒分庭抗礼，于是自请西征。

李鸿章根本不愿意去贫困的陕甘，因此左宗棠再次得到了分庭抗礼的机会。他仍然缺乏嫡系部队，只得借用曾国藩的老湘营。西征的胜利主要依靠火器优势和外国贷款，因此也是洋务的延伸。海防派与塞防派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东北亚和内亚的战略方向之争。李鸿章坚信日本将来会构成更大的威胁，但当时士大夫很少有人觉得日本会比朝鲜强大多少。左宗棠的胜利延长了大清天下体系在内亚的寿命，却把脱亚入欧的机会窗口让给了日本。失去的领土是看得见的，失去的时间却是看不见的。

左宗棠从西北前线返回京师后，一度入值军机。他陶醉于自己的胜利，轻视同侪，独断独行，仿佛仍然身在长沙幕府。朝廷难以忍受他的跋扈，但仍然需要他平衡李鸿章的势力，将他派往两江。左李之争一直延续到对法战争，刘铭传似乎为李鸿章赢得了局部的胜利。左宗棠这时以钦差身份驻节闽浙，在任内去世。此后直到甲午战争，李鸿章权倾朝野。

左宗棠自负才略，刚愎自用，因此在延揽人才方面，不及李鸿章有声有色。他最终无法跟李鸿章竞争，这是重要原因。除刘锦棠镇守甘、新特殊地区外，他部下的政治生命随他一起结束。相反，北洋在李鸿章下台后仍然根深蒂固。他继承了贺长龄的经世之学，思路酷似以前的林则徐和魏源，试图在大清的天下体系和西方的世界体系之间折衷，多多少少保存前者的特殊地位。他的塞防理论不是单纯的政策，而是这种期望的自然延伸。相反，李鸿章越来越将天下和藩属视为最好抛弃的负担。甲午战争实际上是左宗棠思想和政策的最后破产，但他像林则徐一样幸运地早死，几乎没有人将责任归到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