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行仁义而丧国」的韩复榘

韩复榘是冯玉祥的旧部，出身「闯关东」的河北流民，在新民屯投军。他因为识文断字，得到了「司书」的职位，从士兵变成军官，跨过了升迁最困难的一道门槛。冯玉祥崛起以前，他一直默默无闻。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大肆扩军。韩复榘的部队从一个团扩充为一个师，最后扩充为一个军。贫瘠的西北无力供养如此庞大的军队，只能依靠苏联从外蒙古接济。苏联的阑入破坏了列强的游戏规则，张作霖尤为不满。奉军兵精粮足，关东独擅崤函之利。只要列强不积极干涉，他永远稳操胜券。苏联首先在长城以外扶植异己势力，对奉军的意义无异于法兰西援助爱尔兰天主教叛军。何况苏联的渗透是全方位的，以中东铁路和东正教侨民为传播媒介，针对奉军新生代，打破了战争和颠覆的界限，后来终于导致了郭松龄之乱，几乎将亚洲冷战提前了三十年。张作霖决心扮演曾国藩的角色，将普通的诸侯战争升级为卫道之战。吴佩孚和阎锡山对倒戈将军不顾江湖道义的行径同样恼怒，加入了张作霖的阵营。冯玉祥不得不逃回蒙古边界，把北京留给李大钊苦心经营的地下组织。苏联看到了张作霖的可怕，决定改变路线，命令重新武装的冯军转向陕甘薄弱环节，取道潼关挺进中原。这条路线上没有张作霖这样的强敌，只有一系列杨虎城式的小军阀，不难收买或消灭。韩复榘在这次战役中升级为军长，从此获得了方面大员的资格。

冯玉祥进军中原，主要是为了弥补宁汉分裂造成的危局。鲍罗廷和拉菲斯长期不和，导致上海远东局和广州国民政府尔虞我诈。1927年初，远东局一度占上风。苏联从十月革命的经验出发，当然更信任拉菲斯和维经斯基的上海革命政府。鲍罗廷收买唐生智和冯玉祥的计划，在莫斯科看来充满了危险的机会主义色彩。蒋介石的逆袭打乱了莫斯科的大棋，使他们怀疑自己或许并不像原先以为的那样了解亚洲人。远东局手忙脚乱，一度提不出具有说服力的替罪羊草案。蒋介石声称他是鲍罗廷的敌人，其实却帮了鲍罗廷的大忙。鲍罗廷得以染指上海的资金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东局一旦在艾斯勒领导下恢复元气，鲍罗廷的好日子就会再次到头。鲍罗廷的胜利就是冯玉祥和唐生智的胜利，库伦到西安的公路忙碌了好几个月。冯玉祥用野蛮的压榨手段强迫西北军民完成这项堪比秦始皇和隋炀帝的伟业，预示了未来的蒋介石和白骨累累的滇缅路。与此同时，汉阳兵工厂日夜开工。张发奎和冯玉祥夹击山穷水尽的吴佩孚，为武汉国民政府打通了苏联交通线。韩复渠驻军郑州，随即出任河南省主席。

蒋介石的上海之路通向西方，鲍罗廷的武汉之路通向苏联。鲍罗廷进一步延长李大钊的计划，将库伦的武器和上海的金钱汇集到武汉。唐生智顺流东下，冯玉祥保卫大后方。蒋介石在他能够夺取上海的关税和勒索上海的资本家以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南京政府在这个脆弱的机会窗口，表现得不堪一击。蒋介石七成的部队不听号令，致使唐生智席卷长江中游。然而，斯大林的多疑害了鲍罗廷。他没有办法制裁叛逃的蒋介石，却想亡羊补牢地剥夺没有叛逃的武汉诸将兵权。消息传到武汉，鲍罗廷的权力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前途就同时化为乌有。宁汉合流，鲍罗廷黯然回国。尼克尔斯基是他的先驱，正如他是米夫的先驱。蒋介石阴差阳错，赌徒的好运变成了领导的英明。1928年，他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关税。他随即做出了一个优秀赌徒应该做的事情，不是赶紧带走侥幸赢来的金子，而是赶紧押上更大的赌注。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世界上，上海资本家的财富将会用于生产和投资。在苏联和蒋介石瓜分的世界上，这些财富就要用于竞购西北军和东北军诸将的忠诚。冯玉祥直到最后关头仍然拥有重武器优势，但张学良（在较大的程度上）和韩复榘（在较小的程度上）投票判他失败。

冯玉祥问鼎中原的计划落空了，华北分裂为几个独立的财政-军事区。蒋介石无意直接统治这些地区，因为他脆弱的财政体系不能承受过大的负担。他满足于肢解冯玉祥帝国，确保几个继承国相互仇视。韩复榘得到了山东，超出了他早年的最大希望。他最后几年的举措，都是为了保护他来自不易的独立王国，没有表现出逐鹿天下的野心。用朱元璋和刘基的语言说，目光短浅的「自守之贼」选择了坐以待毙的命运。从他自己的角度看，他是一位侥幸翻身做了土豪的屌丝。他有土豪的德性，但缺少枭雄的远见，兢兢业业投入地方建设，却没有注意到自己把鸡窝安在了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山东自平卢节度使瓦解以后，长期缺乏保护桑梓的土豪，不断为京师和枭雄（二者同样都是外人）的事业牺牲，习惯于流民和盗匪的短期行为。韩复榘虽然不是鲁人，却想把山东作为自己的永远家园来经营，而非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榨取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征服更大的领地。这是张作霖和陈炯明的模式，在春秋时代和近代欧洲无疑构成长期优势策略，在朱元璋和列宁的时代最适合充当牺牲品。张作霖和陈炯明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主要是因为关东和南粤的地缘优势和条约体系的残余力量。山东没有这样的地缘形势，正如韩复榘没有机会沐浴条约体系的落日余晖。他像徐偃王和中山君一样，启用了时代抛弃的仁政模式（也就是长期投资模式），礼贤下士轻徭薄赋，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梁漱溟和晏阳初的存在，从侧面证明了他的功德，但他遗爱在民的最有力证据，莫过于无数嘲讽他的笑话。畏威而不怀德的社会如果出现万口称颂的对象，此人通常是十恶不赦的暴徒，犯下的罪行太大，因此哪怕稍微谴责都会面临极大的危险；如果出现七嘴八舌的嘲讽，而嘲讽的内容又没有超出人之常情的弱点，甚至明显属于污蔑，此人通常是慈悲为怀的统治者，因为喜欢沽名钓誉的宽宏大量，所以才会适得其反。韩复榘明显就是这样的人。流行的段子把他描写成大字不识的粗人，甚至连足球比赛都看不懂。其实他就是因为有文化和爱学习才得以提升，在军中以研究武学和提倡体育著称。如果他果真支持山东的大学生踢足球，那也是因为他自己在军队里体验过足球的好处。

行仁义而国亡，因为长期投资模式在短期无序竞争中斗不过短期汲取模式。普遍的仁政，必须以稳定的条约体系为前提。稳定的条约体系，必须依靠施行仁政的部分强国获得持久的胜利。仁政能够获得长久的胜利，必须事先存在保证长期稳定竞争的环境条件。这些环境包括：海洋、破碎的地理环境和破碎的政治环境。前两者只存在于少数得天独厚的地方，后者却是全人类都可以通过审慎的政治秩序获致的。这就是孔子念念不忘周政的原因，也就是现代人本能地同情弱小民族独立的原因。人为的努力当然不如上帝的恩赐，因此孔子和他异代异国的同路人都是失败多于成功。韩复榘实际上只有投靠日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延长土豪路线，但他翻云覆雨的能力不及老上司冯玉祥和老部下吴化文。「保全实力」是土豪美德所能指望的最高褒奖，韩复榘的问题其实在于他不大配得上这句话。一个人如果连多年相处的老战友都不知道珍惜，怎么可能仅仅因为抽象的话语而在乎陌生的上级和陌生的民众？春秋儒家警告君主，不可信任连父亲都愿意出卖的臣民，现代知识分子却赞美冷酷附带的优点，叱责美德内在的弱点。韩复榘虽然有罪，但他的灭亡却不是罪行太大而是因为罪行还不够大，因此他灭亡的原因就预示着更加黑暗的未来。吏治国家不仅是财富资源的汲取者，而且是政治德性的汲取者。爱惜财富和偏袒乡党是有机共同体赖以存在的主要美德，因此自然就是共同体收割机的主要腐蚀剂。如果你发现爱惜财富和偏袒乡党构成失败者的主要罪名，而且知识分子和民众居然假装丝毫没有怀疑这种是非颠倒的价值观，那你就再也不要浪费时间争论自己的位置了，你肯定就坐在一辆运送死刑犯的囚车之上。你那些自信的同伴已经在劫难逃，而你有七成可能至少是推波助澜的从犯。神明将你不配享有的怀疑种在你心中，很可能是给你最后一次悬崖勒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