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博识而多浅」的胡适

胡适的生平人尽皆知，没有必要重复。他的思想绝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常识，因此更没有必要重复。他作为公共舆论界的领袖，以中庸、人文、世俗为底色，虽以西化、反儒为辞，实际上却非常像儒家。他读书虽然多，但光谱并不宽。进步主义和温和社会主义以外，鲜有涉猎。如果民国时期的思想图谱可以画成电子云的形式，他就位于电子云最密集的核心地带。各家各派无论多么不赞成胡适，都会发现自己和胡适的分歧小于自己和其他人的分歧。

他为人温厚随和，更强化了他的「最大公约数」地位，因为世界本来就小，思想界尤其如此。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谈不上深刻。毕竟追求深刻，容易流于偏激；虽然追求偏激，并不容易达到深刻。他虽然自称祖述杜威，但缺乏新教徒那种为真理而真理的热忱，反而喜欢非常功利的目的，例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改善中国处境之类。

就学术而言，他属于「博识家多浅」的类型。过多的社会活动分散了他的精力，对学术本身是不利的，但他出于乐于助人的天性，一再卷入公共事务的无底洞。

他在政治上选择大方向，不大会犯错误；涉及具体操作，通常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清流论政的好处和坏处，他全都有。他冒不起风险，又太爱惜羽毛，因此对于任何政治家，都构不成威胁。仅此一项，就足以保证他的主张不可能实施。一秉至公的人都能看出他的正确性，但只有遥远的外邦和遥远的后代才能一秉至公。此时此地的政治活动，必然依靠相反的驱动力。

胡适想要培养开明的群众，但群众的力量就在于偏见。凝聚力和斗争精神总是偏见的产物，开明人士在这两方面都是最差的。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对胡适的价值观输出就非常不满。胡适最终得到的东西，仍然只是儒生和清流应该得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