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造假教主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在戊戌的地位如前所述。他真正的地位只是「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只有「差使」（编外人员）没有官位。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发挥了舆论宣传的作用。光绪欣赏他在这方面的才能，才会下诏让他去办报，一来免得在京师刺激保守派，二来发挥他的特长。他后来为了在华侨和外人面前抬高自己的地位，把圣意夸大成要他起兵勤王的衣带诏。

流亡期间，他和梁启超的关注点差异越来越大。他希望编织某种封闭和自洽的理论，维持忠诚度较高的小团体，不适应网络状社会的宣传活动；梁启超却是此道高手。教主不适合充当宪法制定者，更不适合充当党派活动家。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的声望日益超过他。张勋复辟时，两人终于站到了敌对的阵营。梁启超支持马厂誓师，毁了康有为最后一次机会。康有为长期耿耿于怀，抱怨弟子忘恩负义。

康有为在上海和青岛度过晚年，始终忠于大清。冯玉祥驱逐宣统出宫后，他专程赶往天津向废帝表示最后的忠诚。这时，他的弟子已经寥寥无几。但他并不动摇，宣称耶稣尚且只有十二名弟子，还包括一名匪人。只要真理在握，人数多少是无所谓的。他的《大同书》将公羊三世说、佛教和西方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跟梁启超的驳杂丰富相比，康有为的特点是前后一贯的单薄。迄今为止，他对后世的影响不及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