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剿匪先驱王国维——西体中用的「国学大师」

王国维（1877-1927，浙江省海宁人）给后世留下了「国学大师」和保守派的形象，其实却是正宗的老新党①。他最大的恐惧就是：西方拒绝向中国出口书籍，这样中国就万劫不复了。晚清学术爆炸源于西学和考古材料的引进，王国维在这两方面都是急先锋。国故之所以热，就是因为有了西洋的新方法，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反西方的符号。当然，这种符号的使用者通常对西学和国学同样一窍不通。

1、「老新党」见于鲁迅《重三感旧》，指清末戊戌维新党。由于革命党出现，维新党与之相比就是老党了，所以称革命党为「新新党」，维新党为「老新党」。

王国维的传统教育到秀才为止，真正的教育始于留学日本，这是老新党的共同特点。他一开始就从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洋美学入手，大有截断众流的气概，即使讲到保守政治，也是从私有财产和正统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立论①，仿佛出自弗朗哥和俾斯麦之口。章炳麟（章太炎，1869-1936）和黄季刚（黄侃，1886-1935）的传统教育比他强得多，而且后半生的方法论仍然源于孔门经师，反倒留下了革命分子的形象。经师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喜欢公有制。

1、王写于1904年的《教育偶感》：「人有生命、有财产、有名誉、有自由，此数者皆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也。苟有侵犯者，岂特渎一人神圣权利而已，社会之安宁亦将岌岌不可终日。故有立法者以虑之，有司法者以刑之。」

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把两种非常不同的保守主义分开。王国维从来没有什么挣钱的能力，却令人惊讶地运用经济学论据。他的理由是：财产总得有人管理。公有制只会将业主的权力交给官僚，后者只会更糟①。不用说康有为和朱执信（1885-1920，国民党文宣家），即使兰格（1904-1965，波兰经济学家，推崇苏联模式，在1930年代与米塞斯、哈耶克进行论战）在三十年代都不这么认为。他明显非常关注欧洲的时事新闻，说话就像1918年的德国中央党人（天主教中央党），觉得姑息革命必定是威尔逊颠覆全欧君主制的密谋。相形之下，儒家保守主义者的欧洲消息就很不灵通。

1、王写于1924年5月的《论政学疏》：「危险之思想日多……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

王国维著作的特点是：材料属于中国，思想属于欧洲。他有点像戴望舒，翻译先于并引导创作。他研究西方美学，就产生《人间词话》；研究考古学，就产生《殷周制度论》。诗词似乎应该是最有华夏特征的文学，他的作品却充满了欧洲的概念。《咏史》明显不可能产生于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开始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在中国考察，发掘了仰韶遗址，对周口店化石地点的调查促成了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和殷墟发掘以前，而且断代方式是日本式的（《咏史诗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史观深受日本及西方史学影响）。他的词露骨地讲究希腊的静穆①和德国唯心主义的观照②，几乎到了图解的地步。「偶开天眼」「可怜身是眼中人」③的意象仿佛出自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祖先，后者也是德国哲学的苗裔。

1、《人间词话》：「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

2、《人间词话》：「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3、《浣西沙·山寺微茫》：「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试上高峰窥浩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这样一位人物的最后决断，不大可能跟他的毕生路径矛盾。目前主流的说法来自陈寅恪的文化遗民论①，与其说反映了真实的王国维，不如说反映了陈寅恪本人的思想世界。陈寅恪是晚辈，但他的学术路径比王国维更接近传统史学，西学留在方法领域，不大涉及选题。陈寅恪对康米主义的敌意非常类似索尔仁尼琴，觉得埃及印度的国粹保存比中国的革命破坏好。王国维确实像陈所说的那样保护大清，理由却是大多数遗老遗少不要说运用，连理解都做不到的。他说皇室的财产也是私有财产，论证的步骤跟马克斯·韦伯反对没收霍亨索伦王朝财产②的论证一模一样，令人怀疑其原创性。王国维许多主张都是直接横向引进同时代德国人的意见，这一次很可能也是。

1、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2、1926年，德共发动无偿没收贵族财产运动，提出公投。社民党支持，自由派保守派反对。韦伯是自由党人。公投没有通过。

魏玛共和国时代有一大公案，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要求通过公民投票没收下台的皇室财产。微弱的自由主义者站在保守派一边，因为私有财产权先于政治社会而存在，而民主则是政治社会的派生物。如果多数派可以没收少数派的财产，是不是也可以吃掉少数派？这样的世界将会像《少年派的奇幻旅行》一样可怖，把人类变成野兽。如果一个人喜欢用德国保皇党的理论保卫大清皇帝，他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值得怀疑。王国维预见革命激进化步骤的能力很强，原因很可能是他运用了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的类比①。陈寅恪没有这种预见能力，甚至很高兴国民党这群激进分子遭到更激进分子的折磨②。

1、1919年1月，王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俄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人亦未必不渐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故昨致凤老（柯劭忞）一长函，请其说当局于欧洲和会提出以国际同盟为剿灭过激党之神圣联盟，合世界之力以扑灭之。……如此派得志，则世界末日至矣。……此事关系甚大，拟致函于十余年不通只字之陆宗舆，以利害言之。」又说：「至今不闻诸国有翦除之计，乙老（沈曾植）谓威尔逊恐有与德过激党有密约，故不能致讨，理或有之。然对此种人食言而肥有何不可。德利用之以倾俄，终受其祸，乃甘蹈其覆辙而不悟耶！」1924年12月，王在致狩野直喜的信中说：「赤化之祸，旦夕不测。」

柯劭忞（1848-1933），字凤荪。逊清遗老，《新元史》作者，时任清史馆总纂。他与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是多年密友兼亲家，所以王希望通过他推动北京政府提议各国合力剿匪。

陆宗舆（1876-1941），先后担任驻日公使、交通银行股东会长、中华汇业银行（中日合办）总理、币制局总裁，在国内外有广泛的人脉。陆与王同为浙江海宁人，但分属不同政治阵营，此前已有十余年不曾往来。然剿匪事大，所以王仍然给他写信。

2、国府长江防线失守，陈寅恪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