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H otr 叁 高岗——可悲的弃子

高岗（1905-1954）出身于陕北的帮会家庭，少年时代就加入了哥老会，以好勇斗狠著称。他在中学期间打了榆林镇守使井岳秀（1871-1936，陕北小军阀，控制榆林23年）的儿子，险些给学校引起麻烦，但井岳秀非但没有报复，反而赞扬高岗像条好汉。这时，冯玉祥的势力已经笼罩西北。共产党人谷玉山和刘志丹进驻陕北招兵买马，推荐高岗到西安的中山军事学校深造。邓小平和刘志丹都是该校的领导，发挥了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的作用。清党以后，学校大部分人马退到陕北。陕北的国民党组织仍然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扶施县党部由共产党人焦维炽主持。高岗在他的麾下潜伏了一段时间，直到刘志丹奉命组织陕北根据地。高岗利用他在军队和帮会的双重关系，展开了「三色兵运」（红军、白军、土匪）工作①，收编了龙头大爷马锡五、李仲英等人的武装。毛泽东后来（1936年7月15日）在招募哥老会的宣言中，赞扬高岗一伙对革命的贡献：「高岗、谢子长、刘志丹诸同志不独是红军的领袖，而且是哥老会当中的模范。」陕北一向兵匪横行，当地的兵运工作和贺龙等人在南方的匪运工作差别不大。高岗做这种工作，可谓如鱼得水②。陕西党委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反对书生姑娘习气，提倡暴徒泼妇精神」（张思铨《高岗传》第三章第三节）的口号，建立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王明的中央指责他们土匪习气浓厚，毛泽东对他们却有惺惺相惜的感觉。陕西省委根据上海中央的指示，展开了打击富农路线和土匪路线的斗争。高岗作为这些路线的代表人物，很快就沦为肃反的对象。共产国际的同志没有士大夫军阀好说话，将高岗和习仲勋等人关进瓦窑堡监狱。习仲勋后来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要被活埋了。」（《高岗传》第七章第三节）

1、1929年4月，刘志丹在榆林红石峡主持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会上他正式提出了「搞革命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即『红色』（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

2、1936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对哥老会宣言》：「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联络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随后，蒙古工作委员会在三段城（位于伊克昭盟）成立了哥老会招待所，并派人四处联络活动。高岗在招待所的座谈会上，问哥老会头目们对党的政策、方针有什么想法和意见，一个叫李大辫子的哥老会头目站起来唱反调。高岗乘其不备，从地上捡起一砖猛击李大辫子头部，后者当场死于非命。其余人全被惊呆，跪地求饶。

中央红军正好在这时抵达陕北，将高岗和他的朋友放出监狱。毛泽东对高岗有救命之恩，但并非没有借此良机整编陕北资源的企图。他派高岗去内蒙和宁夏，远离自己的旧部。高岗返回时，发现老搭档刘志丹已经神秘地死亡。红军经过东征（阎锡山）、西征（马家军）、北伐（内蒙古），张国焘系统和陕北系统基本上不复存在。毛泽东取消了高岗的军权，让他主持西北党委工作，又从南方来的革命青年当中为他介绍了新妻子，使他摆脱了旧家庭原先安排的小脚妻子。从此以后直到抗战结束，西北系统没有给毛泽东制造任何麻烦。高岗在反对王明的斗争和整风运动中，积极配合毛泽东和刘少奇，树立了新的领袖原则。毛泽东反对言必称希腊，就是要招揽他这样的本土干部，牵制过于强大的苏联系人马。高岗用色拉米香肠战术吞并了边区周围的十三个县，得到毛泽东的嘉奖。胡宗南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公开报复，只好修筑了一道封锁线，抵抗下一轮蠕动扩张，但毛泽东还是振振有词地责备他破坏统一战线，把河防前线的部队调回来防范友军。西北和华北各地方军发现蒋介石不能或不愿保护他名义上的部下，陆续投靠八路军。

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决定派出干部接收满洲国的遗产。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飞机，将高岗等人送往关外。此后几年，高岗主持关外的党务和经济工作（东北局第一书记）。由于苏联的援助和日本的建设，他手中的资源比其他任何大员都多。这种形势自然容易引起猜疑和嫉妒，但他的力量仍然是声势大于实质。他既没有军队和情报体系，手下的干部也不是自己的亲信。五十年代初期有许多迹象显示，他企图攻击周恩来和刘少奇①，但这些野心勃勃的活动部分源于毛泽东本人的暗示②，很难认为高岗已经有反毛的决心和准备。1953年底，毛泽东突然转而支持周恩来③。高岗首先屈服，然后自杀身亡，他的死亡坐实了敌人的指控，使他变成了反党集团的代表④。毛泽东猜忌任何可能分庭抗礼的大员，本身不足为奇；猜忌苏联的幕后支持，同样不足为奇；但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周恩来的苏联背景比高岗深厚得多，刘少奇的干部队伍比高岗强大得多。高岗可能有意讨好斯大林，但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伏脉并不有赖于高岗的存在。毛泽东非但没有利用弱者牵制强者，反而除掉弱者安抚强者。这种做法从权术的角度分析，无异于暗示毛泽东本人的地位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强固，他的转向很可能是为了向正规的列宁主义干部释放信号，领袖不会用本土派的梁山好汉取代他们。斯大林果断地出卖高岗，暗示各方的博弈都在这位慈父的掌中⑤。高岗的认罪材料和死后的定罪材料肯定没有什么可信度⑥，他毕生的经历也不允许他培养深层关系。他和饶漱石即使真有什么联盟，也不会超出临时和机会主义的范畴。两人都没有自己的班底，历史和倾向又缺乏交叉。高岗的秘密如果有朝一日能够曝光，多半不在他自己身边，而在前毛泽东时代的留下的深水区干部网络当中。

1、高岗在1953年散布了大量反刘、反白区干部的言论。据薄一波的回忆，高岗曾借「某个领导同志」的话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这里的「某个领导同志」就是毛。高岗在1953年10月休假到广州时，曾对陶铸说：有人认为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这种二元论的看法，他要坚决反对。高岗还讲：在党的历史上，白区只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和根据地对等起来提是不对的。中共的历史，主要是根据地的历史。高岗还私下在党内高级干部中说：「自从把各大区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蒙蔽毛主席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老（林伯渠）和董老（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外，中央其它许多同志都对他们不满意。」他还说：「少奇进城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毛主席对少奇不满意」。

2、毛泽东早就对刘少奇有所敲打。1950年初，在关于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争论中，高岗的意见是，党员不允许雇工、放贷等剥削行为。中央组织部的意见是，可以允许党员雇工单干，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支持中组部的意见，认为出现富农党员不可怕。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1951年，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争论中，刘少奇支持华北局的意见，批评山西省委急于否定农民个体经济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8月初，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薄一波和华北局的意见。不久，高岗向毛泽东报送了东北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毛泽东对报告给予很高评价，并亲自加上批语转发给各地。 1951年，在关于工会工作方针问题的争论中，邓子恢、李立三、刘少奇等主张工会应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相对独立性。高岗则表示反对，强调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最后，毛泽东对李立三主持的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免去了李立三在总工会的职务。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项绝密任务，要他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事情。高岗指派东北局第二书记张明远调查并密报了相关的情况。

毛泽东对周恩来也早有动作。1953年春，毛泽东和高岗议论中央领导人，提出「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高岗推辞，推荐了体弱多病的林彪。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今后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必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该决定还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划分为国家计划、政法、财经、文教、外交等六口。周恩来除名义上负总责外，具体工作只分管外交，职权范围大大削减。5月15日，政务院将所属20个部中的8个移交给高岗领导的国家计委。 6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所谓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从政治路线上再次敲打了刘、周。这样，毛泽东把党务的组织权和政府的经济权，都从刘、周手里析离出来了。1953年6月，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外交，高岗管经济的格局。

高岗被「揭露」后在「反省」中说：「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3、陈云首先向周恩来报告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周向毛报告之后，陈云去毛泽东处作了揭发。关于这件事，陈云在1955年时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是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

据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揭发高岗私下进行串连活动之前，叶剑英、谭政已向毛问及「有薄无林」的名单问题。此事大致是这样的：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要高岗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高岗发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高岗认定这是刘少奇授意的，是刘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没有将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汇报，却和陈云、林彪等谈了。随后，毛泽东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而高岗却未听毛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利用与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1953年12月，叶剑英、谭政从广州来京开会，问及毛泽东「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很生气，在中央的小会上追问是谁泄露出去的，并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追查清楚。会议结束时，毛让高岗单独留下，问他：你看是谁泄露出去的？高岗依然不敢承认。这件事引起毛的怀疑和警惕。「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泽东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的重要转折点。

4、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提议，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决心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定。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暗示中国共产党内将要出现大的问题，而且说问题的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我」。高岗听到风声以后，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想到杭州向毛当面检讨。毛不见他，指定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没有出席会议。刘少奇在报告中说：「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高岗和饶漱石在会上做了检讨发言。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决定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开了7次，有43人发言。曾经与高岗长期共事的陈云在发言中，揭发批判了高岗反对刘少奇、企图当党中央副主席的言行。2月17日高岗用手枪自杀未遂。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在当天停开，18日、19日、20日继续举行。21日是星期日，休会一天，22日、23日、25日，又开了三天。在这八个半天的座谈会上，共有43人发言，揭发批判了高岗以及饶漱石的「罪行」。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为高岗的错误定了性。8月17日，高岗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5、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中说，高岗为了从「东北王」并进而攫取更高权位，曾处心积虑极力讨好苏联，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中国党中央领导人现在还支持他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况。这些「情报」正是高岗提供给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同时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薄一波《新中国的建立》中也说：「据说，科瓦廖夫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当代中国出版社《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一书里也说科瓦廖夫的报告是高岗授意他交给斯大林的。

6、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绝密信，其中交代了他在此前与陈云的谈话内容：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考虑到党内朱德、林彪都难当此任，高岗认为只有陈云出来牵头最合适。陈云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见高岗不语，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1953年，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一般党史采用了陈云的说法，即：高岗对陈云采取搞交易的办法，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但高岗在反省时另有说法：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说：「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对于上述高岗检查中涉及的与陈云的谈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这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孰是孰非，无以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