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文主武从的落幕——徐世昌

徐世昌在中举之前就是袁世凯的朋友，但袁世凯很快就离开了科举之路，徐世昌仍然留在这条道路上。光绪十二年（1886年），徐世昌中进士。三年后，他当上了翰林院编修。翰林在白丁草民的眼中，似乎无比光辉，其实也有「红」、「黑」之分。「红」翰林要么以帝师王佐起家，入阁拜相顾指间事；要么以辞章学术著称，博取千秋万代的盛誉。如果两者都不是，清水衙门的冷板凳并不好坐。徐世昌属于「黑」翰林的类型，在翰林院度过了人生最寂寞的时光，最后终于丧失了耐心。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投入幕府。这在当时士大夫看来，实属自贬身价。他当时一定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拿自己的后半生做赌注。袁世凯任命他为参谋营务处总办，倚为左膀右臂。在北洋系统内，他的地位仅次于袁世凯。庚子以后，朝廷亟需办理新政的人才。他在袁世凯的鼎力支持下，历任巡警部尚书和邮传部尚书。日俄战争结束后，朝廷在关外设置行省。他以军机大臣身份出任第一任东三省总督，为北洋攫取了莫大的利源。他善于花钱，临走时留下了负债累累的官府，但亏空的主因在于昂贵的近代化事业，并不是没有成绩。

慈禧太后去世，摄政王随即罢黜袁世凯。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但心不自安，不肯任事。在清朝最后几年，他满足于军机大臣的虚名。虽然政潮汹涌，一概置身事外。他身兼士大夫和技术官僚的新旧身份，是朝廷必须羁縻的对象。他越不做事，就越适合羁縻；如果做事，反而容易引起猜忌。这是他第一次运用阴柔之术，但不是最后一次。皇族内阁成立，他出任协理大臣（副总理）。袁世凯组阁，他出任军谘大臣。双方交恶，却都对他信任有加。袁世凯下野时，汉官普遍遭到排挤。他位极人臣，袁世凯不以为忤。清室退位，深怨袁世凯欺侮孤儿寡妇，唯独不怨「东海相国」，甚至把复辟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虽然最会做人，但并不是毫无原则，始终顾念老臣的身份，不肯跟朝廷最直接的敌人合作。袁世凯和国民党合作的时候，他不肯出山。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才接受国务卿（总理）职务。袁世凯称帝期间，他再次恢复消极抵抗的态度③。这些做法使遗老非常感动，觉得他是自己人。

法统重光后，府院不断冲突。黎元洪和段祺瑞都希望他出面调停，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望，造成了一种舆论气候：只有他才能笼罩北洋全局。黎元洪辞职后，北洋各派一致支持他出任大总统。只有国民党和张勋对他不满，导致了法统的破裂。他一直是国民党的敌人，不足为奇。张勋原以为他会支持复辟，落空以后觉得上当受骗，不恨公开的敌人，只恨虚伪的朋友。后来这种情况又出现在张作霖身上，可以视为玩弄权术无法避免的副产品。从韩琦侮辱狄青的时代开始，士大夫和草莽英雄一向都是合不来的。大清的灭亡解放了武夫，把文人贬为他们的秘书和粮台。任何士大夫都会觉得这是颠倒阶级地位的暴行，徐世昌并不例外。遗老圈怀念清朝，跟这种感情关系甚大。

徐世昌的地位源于北洋「文主武从」的原则，随着袁世凯的去世日益削弱。他在大总统任内，就像一位坐吃山空的继承人，虽然特别擅长精打细算，终归逃不了卷堂大散的一天。时间对他不利，新一代不再尊重老规矩。他虽然厌恶段祺瑞的跋扈，用主要精力暗算他；段祺瑞仍然要维持他的体面，因为他们是同一代人。然而吴佩孚就没有这种感情，直截了当地逼宫。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南北和谈与学生运动都是他暗算段祺瑞的副产品，结果毁了整个北洋团体。如果他愿意做虚君，这些事情并非一定会发生。人的能力所在，往往就是他的缺陷所在。优秀的权术家通常没有远见，总是把战术胜利做成战略失败。

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度过晚年，以著述和收藏自娱。他的著作像他本人一样，横跨了新旧两个世界。《退耕堂政书》属于冯桂芬的时代，《欧战后之中国》属于梁启超的时代。这些著作证明他不是敏锐的思想家和文体家，像一位浅薄而殷勤的好社交家，将当时流行的种种时论杂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