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论辩的魂灵」鲁迅

鲁迅（1881-1936）的祖父周福清【1838-1904，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内阁中书】因科场舞弊案下狱后①，周家的处境迅速恶化。周作人后来说，孤儿寡母一度只能依靠二十亩地和每年四十担租谷维生（《鲁迅的青年时代·药店与当铺》）。鲁迅后来说：由小康坠入困顿，有助于看清人世的真面目（《呐喊·自序》）。他所谓的真面目，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世态炎凉。周福清毕竟既不是殉道者，也不是启蒙者。他的罪行完全为了牟取私利，在当时和现在都没有理由索取社会的同情。鲁迅的感慨一方面固然是失败者的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绍兴师爷文化的家风和心法。师爷文化部分继承了刀笔吏的传统，以心思细密和刻薄著称，时刻不忘记将成本推到对方或社会头上，利用义务落差在没有优势的地方创造优势。鲁迅的抱怨其实包含两层巧妙的成本转嫁含义。世人如果对他们好，那就是虚伪的假面目；对他们坏了，才是真面目。世态炎凉造成的具体损失应该由社会承担，不应该由他们承担。如果其他人也依据同样的秘传心法，就会推出这样的结论。世人如果善待周家，就是他们的本性；如果对他们不好，只是敷衍社会舆论的表面功夫。周家应该自己调整心态，应对世态炎凉，一有冷遇就翻脸，岂非证明自己本来就不爱道义爱利益。鲁迅后来的杂文和论战充分体现这种美妙的技术：只要将没有明确主体的社会责任推到论敌一方，你就能无往而不胜。师爷打官司，鲁迅打笔墨官司。

1、1894年的周福清科场贿赂案轰动一时。周用吉（鲁迅之父）报名参加这年8月的浙江乡试。主考官是与周福清同一年考中进士的殷如璋。周福清找殷如璋打通关节，许下「洋银一万元」，但仆人陶阿顺送信时事情败露。案发后，周福清投案自首，先由浙江藩臬两司会审，又由巡抚嵩骏亲审。周福清在大堂上辩解说：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也不是我一人，某科某人，就是通关节中了举人，我不过是照样子来罢了。11月，嵩骏奏报朝廷，认为周福清作弊未遂，且有自首情节，建议从轻处理。光绪帝批示交刑部议奏。12月，刑部认为嵩骏的奏折「似尚平允」，提出对周福清「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光绪帝宣布仍将周福清处以死罪，但「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第二年，周福清又被减刑为「牢固监禁」。1901年，照此前庚子之乱中出狱人犯若事后投案均予宽免之例，周福清获准释放，3年后即去世。而周用吉秀才功名被革除，于1896年病死（35岁）。周家迅速败落。

大清将亡，法网疏阔。周福清的罪行如果发生在顺治康熙年间，全家流放宁古塔都有可能。如果这种情况当真出现，鲁迅会不会采取类似金庸的做法①，把自己的家族美化成为反清复明或排满革命的志士，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所有权力都容易滥用，但话语权总是比其他权力更容易滥用。粗心的读者往往产生相反的幻觉，那只是因为记录和谴责滥权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文人手中。宋代文人过剩以后，历史的是非真伪就变成了永远无法厘清的党派问题。明代以后，心法日趋刻薄，但幸而文盲和蛮族仍然构成社会组织的中坚，较少受到腐蚀性智慧的沾染。近代的教育普及和社会革命最终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鲁迅发扬光大的技术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在Leninism社会中几乎继承了孔子在儒家社会的地位，跟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1、清顺治年间，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购得明末大学士朱国祯未完成的明史遗稿，延揽宾客，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书未成即病死。其父庄允诚于顺治十七年冬（1660年）将书刻成，即《明史辑略》，书中直书满清入关前事，并用南明年号。杭州举人査继佐向学道检举，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但学道并未在意此事。后经原归安知县吴之荣不断揭发，此书引起鳌拜关注，遂兴文字狱，牵连千余人。有清人笔记记载，吴之荣受到朝廷表彰，分得庄家、朱家（庄家的亲家）财产的十分之一，查继佐等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查良镛（金庸）在《鹿鼎记》中把查继佐塑造成正面人物、文字狱的受害者，描写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一同从事反清活动，将告密行径全都推到吴之荣身上。

无论如何，随着大清纲纪的解体，科举和科场舞弊的重要性同步降低，周福清的地位迅速改善。多国部队进驻华北维和以后，破坏科举秩序的指控变得像谋杀死人一样可笑。1901年，朝廷赦免了周福清。当然，家庭的面子已经无法维持了。鲁迅投靠水师学堂轮机班（1898年），在他的微环境内相当于人穷志短、自甘破落。鲁迅的叔祖周椒生在水师学堂担任汉文教习，害怕他当兵给自己家丢脸，不让他用真名周樟寿注册，改名为周树人。鲁迅对这个名字能有什么感情，不言而喻。他后来对萧军承认：「那时，人是看不起学堂的。」鲁迅入学考试的题目是《武有七德》，显然只有智力测验的作用。学堂内部的课程倒是高度西化的，因为大清还没有任何人才能做照抄以外的工作。一星期内，四天都是英文课。闽人把持了水师系统，排斥外人。鲁迅后来对杨霁云【1910-1996，资深编辑，鲁迅、许广平好友。写有《琐忆鲁迅》】说：「只有福建人才能在甲板上工作，外省人只能管理机器间。」他说自己是因为待遇不公才出走的，显然并非事实。首先轮机班无论是不是闽人，本来就是管理机器的专业。其次他退学的原因是体育成绩太差，这倒不是他个人的弱点。清国学生普遍如此，闽人严复也不例外。英国顾问说他们适合像佛像一样静坐不动，缺乏欧洲海军实习生的活泼。严复翻译或发明《国富论》的时候，发现斯密谴责英国儿童偷跑出海的恶习，不禁大为惊诧，表示大清沿海儿童没有这样的冲动。鉴于闽人盛产海盗和走私贩子（如果这两者还有任何区别的话），邻居经常否定他们的华夏性质，内地和北方的儿童，显然只会更加畏惧海洋。鲁迅和严复都及时回到了文人的老路，至少对他们自己不失为明智之举。

鲁迅在水师学堂混不下去以后，改投矿路学校。这里的入学考试题目是《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他在这里度过了三年时间，最大的收获是德语和《天演论》。矿路学校是陆军的附属学校，所以才能享受官费。鲁迅这两次选择，都跟家庭经济的困顿有关。好男不当兵，当兵就是为了吃粮，无怪乎为亲戚所轻。鲁迅在矿路学校的成绩不错，甚至获得了金牌，但显然都是书面课程，身体一直很差。他1901年毕业，1902年又考取官费去日本学医。三十三元津贴对当时的鲁迅而言，已经相当于一笔财富。日本人善待留学生，更使习惯亲戚欺凌的鲁迅受宠若惊。他终生热爱日本和日本人，不是没有道理的。留学期间，他根据家庭的意志娶了乡下妻子朱安。他在各种技术专业之间跳来跳去，看来只是为了生计。他自己的兴趣明显偏向文科，跟藤野先生在仙台的时候，医学方面的主科成绩平庸无奇，副课伦理学却偏偏拿了高分【根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鲁迅在仙台医专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中成绩为：解剖学（藤野先生教的）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学83分，德意志学60分，物理60分，化学60分。总平均分65.8分，在同级142人中列第68名】。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偏好，决定弃医从文。在此期间，章太炎在吴越留学生当中的声望如日中天。鲁迅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加入了光复会，但他当时属于顾家的吝啬鬼，对回国革命毫无积极性，以致于激怒了鉴湖女侠秋瑾。秋瑾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拔刀痛骂鲁迅胆小怕事：「投降满虏，卖友求荣。」①

1、1905年，日本政府在清国的要求下，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从入学、转学、退学、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明确了监管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参加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留学生，煽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还组织了「纠察队」。12月8日，因留学生乱象而痛苦的陈天华蹈海自杀。翌日，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秋瑾带着自己的粉丝回国革命，很快就牺牲了。过了几年，鲁迅也回国了，但理由不是革命，而是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他在浙江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教书，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开始提携光复会的旧人。鲁迅追随保护人，先到南京，再到北京，月薪增加到二百元，后来更增加到三百元。老家的势利眼对他刮目相看，但他从来没有原谅这些人。二十年代的北京，猪肉每斤一角。二十元月薪，足以保障小康生活。鲁迅和周作人在八道湾买了一套四合院，把老家的亲人都接进京城。北洋时代结束后，这样的优渥生活就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神话。这时的鲁迅只是喜欢读杂书的业余爱好者，他的经济地位给他的爱好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德语和日语构成他的主要知识来源，英语对他非常不重要。蔡元培改组北大，开始清理严复时代的旧人。陈独秀办《新青年》，同样缺乏填充版面的写手。支撑场面的业余爱好者一开始不够多，特别需要鲁迅这样的杂家。鲁迅最初对写作并不认真，主要依靠薪水和兼职讲课的收入，但新文化运动的反响超出了发起者最初的期望，为鲁迅赢得了众多的粉丝。他在粉丝当中发现了女学生许广平，索性抛弃了从来都不怎么喜欢的妻子朱安，一起私奔到南方。他经林语堂介绍，在厦门大学教书。在这里，他又一次体会到闽人的排外主义：

「现在我们的饭是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包饭处，所以还是从本校厨房买饭，每人每月三元半，伏园【孙伏园，1894-1966，鲁迅好友，资深编辑。1926年应林语堂之邀，任厦门大学国学院编辑部干事。当年冬赴广州，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1927年3月到武汉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发表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菜，辅以罐头。而厨房屡次宣言：不买菜，他要连饭也不卖了。那么，我们为买饭计，必须月出十元，一并买他不能吃之菜。现在还敷衍着，伏园走后，我想索性一并买菜，以免麻烦，好在他们也只能讹去我十余元。听差则欠我二十元，其中二元，是他兄弟急病时借去的，我以为他可怜，说这二元不要他还了，算是欠我十八元；他便第二日又来借二元，仍是二十元。伏园订洋装书，每本要他一元。厦门人对于『外江佬』，似乎颇欺侮。」（《两地书·第二集》1926年12月12日）

广州革命政府兴办中山大学，邀请鲁迅出任文学系主任。他一度非常得意，直到学校又邀请了顾颉刚。两人在厦门大学就已经结怨①，虽有朱家骅【1893-1963，早年留学德国，曾任北大教授，此时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主持校务。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职】斡旋也无济于事。鲁迅扬言：只要顾颉刚来，他就非走不可。左派后来把此事解释成鲁迅对蒋介石清党的抗议，实在没有什么依据。鲁迅毕生对待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包括那些被他自己煽动起来的革命青年，一向抱着师爷式的刻薄态度，正如他早年对待秋瑾。蔡元培是蒋介石清党的主要赞助者。鲁迅离开中山大学以后，异常积极地向他们干禄。蔡元培不信任鲁迅的学术能力，不肯像推荐胡适一样，推荐鲁迅进中央研究院。鲁迅忿忿地致信章廷谦（1927年6月12日）：「我很感谢你和介石（郑奠，鲁、章的绍兴同乡）向孑公（蔡元培）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顾颉刚）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曾任教育部司长、代总长）、蒋维乔（曾任教育部参事）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蔡元培最后决定任命鲁迅为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月薪三百元②。鲁迅得到这个闲差以后，就在上海租界跟许广平同居（他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后，每月给留在北平的母亲和朱安汇款150银元作赡养费）。

1、顾颉刚在1927年3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1）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2、鲁迅于1912年通过许寿裳认识了同乡蔡元培。后来他在教育部的职位就是蔡元培任命的，在北京大学的讲席也是蔡元培聘的。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准备为鲁迅等人安排不用上班就可以每月拿到300元补助金的「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职位。

听说此事后，鲁迅在10月21日致江绍原的信中谈到这笔有可能到手的薪水：「季弗（许寿裳）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

10月31日，鲁迅在致江绍原的信中表示对蔡的不屑：「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

11月7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蔡元培「无聊」：「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

12月6日，鲁迅借为昔日的学生荆有麟写推荐信的机会，恭维蔡元培：「切希一聆先生教示，以为轨臬……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指挥，实为万幸。」

12月9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非议蔡元培：「太史（蔡）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12月18日，鲁迅收到聘书和本月薪金300元。此后，鲁迅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收钱的时间与数额。这笔「补助费」发了长达4年1个月，共计14700银元。鲁迅购买了大量物品，还用来资助左联等团体。

《高风亮节——宋庆龄与鲁迅、萧伯纳、史沫特莱、蔡元培在一起》

鲁迅在上海租界期间，越来越多地依靠版税和稿酬生活。北新书局的编辑李小峰【1897-1971，北大哲学系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此时是北新书局主持人】是鲁迅的学生和粉丝，将鲁迅包装成革命文学的主将和畅销书作家，堪称现代粉丝经济学的鼻祖。这时，鲁迅的创作力已经基本枯竭。他最后几年的作品只有杂文，除了政治宣传和名流吵架以外毫无内容。由于粉丝经济学的时间滞后原理，他的名望、收入和生活舒适程度反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以他的精明，不会看不出此道并非长远之计。他在大陆新村租下的三层楼房租就需要四十五两银子，还养了两个女仆①。上海租界的人工比美国还要贵，绝非内地土豪的丫鬟可比。拥有仆役的上海居民当中，九成都是西洋人。拥有仆役的华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银行家。他积极联络日本人和gongchan国际，希望赢得更加稳定的包养地位②。内山书店为他出力甚多③，但左联最后买下了他的非物质遗产。gongchan国际特工尤苏拉·汉堡格④（笔名鲁特·韦尔纳）以「汉嘉堡夫人」名义，在霞飞路1464号建立据点，跟另外两位特工理查德·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紧密合作，发展进步文艺界的下线。鲁迅、陈翰笙、茅盾、宋庆龄、丁玲都是她的工作对象，《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是她和鲁迅并肩作战的成果之一。她返回东德后，在回忆录《谍海忆旧》当中，把鲁迅列为她的下线之一。潘汉年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则将塑造鲁迅和郭沫若的革命先驱者形象作为工作重点【1928年10月，潘汉年担任由中宣部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先后组织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等。据冯雪峰回忆：「1929年10月、11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两相比较，资产阶级书商的包装活动就显得非常小家子气。史沫特莱为鲁迅举办的五十大寿【1930年9月17日，鲁迅在日记里记道：「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据史沫特莱回忆，这次纪念会是她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五十号荷兰西菜室举行的，「被请的一百个左右的男女正是『危险分子』的代表人物。」】，堪称Hong色文艺界的杜月笙宗祠典礼，向全社会充分展示了统一战线的巨大实力。鲁迅临终时之所以能有钱钟书在《人兽鬼》当中嘲笑的盛况⑤，全亏了苏联的慷慨和远见。鲁迅不仅在生前就投桃报李，写下了《我们不再受骗了》这样的名著，而且还把自己身后的开发权交给了恩主，换取了许广平和周家的特殊地位。

这篇文章（收入《南腔北调集》）确实是鲁迅杂文的精品，比《友邦惊诧论》和《拿来主义》完美得多。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一读。

1、1929年代末、1930年代初，鲁迅得到的政府津贴、北新书局的版税、《奔流》杂志的编辑费以及在报刊发表杂文的稿酬等，每月在500银元（约等于2009年的15万元人民币）以上。1930年5月，鲁迅搬家到北四川路2093号拉摩斯公寓大楼内，「顶费五百」即预付全年房租作为押金，月租金40银元，同时买下原住的一家外国人的全部旧家具。1933年4月，鲁迅一家迁入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这是一座三层楼房。「付房钱45两」（折合63银元)。设备现代化，有上下水道和煤气等；有两个女佣。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租下。他临死前不久还在筹划搬家到一处更好的房子里去。1936年10月6日他在致曹白的信中说了搬家的条件：「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11日在日记中记道：「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次日在致宋琳的信中说：「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是尚未觅定。」

2、鲁迅见过瞿秋白、李立三、陈云、陈赓、潘汉年等人。据周建人回忆，鲁迅曾告诉他：「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阵地，同国民党进行韧性战斗，要讲究策略，用假名字写文章，这样，就能够真正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P119，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伪自由书·后记》：「《文艺座谈》第一期上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惟一避难所。然则该书店之作用究何在者？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杂志所载调查中国匪情文字，比中国自身所知者为多，而此类材料之获得，半由受过救命之恩之共党文艺份子所供给；半由共党自行送去，为张扬势力之用，而无聊文人为其收买甘愿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

4、鲁特·韦尔纳（1907-2009) ，原名尤苏拉·汉堡格（Ursula Hamburger），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1924年加入德国gongqing团，1926年加入德国gongchan党，1928年在美国活动，1930年随丈夫来上海应聘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此后经常参加欧美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不久认识了史沫特莱，又通过她认识了佐尔格，并成为他的情报小组成员（佐尔格替她取名索妮娅）。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1933年奉调去莫斯科，接受情报工作训练。1934年被派往沈阳活动。她在沈阳时租住在张学良一名情妇住过的别墅配楼里，公开身份是一家外国书店的代销商，主要工作除定期向苏联发送情报之外，还要帮助中国同志购买制造炸药的原材料。1936年起先后在波兰、但泽、瑞士活动。1939年，她与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英国同志伦·毕尔顿假结婚。在英国期间，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二战后回东德。50年代以后成了一名作家，笔名「鲁特·韦尔纳」。经苏共及德共批准，她的《索尼娅的报告》于1977年出版（中译本《谍海忆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30年代，她通过史沫特莱结识鲁迅（鲁迅把Hamburger 译成「汉堡嘉」），曾帮鲁迅搜集出版珂罗惠支版画。此外还陆续结识了宋庆龄、丁玲、董秋斯夫妇、陈翰笙夫妇等。

5、《人兽鬼·灵感》：「他病榻前立着不少男男女女，来问病的团体代表、报馆采访、和他的崇拜者。除掉采访们忙在小本子上速写『病榻素描』以外，其余的人手里都紧握一方准备拭泪的手巾，因为大家拿准，今天是送终来了。……我们这位作家抬眼看见病榻前拥挤的一大堆人，还跟平时理想中临死时的情景符合；只恨头脑和器官都不听命令，平时备下的告别人世的一篇演说，此刻记不全也说不清。好容易挣扎出：『我的作品……将来不要编全集……因为……』他想说的句子也许太长，至少他余下的生命太短，不容许他说完。许多人竖起象猎狗般的耳朵，失望地象猪耳朵般下垂。出来以后，大家热烈辩论他不要编全集的理由。有人说，这因为他作品太多，竭力搜罗也收集不全。也有人说，他一定还有许多小说、剧本没有写出来，已印行的作品不够表示他的全部才华。这两派的争论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里最有趣的一章。一位批评家在追悼会上激昂地说：『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的杰作永远存在，是他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①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②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肖洛霍夫，1905-1984，《静静的顿河》的作者）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K.Umansky）（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司司长）说，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科的展览会就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Neue Kunst in Russland》）（乌曼斯基写的《俄国的新艺术》），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鲁迅《外国也有》：「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

它一面去惩办，一面来诳骗。正义、人道、公理之类的话，又要满天飞舞了。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竖了一块无耻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战胜」的牌坊（但后来又改掉了）。现在怎样？「公理」在哪里？这事还不过十六年，我们记得的。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1932年）。”

1、1928年，斯大林开始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苏联出口粮食不到一百万公担，1929年为一千三百万公担，1930年为四亿八千三百五公担，1931年为五亿一千八百万公担，1932年为一亿八千一百万公担。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的强制征粮，苏联至少三百至四百万人饿死。在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仍然出口了一千万公担粮食。（《苏联农业》，载1935年年鉴，莫斯科1936年版第222页，转引自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在1930年8月给莫洛托夫的命令中说：「最大限度地提升粮食出口的数量，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之所在。如果我们出口了粮食，信贷将会随之而来。」

2、1930年，斯大林亲自编导了「工业党」（即实业党）案件。这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策划的一系列同类案件之一。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公开的审讯，被控告的是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列·康·拉姆津等八名技术专家，罪名是他们成立了地下组织「工业党」，勾结帝国主义，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破坏活动、间谍活动和怠工活动，准备接应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斯大林在给办案人员的指令中说：「我建议：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第一，为什么1930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1931年？……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

审讯没有物证，只有口供。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交代了各种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细节。苏联各机关和组织纷纷召开集会和会议，要求枪毙「工业党」领袖们。法院要求判处多数「工业党」领袖死刑，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减刑，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拉姆辛在监禁时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就被释放并被授予列宁勋章。）法国总理普恩加莱发表文章声明：「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支持或鼓励过他们……如果我事先知道所谓『工业党』的打算，那么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