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庇护赤化的联邦主义土豪：陈炯明

陈炯明是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改革产生的第一批新人物，当时他是海丰县的秀才，本来很可能循林则徐和左宗棠的道路，升级为举人。1906年，他转入刚刚成立的广东法政学堂。各省在清末新政中开办法政学堂，准备逐步将司法权力从县官手中分离出来。辛亥革命打乱了司法改革的步骤，反而延长了内地县官兼任法官的时间，因为没有足够的司法人才。

陈炯明毕业后不过一年，就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他借助代议士豁免权，用自己的住宅掩护同盟会，组织黄花岗起义，事败后逃往香港。辛亥军兴，他组织家乡父老，攻陷了惠州城。广东各地民军当中，他的「循军」对同盟会最为忠诚。各地民军蜂拥进入省城，很快就超出了财政能够支持的程度。都督胡汉民缺乏杀伐决断的果断，将实权交给陈炯明。陈炯明以胡汉民副手的资格整顿各军，不惜大公无私地解散自己的军队，但还是得罪了太多的人。这些人当中包括前清留下的滇军将领龙济光，纷纷投靠袁世凯，构成了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后来懊悔自己在第一次机会中表现得太天真，第二次一定要坚持一党专政，与此经历颇有关系。

二次革命前夜，袁世凯罢免了李烈钧和胡汉民。他让北洋的李纯接替李烈钧，却让陈炯明接替胡汉民。这是老官僚的阴柔之术，希望给国民党造成双重分裂。因为他似乎不想彻底摧毁国民党，「吃饱的」党人就会跟「没吃饱」的党人分裂。因为他提拔国民党新生代替代元老，志在中央的国民党上层就会孤立。陈炯明从利益考虑，似乎最有可能背叛，却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忠于国民党。广东省议会好不容易才解散了民军，现在非常讨厌打仗。陈炯明威胁他们同意独立，却没法从他们那里弄到钱。不久以前，这些人还乐于捐款反清。他不得不再度流亡。孙文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效忠领袖，他和黄兴都不能接受。孙文和居正接受日本资助，进攻山东，配合「二十一条」的交涉，他也没有参加。

国民党似乎已经四分五裂，袁世凯的错误却给他们送来了机会。袁世凯派龙济光进驻广州，将粤人视为潜在的叛乱分子，不久就使他们怀念老乡陈炯明。袁世凯称帝，给投靠民国的前清文武百官以沉重打击。他们既不高兴向同侪称臣，又不高兴做公开的贰臣。陈炯明见机而动，迁回老家组织共和军，也就是蒋介石后来摧毁的粤军。这支部队先后驱逐北军、闽军、桂军，为孙文和护法军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舆论普遍认为孙文、国民党、陈炯明和粤军是牢不可破的土豪集团，在他们的家乡是不可战胜的，在其他地方是令人讨厌的。

直系主导的第二次法统重光构成了孙、陈决裂的导火线，但关键因素还是在财政。从法律上讲，护法军政府是旧国会的产物。国民党是旧国会的第一大党，支持黎元洪的举国一致政府。新国会掌握在段祺瑞的安福系手中，支持徐世昌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野后，黎元洪和旧国会自行宣布恢复。直系暂时还没有培养出自己国会代理人，愿意接受举国一致政府。北方的国民党人，包括蔡元培，都认为可以见好就收，但这样就会牺牲孙文的非常大总统职位。

广东商人疲于筹款，向孙文请愿。陈炯明不愿直接反对孙文，又不愿得罪老乡，辞职休养。他的消极抵抗发出了强有力的暗示，所有人都有恃无恐地拒绝出钱了。孙文没有粤军，就没有能力强制有产者出钱。粤军在没有陈炯明明确指令的情况下，拒绝配合孙文。事实上，这是一套费厄泼赖的逐客令，希望孙文认清形势，自己主动辞职，从而保全自己的面子，也给同乡商人和陈炯明留下以后合作的余地。民国初年培养了一套类似英国和春秋时代的政变方法，能够将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是其中的一例。陈炯明在法律意义上根本不知道这些活动，但若没有他的默许，这些事情不大有可能发生。

冲突最后发生，有极大的偶然性。孙文得知粤军抗命，勃然大怒，扬言要炸死他们。问题在于他不是第一次口不择言的，否则就不会得到「孙大炮」的绰号了。粤军没有像以前的历任粤督一样，礼貌地忽略他无力的愤怒，如果不是军官故意借题发挥，就是军官已经无法控制士兵了。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说明粤军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没有把握，担心夜长梦多，例如滇桂可能会为了打击粤人而支持孙文。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说明财政困难已经预支了粤军的忠诚，军官团其实是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坚持到最后的。兵变消息传到惠州，陈炯明既惊且怒。这种表现有充分的证据，但并不能导致确定的解释。他可能根本无法控制欠饷的军队，同时预见到替罪羊一旦消失，今后的筹款责任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也可能有能力控制军队，只是制定了体面的计划，没有料到部下如此鲁莽，把一场好戏演砸了。

无论如何，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孙文一向依靠广东老乡，反对北方人。从此以后，他变成依靠客军压榨老乡的外来政权。护法（复辟法统）政权演变成革命（废除法统）政权，卢比康河就在永丰舰上。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向江浙招生、共产国际的海参崴运输线都由此而生。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生态系统，蒋介石占据的地位就是陈炯明原有的生态位。正因为如此，他的跃升必须以东征惠州为起点。蒋介石能做陈炯明不能做的事情，关键在于他不是广东人。陈炯明一旦离开粤东父老，就什么也不是。蒋介石却不是浙江父老的代理人，而是上海的浪人革命家。国民党从联邦派变成统一派，对陈炯明非常不利，其实对胡汉民汪兆铭也不大有利，后者在投靠日本以后仍然不忘恢复蒋介石取消的广东特殊地位；对蒋介石却是非常有利的，他在老家能不能当上县议员都是很成问题的。然而孙文如果始终依靠陈炯明，恐怕在生前和死后都只是广东和华侨的领袖。

后来的某些右派人士想把陈炯明打扮成反共斗士，为抵制赤化分子孙文、蒋介石而牺牲，并不比蒋介石版本的历史更值得信任。陈炯明同样跟共产国际联系，以接受彭湃的海陆丰苏维埃实验为代价。苏联顾问和广州的共产党非常希望推迟北伐，强化广东革命根据地，其中隐含以下的动机：广东的资源不足以供养蒋介石的大军，苏联资助的必要性会发挥温水煮青蛙的作用，迫使他越来越亲苏；北伐如果成功，苏联的资助对他就没那么重要，很难说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北伐是蒋介石力排众议的结果，苏联无可奈何地迁就了国民党左派的新星，尽管他们更喜欢汪兆铭。陈炯明和陈独秀居然会站在同一边，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有理由讨厌蒋介石渴望的统一。前者预见到广东联省自治的末日，后者预见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末日。

惠州失陷后，陈炯明避居香港。致公党是他留下的唯一遗产，几乎就是粤人侨社和帮会组织的化身，比蒋介石的晚期国民党更像孙文的早期兴中会。陈炯明的党徒没有多少变化，但他们身边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他们除了坚定地仇恨蒋介石以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无事可做。这种仇恨最终将他们赶进了1949年新政协的怀抱，尽管他们的政策比晚期国民党更偏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