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阴阳两面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是同治朝的清流领袖，也就是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慈禧放纵清流崛起，多多少少是为了牵制封疆大吏，但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笔杆子的力量估计过高，结果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张之洞是其中的异数，在清流垮台的关键时刻——越南战争时期——转型为封疆大吏【1882年1月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他接受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议，在晋开矿、兴实业、办学校。1884年5月末，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清廷任命张之洞为战争关键处的两广总督。此后又长期担任湖广总督，两次署理两江总督】。他在地方发挥的作用其实没有变化，仍然是分散湘淮军集团的势力。从慈禧的角度看，这就是打破了她讨厌的地方本位主义。因此，张之洞官符如火、平步青云。

戊戌变法对他是一大考验。他依靠舆论政治起家，跟新党有路径相似性。新党对他抱有相当多的期待，然而这种期待没有将他的为人考虑进去。他和慈禧彼此非常了解【1863年张之洞进士及第，原本被列为二甲第一名，慈禧将他拔置一甲第三名。1879年，慈禧违反祖制立载湉为帝，吏部主事吴可读尸谏抗议。张之洞上疏说慈禧此举「本乎圣意，合乎家法」】。慈禧知道他摆脱不了清流的性格，喜欢权力的感觉和外貌，胜过喜欢权力的实质。在这方面，他是李鸿章的反面。他喜欢公开唱沽名钓誉的反调，实际上却非常顺服。李鸿章则经常口头敷衍，实际上另搞一套。如果疆臣领袖是张之洞而非李鸿章，对加强朝廷的控制反而更有利。甲午以后，慈禧在各省的布局是：北方交给荣禄，摆脱了尾大不掉的李鸿章。南方让喜欢出风头的张之洞领先，以免出现另一位实干型人物。做好这些布局以后，她才从容退休。

新党没有看懂张之洞的阴阳两面，以为他迎合舆论的表态都会付诸实施，结果完全落空了【1896年，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认识康有为。最初他筹款1500两白银支持康创办《强学报》，其中500两是自己解囊，这笔钱成了《强学报》的主要经费。但康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刊发了不应公开的光绪廷寄，以旁注文字自吹自擂，并用「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令张极为不满。《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叫停。张认为康的学说「一味呓语」，于1898年春撰写《劝学篇》，批驳康有为的「邪说」和顽固派官员的「迂说」，主张稳健变法】。张之洞像抛弃张佩纶一样【两张同为清流健将时关系密切，甚至经常同往琉璃厂搜购古玩、书画，交流鉴赏心得。张之洞调往山西后二十年未与张佩纶见面】，轻轻松松地抛弃了他们。虽然他和新党的关系比袁世凯深得多，杨锐是他在朝中的代理人【「六君子」之一、军机章京杨锐是张之洞的门生和「坐京」。张曾在电报中告诉杨：「康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杨被抓后，张发电报恳请荣禄、王文韶、裕禄等为杨求情】，袁世凯和新党只有浮泛的社交关系，背叛新党的责难却落在袁世凯一方。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他操纵舆论的手腕比袁世凯强得多，袁世凯在士大夫阶级中比较孤立。政变以后，他以宋代调和两宫的范纯仁自居【张之洞诗：「璇宫忧国动沾巾，朝士翻争旧与新。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白首范纯仁。」】，主要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实际上却没有做什么事情。光绪痛恨的荣禄【戊戌政变前，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京畿重兵。谭嗣同登门动员袁世凯，荣禄闻讯立即报告慈禧】在这方面，反而比他做得更多【胡思敬《国闻备乘》：「戊戌训政之后，孝钦坚欲废立。荣禄谏不听，请先乩四方动静。遂密电各省督臣。刘坤一得电，约张之洞合争。张始诺而终悔，折已发，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与。刘曰：『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吾老朽，何惮？』遂一人挺身独任，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禄得坤一复电，不敢遽奏，因察知孝钦素信阴阳小数，潜遣人诣关庙祈一签，怀之入朝。孝钦询曰：『外省复电何如？』荣禄曰：『外电久不至，奴才亦时念之。昨诣关庙求签不吉，问卜又不吉，颇以为忧。』孝钦曰：『其词何如？』荣禄探怀献之，大意云不可妄动，动则有悔，孝钦默然。既越二日，始以坤一复电进，废立之意遂解。」】。

东南互保进一步体现了他既要名誉，又怕风险的文人性格。刘坤一历经行伍，就不像他那样首鼠两端【东南互保前，张之洞一度犹豫不决，刘坤一再三去电向其陈述利害，张才下定决心。慈禧的开战谕旨传到上海，互保计划的联络人盛宣怀致电刘坤一请示是否继续办理互保，刘坤一不仅命令各地电信局不准传播谕旨，而且立即代表张向盛回电，声称：「敝处并未奉有宣战谕旨，无论北事如何，总与香帅一力承担，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他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继续发扬清流党喜欢高调，却拿不出具体办法的传统，以致李鸿章骂他白做了多年的官，不改书生气【李鸿章主辛丑和议，张之洞反对合约。李诋之曰：「香涛官督抚二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这里的书生气只是不切实际的意思，没有理想主义的涵义，因为他已经很会投机取巧了。他在湖北办理洋务，也摆脱不了空疏的作风，大手大脚地浪费钱财，实际成效不如周密细致的袁世凯，但他擅长优礼士大夫，因此名誉反倒比袁世凯好。

张之洞操纵舆论的能力在他晚年产生了两项重要后果。他以士大夫领袖的资格，排除了废科举的障碍【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袁世凯提出同样的建议，就遭到士大夫普遍的咒骂。因为张之洞是科举的胜利者，提出废科举就没有自私的嫌疑。袁世凯作为科举的失败者，就没有这种资格。他办理新军，强调教育水准，不像北洋只顾实际工作能力【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这两项成就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毁灭了大清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