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统战时代的丁玲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作为远东共和国的孙辈，有丰富的统战经验可以继承。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人民民主」，企图欺骗永远不会吸取教训的资产阶级。毛泽东相应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和「三三制」的副本，首先在延安付诸表演。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宣称：边区有近二百万人口，二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人的自卫军，二万八千零八十七人的少先队，七百多个锄奸委员会，近九千个锄奸小组和十万多的锄奸组员。林伯渠作为外围人士，肯定不会得到核心人员的名单。民兵和锄奸团肯定只能为正规军和情报机构提供辅助服务，党政组织和社会组织必不可少的核心干部尚不计入。我们因此不难估计，群众的监视者人数不会低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张闻天的赣南同样有共产国际的资助、打土豪分田地的赃物和国有土特产垄断企业的收益，已经在八个群众供养一个干部的压力下崩溃，在五年内损失了三分之一人口。延安的干群比例甚至更为恶劣，仅仅依靠莫斯科和重庆的补给是根本不可能减轻群众负担的。民主演出只能依靠强力部门的工作和左派文人的宣传，而且后者其实也是前者的外围。周恩来在重庆、李克农在桂林的重要工作就是组织这些知识分子，毛泽东甚至亲自出马教育投奔延安的文学青年怎样做党员。丁玲恰好抢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来到延安，虽然身价不及斯诺和史沫特莱，但以三十年代左翼文人圈的标准，已经活出了充分的统战价值。斯诺的美言能够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重要性何止「三千毛瑟精兵」。第十八集团军刚刚获得合法地位和经费，就批准了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文工团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星宿海，丁玲功不可没。丁玲的团队即使没有实现毛泽东的期望，至少为楚门的世界尽了绵薄之力，在国统区的巡演中争取了不少观众。

毛泽东有理由认为，他没有亏待投奔革命的文化人。读者如果仅仅接触后者的一面之词，就会得到非常片面的印象。根正苗红的工农士兵时刻生活在政治保卫局的魔掌威胁下，提升干部的机会非常渺茫。知识分子一到延安，马上就是吃公粮的干部。边区用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保证「公家人」的舒适生活，红色知识分子位居等级的中上层。王实昧虽然抱怨菜分五色，自己无疑也是特权阶级的一部分。他每月享受的津贴是4.5元，最高级别的政委和师长也只有5元，团长只有4元。《曾志回忆录》称当时物价甚低，猪肉一斤只卖两角。《申报》记者俞颂华报道，一角可买六个熟鸡蛋。虽然待遇落差主要体现于津贴以外的公家供给，但知识分子干部的处境远非革命文学和伤痕文学夸张的那么悲惨。「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确是事实，前一种特权仅仅属于丁玲和周扬。丁玲在后来的运动中坚决维护组织，与此不为无关。体制边缘人用民主口号发泄不满，但同样不能想象没有体制的生活。他们没有想过，等级和待遇更低的小干部和士兵如何看待他们。至于毫无待遇的群众，对所谓的民主是一点都沾不上边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自由，没有待遇和保障。革命干部虽然有待遇和保障，却没有乱说乱动的自由。工农群众通过解放失去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由，却仍然没有得到哪怕是低级的待遇和保障。只有红色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本人的关照下，享受了东食西宿的短暂蜜月。至少在领导人的眼中，他们太经常忘记党的组织纪律性。

随着 「三三制」政权的不断巩固，党的自信心渐渐增强。谢觉哉承认：「第一届边区各级参议会，虽然是普选，但非党员和富有阶级当选的很少，少得几乎看不见。都是党员，都是执行党的决定，没有异议，更说不上争议，因此大家觉得议会可有可无。两年来边区各级参议会的不能按期开会及改选，这也是原因之一……第一届参议会聘了十位非党的地方绅士，我们把他当傀儡，他们也自认为傀儡，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文人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相应地下降，最终体现为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王震无法忍受他们躲在安全的后方，还要对前线的军人指手画脚。毛泽东也渐渐厌倦了文人的毒舌，提醒他们改变观念，不要以为自己首先是知识分子，附带才是党员，要先讲组织纪律，明白知识分子只是分工的一种。领导层敦促他们深入工农兵，其中自然隐含了「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意思。他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和忠诚的马列主义者，自然懂得恩威并施的道理。中央社会部继承了政治保卫局的班底，加强了干部违纪问题的调查。萧军和王实昧都以肆无忌惮著称，但前者最终逃过了一劫。王实昧死于非命，萧军只遭到停发公粮的惩罚。丁玲知道站队的重要性，亲自率领艾青、周扬等开他的批判会，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的名言：「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她甚至当真撰写了一部名叫《脱胎换骨》的小册子，介绍过期统战对象在统战胜利后的自处之道。毛泽东果然表示丁玲和王实昧不一样，应该保她过关。

共产党得到了太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就要自己知趣。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就纷纷响应领袖的号召，投入「大生产运动」。运动不仅产生了王震的南泥湾，还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包括工人英雄赵占魁、农民英雄吴满有、种菜英雄黄立德等人。毛泽东对吴满有格外喜爱，居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三次接见这位老乡，特别要求各级干部不得以「新富农」为借口，「调剂」他的土地。邓小平在太行根据地模仿陕甘宁先进经验，称「吴满有方向」为「新民主经济建设」的典范。丁玲不甘落后，把吴满有的画像挂在毛泽东和朱德像旁边。她崇拜这些普通劳动者，以此向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说不：「过去总有些感伤的性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如果领袖一直留在陕北，「老来红」吴满有颇有希望成为《太阳照在延河上》的主人公。不幸天有不测风云，主席抛弃了延安。胡宗南进城以后，大批干部倒向暂时的胜利者一方。吴满有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或许仅仅因为没有背井离乡的物质条件，但文艺工作者的宣传害了他，剥夺了他重新做一个无名小辈的机会。大多数倒戈干部经过审查，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只有「老来红」给党中央带来了太大的尴尬，遭到组织的永久性屏蔽。丁玲随军迁往张家口，迅速将他和王实昧抛到脑后，投入了歌颂土改的新创作当中。她再也没有忘记统战时期学到的经验教训，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参加创造的新世界。除了这个世界，她再也没有别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