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死得其时的政治正确人物：蔡锷

蔡艮寅十五岁入时务学堂，是魏源的同乡、梁启超的嫡系弟子。学堂的创始人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谭嗣同和著名诗人黄遵宪（公度）也捐款支持。他当时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带着几百文制钱，从老家邵阳步行三百里，赶到长沙。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公羊学和世界时事政治。他在《湘报》发表的文章具有明显的投射性质，与其说是在谴责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不如说在暗示清政府会因为类似的政策而落到悲惨的下场。梁启超去北京的时候，他入上海的南洋公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资助有才能的新派青年赴日本留学，其中包括他。他离境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但袁世凯的捐赠仍然有效。梁启超几乎同时来到日本，创办了《清议报》，为失败的事业辩护。蔡艮寅在大同高等学校攻读政治哲学，经常给老师投稿。唐才常组织自立军，邀请他参加，不旋踵而败。他为了避人耳目，改名蔡锷，返回日本。这种做法居然能够生效，可见当时法网之疏。《瀛海纵谈》和《译书附录》这两个专栏主要是他的作品，内容和态度更接近革命党、而非立宪派，如果不考虑高呼口号一样单调的文笔，很容易被人误会成汪兆铭的早期作品。他交替攻击列强和清廷，认为两者都是中国的侵略者。他的诗歌非常糟糕，完全可以放在蒋介石名下。下面这两首《杂感》就是他在东京时期的杰作：

“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

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自立军的失败对他刺激很大，促使他改投成城学校。该校是类似讲武堂的军事预备学校。吴天任《蔡松坡将军年谱》说：「（庚子）汉口事败后，公痛悼师友殉难，乃重返日本横滨，更名锷，以示投笔从戎决心。」 这个名字出自张衡《西京赋》的「锷锷列列」和《汉书·萧望之传》的「底厉锋锷」。他1903年毕业后，正式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占据了他大部分交际圈。其中包括黄兴和宋教仁，但几乎没有孙文的广东人集团。两湖江浙的革命党和广东的革命党无论理论上多么接近，在生活中仿佛水遇见油，基本上没法合作。《革命军》发表前，他参与了起草工作。日俄战争把军国主义变成了清国留学生的时尚，一度构成情怀的标志。梁启超看到日本妇女送丈夫上战场，以「祈战死」为荣，佩服得五体投地。蔡锷也写了一篇颂扬军国主义的文章，发表在《新民丛报》（由梁启超流亡日本时筹办，1902年2月8日在横滨出版）上面。这篇文章跟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不知所云，除了作者的兴奋情绪以外，只有一连串铿锵有力的时髦口号。尚武精神到底是要培养美国式的民兵，可以在必要时抵抗专制统治者；还是普鲁士式的预备役军队，可以保卫统治者反对外敌？他自己似乎没有理清楚，或是觉得宜粗不宜细。他虽然是学政治哲学出身的人，但缺乏知识分子的敏锐头脑，富有朴实乡民的健全直觉。他很可能觉得：即使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也可以发挥传播组织能力和政治德性的作用，但没有办法用当时的流行词汇解释清楚。

蔡锷学成回国，正好赶上各省大兴新政的时期。人才奇缺的结果，使大批怀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迅速掌握了最关键的位置。蔡锷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邀，担任新军总教练，创建了桂林的陆军小学，自任总办（校长）。后来，李宗仁就是在这里毕业的。四川总督端方也想招徕他，提出更加优厚的条件，但他觉得巴蜀民风柔懦，贪图安逸，不足以有为，反而不如贫穷的广西，民风质朴刚健，可以建设东方普鲁士。1908年，他兼任广西兵备处总办和新军第一标标统。次年，他创办了龙州的讲武堂。1910年，他出任广西第一混成协协统。这时，他的官阶相当于辛亥前夜的黎元洪，但地位比黎元洪重要得多，因为广西新军几乎是他一手操办的。在此期间，广西革命党人一直在努力驱逐他。直接原因是他勇于任事，重用湖南同乡，引起了主客矛盾。如果李宗仁的说法正确，蔡锷当时推行某种类似新威权主义的思路，想借助清廷的力量推行新政，结果变成了原先同道的敌人。不过李宗仁并不是多么可靠的证人，而且他当时在学校里的地位甚低，只能得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这种说法将泛革命派和泛立宪派的党性估计得太高了，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北伐以后的党派想象的。两湖、江浙、广东的革命党一向彼此看不顺眼，没有理由认为广西例外。这些人的驱蔡活动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也很难说，因为他们从1908年一直折腾到1910年，似乎并没有改变蔡锷的建军部署。1911年，蔡锷平级调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并不是广西地方人士的活动所致，而是李经羲在前一年调任云贵总督的结果。从蔡锷致曾叔式的信件看，总督曾多次热忱邀请。蔡锷最初担心云南派系林立、建军仓促，事情可能不太好办，犹豫了很久，可见在他心目中，广西的驱蔡活动还属于比较好办的事情。至少，北京的中央政府和总督站在他一边。李经羲下车伊始，就开始如法炮制地兴办云南陆军。同盟会的李根源这时依靠同乡会和哥老会的活动，在讲武堂的学生当中积极鼓吹大汉主义。总督想到蔡锷的能力和成绩，想把他调过来，分散土著军官团的势力，本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从辛亥以后的情况看，蔡锷对李经羲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如果假定他们两人在1911年本有合作的默契，反而更为合理。

重九起义爆发时，李根源率领讲武堂的学生攻城。李经羲命令蔡锷出兵弹压，可见在他心目中，蔡锷不是革命党的人。蔡锷闻讯，率领罗佩金、唐继尧攻占军械局，结束了这场战斗。重九起义属于东林党一类最难考证的题材，因为材料太多了。所有人都在写回忆录，试图将功劳归给自己喜欢的角色，同时论证自己讨厌的角色其实在拖后腿。唐继尧引起了最多的争论，也就是说蔡锷的真正角色其实颇有奥秘，因为唐继尧当时是蔡锷的死党，拥唐反唐其实就是拥蔡反蔡。蔡锷功高而早死，又没有得罪后来的各党派，因此变成了不能攻击的政治正确人物，连姜文的电影都要攀附他。如果他当时的举动令某些人不满，肯定都要算在唐继尧头上。唐继尧的颂词是：他是唯一参加了革命党所有秘密会议的军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扭转战局的作用；他的贬词是：他反对积极起义的下级军官，后来又积极镇压同盟会和激进派。蔡锷是公推的临时总司令，却没有参加最初的密谋，所有人都不提他对拖延还是提前起义的意见，仿佛他是另一个黎元洪。这跟蔡锷英明果断的性格完全不符，所以其中必有文章。蔡都督可以证实的行径如下。第一，他不仅礼送老上司李经羲去香港，允许前总督带走四万两白银的家产和关防大印，还自己送了四千两银子的路费。第二，他将云南同盟会的领袖和军政部长李根源安置到参议长的虚职上，最后完全夺走了讲武堂前校长的兵权，这种事情的难度至少相当于广州国民政府罢免蒋介石。第三，他在革命后最初几年一直鼓吹中央集权，也就是反对新国民党和老朋友宋教仁的主张，支持老师梁启超和袁世凯。第四，他就任总督的第一批举措就包括委任学弟唐继尧为军务部次长，实际掌握兵权。这些迹象加在一起，暗示蔡锷可能不是革命的领袖，而是革命必须争取的领袖。也就是说：真正的革命者拥戴他为领袖，主要是为了防止他反对革命。他愿意把自己的威望借给革命党，就是帮了后者的大忙，但他不允许任何派系绑架自己，而要追求某种超党派的全民领袖地位。袁世凯后来未能在全国获得的地位，就是蔡锷已经在云南获得的地位。

辛亥以后，许多省份的有效治理完全崩溃。大多数省份由于扩军的缘故，财政急剧恶化。蔡锷主政的云南以治绩良好为全国艳称，很快就处在有力量向邻居和中央发声的有利地位。在人事方面，他不到一年就把同盟会和北洋留在云南的军官礼送出境了。在财政方面，他整顿锡矿和鸦片收入颇有成绩。云南在丧失了各省协饷以后，岁入反而增加了两百多万银子。不过这种成就也意味着放弃英国-清国联合禁烟计划，恢复李鸿章时代以增加岁入为核心的鸦片政策。贵州同盟会和哥老会采取了类似焦达峰在湖南的政策，导致了军官团的分裂和漫无边际的财政开支，引起士绅阶级（主要纳税人）的恐惧。他们害怕出现第二个王爷、大哥满天飞的太平天国政权，向资产阶级性格浓厚的云南军政府求援。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大举镇压会党和游兵，恢复了有产阶级的统治和他们喜欢的财政保守主义。这是辛亥以后第一次省际兼并，预示各省将会像独立国家一样行动。滇军在尝到这次胜利的滋味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服从任何中央政权的统治了。袁世凯的冒险和蔡锷的传奇给军官团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掩饰了他们的密谋活动比蔡锷和梁启超更早更重要的事实。

蔡锷首先加入统一共和党，然后加入梁启超的进步党。这两个党派存在的理由都是对抗国民党及其暴民政治，维护有产者喜爱的稳定、但不民主的建设型政府。如果袁世凯符合这样的标准，他们是不愿意为旧国会而反对中央的。国民党在旧国会的选举中获胜，主要归功于选民团的扩张，也就是财产资格的大幅度降低。如果谘议局的最低财产标准继续沿用，第一届国会的人选大概不会跟各省谘议局有多大差别。国会不能代表有产者，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多数派极力推动政府的破产，纳税人暗中唆使大总统独裁。在正常的宪制演变中，双方的角色本来应该正好相反。结果，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变得异常孤立。湖南虽然支持他们，英国领事仍然报告说：当地国民（当然是指士绅阶级）讨厌好战的革命军人，把北京政府当成了和平与秩序的化身。广东是国民党最可靠的基地，但省议会在陈炯明拔刀威胁的情况下，仍然不肯出钱。南京的商团倒是愿意出钱，目的却是想收买革命军离开。蔡锷在这场斗争中坚决支持袁世凯，毫不令人惊奇。他的性格和习惯都属于资产阶级一方，厌恶混乱和浪费。

梁启超觉得蔡锷有国务总理之才，能够为他的党派打开局面，劝他入京：「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计。」袁世凯希望裁抑北洋老将的跋扈，笼络新人。参谋总部的人事安排，多少含有集中兵权、统一军令的意义。参谋次长陈宦是蔡锷的朋友，也在为他游说。蔡锷本人志向甚大，不能久居僻远。他顺应民初「本省人治理本省」的原则，培养唐继尧，就是准备接替自己。滇军诸将在北京和日本都有代理人机构，隐然为蔡锷后盾。然而，梁启超和陈宦的希望都落空了。袁世凯虽然厚礼相待，却不肯将要职交给梁系的人马。熊希龄内阁倒台后，进步党面临鸟尽弓藏的未来。粤系和筹安会同时排挤进步党和交通系，用政事堂取代公府秘书机构，将帝制视为恢复文官统治的途径。交通系和北洋老将则形成了财政和军事相互支持的默契。蔡锷如果能够主持参谋总部，为滇军少壮派取代北洋宿将打开道路，滇军很可能支持袁世凯进一步强化集权，然而蔡锷只得到了经界局的虚衔。各方都在焦急地等待信号，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这个信号。蔡锷自越南入滇，梁启超在上海游说冯国璋。滇军等到冯国璋幕府发出赞同起兵的「华密」电文，才正式宣布独立。所以护国军一开始就清楚，袁世凯没有镇压的能力。

护国战争基本上是一场政治战争。陈宦和刘存厚都是蔡锷的老朋友，叙府和泸州的战争大部分只存在于纸面上。列强拒绝承认帝制，当然不会再次勉强银行团筹集有去无回的国际维稳贷款。交通系不肯为帝制筹款，却愿意为帝制的撤销筹款。蔡锷在泸州的主要敌人其实是结核病，由于各方都怀疑他其实是政治病，结果耽误了治疗。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把川滇黔三军都交给他。梁启超则希望他在西南为进步党声援，但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川军不高兴滇军分享他们的财富，滇军则不愿意放弃战利品。蔡锷的处置方法只相当于临时停战，给各军划定防区，希望他们守在自己的领地内。后来，这种制度构成了四川长期内战的根源。无论如何，蔡锷已经没有精力和机会从容部署了。他前往日本治病，在那里去世。他刚刚离开，川军立刻就开始攻击罗佩金的滇军。从他们的角度看，国体不国体只是空话，滇军才是侵略者，解放战争的意义就是将本地的税收留给本地的军队。其实，这种看法倒是比较接近美国独立战争的宗旨。

蔡锷的军事能力应该相当出色，据说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成绩是第五名（蒋百里拿过第一名）。在那里，大多数中国学生没能毕业。然而，他的实战机会并不比蒋百里多多少。他显然是一位杰出的行政家，但政治家的成就大部分是梁启超宣传的结果。小凤仙传奇一开始是梁启超掩人耳目的手段，后来又增加了无数好事者的发明，将蔡锷侧室潘蕙英的配合移到更有戏剧性的角色头上。蔡锷的声望大部分要感谢他的早逝，否则罗佩金的命运就预示了他本来逃不了的磨难。即使他的能力大大超过罗佩金，湖南人在四川人和云南人之间也是注定左右不逢源的。在这方面，他有点像宋教仁。长寿的下场就是沦为失败者，或是不得不为成功而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