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胡风，或一地鸡毛

胡风属于民初教育改革产生的第一代新学生，完全没有受到东亚传统教育和晚清西洋教育的薰陶，在五四以后的动荡时期度过了大学生涯，正好赶上缀学参加北伐革命。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批共青团员，为国民政府做宣传鼓动工作。清党以后，他继续在湖北省党部和三十一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和陶希圣关系密切。文宣部门即使在清党以后，仍然是左派的天下。部分原因在于，右派一般讨厌新文化和新媒体。他当时的同事，后来多数卷入了汪兆铭和陈公博的改组派（党内左派）活动。胡风这段时间的文章，多半发表在《武汉评论》和《国民日报》上。前者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后者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机关报。数十年后，胡风的亲属声称：他表面上辱骂共产党，其实是在为地下党做掩护。此说可以做两种解读，目前没有什么证据足以排除任何一种。亲属可能急于抹去「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阴影，将国民党左派和文学青年的片言只语歪曲解释为他忠于共产党的表现。地下组织渗透国民党左派和党部，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国民党的清党是非常不彻底的，甚至会出现军方解散本党本地党部的怪事，因为前者认为后者充满了漏网匪谍。胡风和共产党组织在1927-1929期间的关系，文学研究者和传记作家一向惜墨如金。这段极不自然的空白，必定存在某些难言之隐。

《武汉评论》l927年9月15日创刊，创刊号（第一卷一期）刊登的《<武汉评论>征文启事》颇能代表国民党左派的精神：

“由我们总理伟大的理论和崇高的精神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自有客观的依据（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及二十世纪初叶的世界局势）和主观的要求（三民主义的新国家和新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换句话说，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化身）的革命运动是中华民族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而且是由中华痛苦民众解放到全人类解放的唯一道路。所以，中国国民党的理论是什么，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怎样，它的革命要求是什么，这已如一个有机体的生长程序，完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能由我们主观地接受一部分收藏一部分修改一部分的。

但是，自从党内的各级执行机关被共产党以党团的作用侵占了以后，本党的理论遂告沦亡，取而代之者是他们并未弄清楚性质和用途的舶来品的奸商口吻式的浅薄广告，他们口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怎样？虽然一部分青年因为利害关系或感情冲动，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宣传，但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以及他们的错误策略和行动终于判决了他们的命运！

现在，「事实」虽把他们的势力打倒了，但我们的同志及一部分民众饱受了他们的宣传，剧变之下，不免呈现一种无政府状态。有的依然迷信他们的「理论」而曲谅他们的行动，有的迷信他们的「理论」而反对他们的行动，有的对于他们的「理论」和行动完全不信任了，但也没有回到三民主义怀抱来的意思，有的「回来」了，但还是游移而蒙胧，还没有认清楚三民主义的眉目……这虽然是过渡期中不可免的现象，但也是不能让他延长下去的现象，本刊的使命就在消灭这种现象──改造意识与聚中意识，至少也要使这目的在湖北领域内做到。

然而，这不是本社少数人所能做到的，是需要一切有能力的同志的扶助！欢迎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欢迎实际工作者的经验谈！欢迎民众及青年的呼声！欢迎对一切恶势力的攻击！欢迎由共产党归来的同志的自白！欢迎被共产党压迫的同志的自述！”

胡风本人的作品《鄂南的悲剧》更加具体地呈现了当时的冲突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国民党不能忍受共产党的活动，但并不打算反对苏联或列宁主义。他们希望将共产党降为不守纪律的本党附庸，将国民党变成跟苏联共产党平起平坐的交涉对象。其实在此期间，苏联党内已经做出了武力推翻国民党的决定。

“听说共产党人在蒲圻、通城一带正在大显身手：勾结土匪，滥行屠杀，强迫民众置办武器，违者以反革命论……

他们这种魔鬼式的行动，其对于革命所犯的罪过比军伐（原文如此──引者注）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真不懂他的意义。

革命的目的是为民众的幸福，并不是为党。事实上，国民党正在为革命前途而奋斗，正在拼命的设法以党的力量来解除民众的痛苦。不过我们的意思比共产党人要诚，我们的可能性比共产党人所主张的要大。然则共产党人这种行动除了说是为他们的「党」行报复而外，更有何辞以自解！

有人说，他们这种行动是实验列宁所说的使群众在战斗中习得革命的技术，这真是冤枉。列宁所说的群众是指那些有暴动的要求而没有方法的，于是我们领导他们战斗，使他们在不断的战斗中发生热情与获得机智以便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鄂南的共产党人却以暴力来威退甚至屠杀那些不受他们鼓惑的农民，想以魔鬼的方法来驱使这些无辜者，去为他们报私愤，这还说得上什么列宁主义！

如果共产党人抹杀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与人生态度，如果共产党人还稍稍顾惜一下国民革命困苦的前途，就应当回过头来和我们携手，努力于三民主义的革命以补偿过去对革命所犯的过错。像他们现在这样闹，不但使我们大失所望，而且使他们日趋绝境！

明白的共产党员回过头来罢！”

1928年初，胡风为江西省政府的机关报《策进周刊》撰稿。《周刊》通过《我们的自白》，表明了自己的宗旨：

「诚然，这一年来的本刊，受过不少人的赞许，同时也许受过不少人的批评，可是我们常常反问到自己，究竟还是值得赞许，还是值得批评呢？我们的回答是：赞许也好，批评也好，总要大家不抛弃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总要大家是立足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来赞许本刊，或批评本刊，那末，这赞许这批评才有其客观的意义和代价；同时，本刊也决不能抛弃它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去“希求」任何人的赞许，更不能因直切的三民主义的革命言论「惧怕」任何人的批评，我们很坚决的肯定着：举凡一切抛弃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的人，给予本刊的所谓「赞许」或「批评」，那末，我们是「不敢当」的，是「不能接受」的，是「不管怎样」的。

毫无疑义的，本刊是江西省政府的言论机关，本刊的中心任务，是在宣传政府之一切政治的经济的设施，指导江西的一切训政工作，促进江西实现党治的光明社会。……因之，本刊过去的态度，在政治的大体主张上，很明显的是这样的：

（一）我们是「反共」的。但是，我们不主张盲目乱反的。我们认为反共的第一件要紧的事，是要认清反共的意义，是为中国革命而反共，是为国民党而反共，不是为任何党任何派任何人而反共，因之我们主张反共的工作，不单是进行其消极的「杀」和「捉」，去「防止」共产党，而尤其应该进行其积极的从革命理论的批驳与党的组织的发展，去「消灭」共产党。

（二）我们是「爱护党国」的。但是，我们的所谓爱护党国，是不主张盲目的吹牛拍马，歌功颂德的；我们认为：党国其所以值得吾人爱护的根本原因，是在其党的革命主义与政纲之可贵，所以，与其说是「爱护党国」，不如说是「促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纲之实现」，我们对党及其党的政府，不单是要宣传其优点，使得一般民众的认识，而且认为有缺点之时，还要把我们的意见，竭诚贡献。使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得以及时纠正一切，改进一切，质言之：我们爱护党国，是要仰望我们党和政府努力于革命的实际事业之做到，不是什么「卖膏药式」作宣传。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党国，才能使党国的威信昭之于民众，使党国的统治在民众信仰之下得以巩固。

的确，本刊过去是这样努力的，这样的努力我们承认是对的。不过，我们自己还是晓得，晓得我们小的错误正多得很！小的错误在文字上都随时随地的不知不觉的犯着！我们对于自己的「小错误」，非常引为惭愧，引为恐惧！我们应该极力「改正」──应该极力改正本刊，从「这一期」以后！

胡风在江西时期的作品，包括《民众的剿共》、《反共的今日和明日》和《反共宣传大纲》。仅仅标题就足以说明内容的倾向性了，无需额外解释。《反共宣传大纲》包括八个部分：《（一）共产主义与中国社会》、《（二）容共政策及其将来》、《（三）变后的共产党》、《（四）共产党最近的罪状》、《（五）反共与党国前途》、《（六）反共运动中不幸的错误》、《（七）我们的认识与我们的斗争》、《（八）口号》。这些活动并没有影响他第二年留学日本，立刻恢复了组织关系和无产阶级立场的明显事实。他在庆应大学加入了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举行无产阶级文学讲座，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和反帝同盟。特高科认定他是危险的颠覆分子，将他驱逐出境（1933年）。苏联人和日本人同时犯错误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共产国际和国共两党的水下部分必定存在千丝万缕的交错纠葛。文人和宣传无非是水面上的泡沫，从来不具备他们声称的重要意义。流俗所谓思想迫害到底真是言论问题，还是以言论为表面借口的暗流涌动，是不能仅仅在所谓思想史层面分析的。思想即使真能改变社会，过程也是漫长而不确定的，像植物的生长一样，很少有人能够在自己短暂的一生当中看到成果。二十世纪初叶所谓的思想运动，认真考察起来无一不是遮蔽水下巨额金钱和武器的泡沫。二十世纪左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像拉·封丹寓言里的苍蝇一样，在马车上空飞来飞去，宣布马车的前进都是自己的功劳。幕后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不能见光的时候，很高兴利用思想文化运动做自己的烟幕；一旦大权在握，就无法容忍外围自吹自擂。仅此一项，就注定了这些文人的悲惨命运。

胡风一回到上海，就出任「左联」宣传部长和行政书记。他和周扬等人的关系，都属于组织关系的范围。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都从属于共产国际的宣传战略。人类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所谓的文学，正如一战以前的世界不曾领教过远东共和国这样白手套机构。文学批评家的所有理论，其实都是无的放矢。他们的作品取决于幕后的政策和组织关系，在后二者曝光以前不可能有效分析，不过其中的机制可以从苏联的类似现象推知。讽刺作家左琴科曾经遭到日丹诺夫的批判，以致日丹诺夫主义变成了迫害的同义词，然而仔细追究内幕，就会发现日丹诺夫其实是列宁格勒作家群的保护人。日丹诺夫的敌人向斯大林控告他放任部下毁谤苏联社会，目标是为了阻止列宁格勒政治集团赢得斯大林的欢心。日丹诺夫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放纵部下，就拿左琴科做牺牲品，向斯大林表示自己的坚定性不比其他人差。许多人不明白文人在政治家的布局当中多么无足轻重，一味分析左琴科到底是哪些描写太大胆了。其实如果没有人嫉妒日丹诺夫的权力，左琴科就是再大胆一些也没有关系。只要有人想通过他打倒日丹诺夫，他即使高呼万岁也可以解释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险恶动机。文人写什么或是不写什么，对自身命运的影响，大致相当于渔民吃不吃豌豆对台风的影响。左联的任务就是在战前反对国民政府，在抗战即将爆发时绑架国民政府不能后退。统一战线形成后，胡风转到文艺界抗敌协会。皖南事变后，统一战线再次分裂。他又回到左联时期的革命立场。他真正的敌人不是国民党或帝国主义，而是自己组织的同事和上级。后者嫉妒他的红人地位，耐心等待报复的时机。蒋介石倒台后，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临了。白区工作者必须翦除，本身就是既定方针。文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比其他人更多虚荣和嫉妒。他们抓住机会相互落井下石，最后殊途同归。八十年代的平反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记忆抹平，方便他们及其亲属发明「社会良心无辜受害」「言论自由忠诚斗士」的光环。大多数文人遭到的迫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因为他们太无足轻重了。真正掌握秘密的人，很容易遭到借机灭口的下场。即使普通民众因细故卷入，也很少有人能够活到八十年代。胡风活到1985年，跟他的朋友和敌人下场相同，可见在政治家眼里，他们的一地鸡毛根本不值得分清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