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双面蒋经国

蒋经国的少年时代充满了不安全感，一部分源于他父母的尴尬关系，另一部分源于口岸和乡村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儿童大抵有原始动物式的本能，能够领会各种微妙的气氛却不知其所以然。青年蒋介石不是称职的父亲，不明白儿童的需要在于安全和爱抚的体会。他自己就是任性而冲动的人，又将上海滩起伏不定的浪人生活带进了儿童高度敏感的世界。蒋介石作为父亲，像许多自以为是的男人一样，以为物质和成功是最重要的，对微环境的稳定性和心理安全感非常迟钝，经常盲目地践踏儿童世界的玻璃房子。他在物质上慷慨大方，但儿童恰好在物质方面极不敏感。蒋经国的母亲属于那种既软弱又执着的类型，将自己的焦虑和怨怼投射给儿子。

少年蒋经国的认同偏向母亲，对父亲为他安排的前程采取应付过关的态度。他的世界很早就分为内层和外层，隐忍和窥测的本领远在同龄人之上。他从苏联的严酷训练中幸存，端赖这种早熟的素质。蒋介石在同样的年龄，比儿子任性得多。这种差异反映了父子两代人所处的不同环境，蒋介石的社会至少对青少年的健全人格更友好一些。蒋家虽然挣扎于小康和困顿之间，但泛化的儒家价值观仍然笼罩全社会。蒋氏母子都不会怀疑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周围的人都有明确的角色。富贵和贫贱的变化都是缓慢积累的产物，都是各个社会角色原先轨迹的自然延伸。稳定预期普遍存在，假面具反而是不经济的。蒋介石的家境可能困难，但显然充满了诚实和信任的气氛。蒋介石喜欢当面得罪人，尤其是得罪领导，动不动就拂袖而去，喜欢根据冲动孤注一掷，对不可逆性的失败估计不足，对东方太监式的诡诈既厌恶又糊涂，用方向感很差的暴戾表现回敬，中年以后用儒家和基督教的道理修身养性，戒惧的恶习大体是血气之罪。这些性格特征为蒋介石成长的微环境做了很好的评价。女人、攀龙附凤者和恶意阴谋家都有理由认为，这种男人很好对付。他的雷区暴露在明处，没有长期掩饰的能力，顺着他的脾气就能牵着他走，即使让他吃亏都不用担心他反悔。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时，性格就已经定型，跟他父亲恰好相反。他的硬智力不如父亲，却有女人和特工比较常见的那种擅长体贴和操纵别人感情的能力。他父亲用人恩多威少，却因为性格多棱多角而不断得罪人。他用人外宽而内忌，物质方面远不如父亲慷慨，暗地的监视和牵制却远远超出了父亲的性格和智力允许的程度，却取得了不逊于安德罗波夫和周恩来的统战成绩。蒋介石待专家学者厚道，但为人刚愎固执，不会逢迎文化人的虚荣心，对自己的经验抱有也许是过分的骄傲，结果经常被这些文化人抹黑成不学无术的文盲，其实他的知识水平在外行人当中已经算是优秀了。蒋经国比较注重方式方法，自己又非常缺乏虚荣心，擅长挪用周围专家的意见，懂得把握在出乖露丑以前闭嘴的节奏，尽管知识背景比蒋介石还差，却能给粗心的观察者留下超出实际水平的印象。蒋介石在私生活中是激情的奴隶，很容易做出好色自私的男人会做的事情，但如果面对比自己更加高贵和坚定的女人，根本就没有布局和控制的能力。蒋经国的私生活像优秀克格勃人员一样恐怖，也就是说几乎无法区分老谋深算的布局和个人感情的流溢，甚至很可能他从苏联返回后已经习惯于不再区分公私领域了。蒋介石和陈洁如的故事属于情欲驱使的凡夫俗子，在经验丰富的小说家、律师和牧师看来十足乏味。蒋经国和章亚若的故事属于周恩来和潘汉年的无间世界，弥漫着为党国自阉的特殊材料加工厂气息。情欲衰退后，人多半会慢慢流露本色。蒋介石的晚年越来越像专横仁慈的儒家大家长，宋美龄的晚年越来越像虔诚的中产阶级基督徒。蒋经国的晚年可怕地酷似安德罗波夫的最高峰，把全部私生活都变成了统战工作的一部分，甚至死后都得到了安德罗波夫一模一样的胜利和失败。蒋方良的晚年酷似加里宁同志的妻子，也就是说只剩下挤干了一切内容的橘子皮。

蒋介石作为职业革命家，代表了拉马丁时代和捷尔任斯基时代的过渡。宋教仁和汪兆铭的性格仍然属于前一个时代，以波兰独立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角自居。蒋经国和刘少奇已经属于后一个时代，将浪漫的牺牲和邪恶的密谋同时去魅，甘做革命不知疲倦的会计师。蒋经国的仕途始于赣南特区，代表国民党内亲苏势力的抬头。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情报部门即使在清党以后仍然是左派的大本营，把地方势力和军队看成有待于继续革命的腐败势力。蒋经国的权力之路恰好从这两个缺乏荣耀的分支起步。张闻天政府涸泽而渔的政策瓦解了长期妨碍国民党深入群众的宗族和土豪，使赣南变成了一张易于画图的白纸。蒋经国只用了微不足道的福利贷款，就将已经一贫如洗的残民变成了依靠社会工程维生的雇佣人员。新赣南的社会组织介于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阿斯旺大坝管理局之间，由开明的技术官僚和驯服的穷人组成。蒋经国组织模仿苏联的群众组织，负责将工程师应付不了的脏活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只要中央政府支持模范工程的资金流持续不断，这场游戏就可以永远玩下去，但抗战后期的形势并非如此，因此蒋经国最终抛弃了这条政策和财政阑尾。

国民党亲苏派在抗战后期遭到最尴尬的挫败，他们的理想国家为地缘政治和分赃机会无情地打击他们的理想。党内的腐败分子对此是满不在乎的，他们早就默认东北和西北至多算国府的藩属国，预见到左派整顿地方势力的企图肯定会得罪苏联。他们又一次看准了。在这场游戏的结尾，苏联将腐败的地方派系和鸦片贩子恭维成开明士绅和社会贤达。一心改造社会的积极党员和热爱进步的技术官员反而得到了苏联赠送的极右分子的帽子，因为他们的折腾破坏了灰色缓冲地带，将国民党推到了必须跟苏联正面冲突的危险位置。蒋经国在此期间属于上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派系，他在西北和东北的试探活动暴露该派系眼高手低虎头蛇尾的性格。如果蒋介石当真打算利用这些机会栽培他，那么他的表现显然已经证明自己还没有成熟到值得栽培的地步。二战与冷战之间的几年，他的命运就是打入冷宫。这不是他个人的厄运，统一战线时代的粉红色人物在冷战前夜大都落到左右不是人的下场。蒋经国在政治上相当于国民党的华莱士，本来很可能就此结束政治生命。上海打虎失败，证明资本主义政治框架妨碍了社会主义管制顺利展开。进一步就是陈云，退一步就是岸信介。蒋经国本人意气消沉，没有表现出决断的勇气，幸而国民党及时崩溃，替他做出了选择。

蒋经国赴台初期，主要负责情治工作的整肃和重建。国民党习惯将这些工作交给党内左派，以及真实或伪装的前共产党人。蒋经国深厚的苏联背景使他特别适合驾驭这些人。他麾下的前共产党人对五十年代的所谓白色恐怖负有最大的责任，老派军人或体面的资产阶级人士远不如他们擅长斩草除根。他们一方面消灭了本土士绅，实质上完成了对岸同党的阶级斗争工作；另一方面又消灭了自己在岛内的同志和晚辈，实质上完成了对岸同党的自相残杀工作。他们在前一方面的彻底性不及对岸，结果导致台湾新生代土豪提前以民主名义复辟；在后一方面的彻底性大于对岸，结果导致台湾技术官僚提前以建设名义抢班夺权。蒋经国本人从特务首脑转型为内阁首脑，本身就反映了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发展趋势。他主持的保密局和国防安全会议在五十年代初期取代了郑介民和毛人凤的旧班底，在五十年代中晚期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转型为正规的技术官僚组织，中层干部的培训和技术装备的补给完全依赖美国的对口机构。国防部情报局对应美国中央情报局，司法部调查局对应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会议模仿美国的类似做法，不设实际管理机构，协调所有情报治安机构，包括驻外武官处和岛内宪兵司令部，论实权仅次于总统和行政院长。后来的评论家有意无意忽略了剿匪对民主的规范性和刺激性作用，恰好跳过了最关键的一环。台湾情报机构的现代化先于军队和政府，现代化的节奏恰好跟蒋经国从保密局到国防部和行政院的节奏同步。现代化的成功就是中原流亡领导人武断权力的结束，或者说是美国世界秩序的内化。工作人员对无论民选还是任命的领导都没有多少依赖性，但美国导师和同侪的交流共享只要中断六个月就会让他们混不下去。从此以后，周恩来和李克农的特工工作模式实际上已经过时了。从后来的江南案和白狼事件看，美国情报机构一般能够先于台湾政治领导人了解台湾情报部门的真实做法。这种基于沟通习惯的柔性规训和基于天花板约束的刚性规训构成了台湾不成文宪法的核心部分，成文宪法必须通过重新解释符合世界宪制的基本框架。蒋经国如果完成不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就不会有多少机会坐稳行政院长的位置。只要他能够坐稳行政院长的位置，经济政策大体是一个搭顺风车的问题。美国布局于外，美国训练的中层管理人员配合于内。冷战格局的机会窗口配合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领导人只要识时务就行了。

蒋经国似乎没有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不希望出现吸引众望的明确继承人。他不断提拔技术专家和政治外行担任副手，然后在他们积累到足够的经验和声望以后，重新换上新一代没有经验和声望的技术专家和政治外行。如果他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还可以多活十几年，李登辉是没有多少机会在1990年代继续担任副总统的，很可能会在后来的继承人面前扮演类似林洋港的角色。不过，李登辉的仕途和本土化的政策是两回事。后者是蒋经国在继位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布局，非常不可能因为具体人选的更动而改变。蒋经国自己主持的本土化不一定导向民主化，但肯定包括了封锁统派路径的意图。他是国民党内最了解苏联政治语言的人，而廖承志的游说已经暴露了特洛伊木马的未来安置方式。有限、可控的本土化恰好能让对方吃哑巴亏，而自己仍然处在可进可退的有利地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启动的游戏在自己身后完全失控。这主要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台湾宪制必须适应世界宪制演化的问题。随着罗马世界的来临，外邦人重启多极世界的成本日益超过购买罗马保护的成本。罗马宪制仅仅通过对外邦宪制行使世界宪制的仲裁权，就已经足以整合全世界绝大部分邦国的秩序资源和物质资源，对任何潜在的帝国觊觎者预先实施天花板锁闭和路径锁闭。从系统演化的角度看，罗马世界逆行为多级世界的可能性并不比太阳系逆转为星云的可能性大多少。独揽霸权的罗马和没有霸权欲望的小邦通过互利共生的演化，将分享竞争性霸权的地方性强国生态位瓜分殆尽，以致于后者已经不可能用文明与合法的方式重演前辈的成功了。国民党的奥斯曼主义遗产无论在台湾还是世界，都无可挽回地沦为自误误人的负面资产。蒋经国死于冷战结束的前夜，享受了天意能够赐予政治人物的最大恩惠：死得其时。否则他只要多活十年，无论如何决断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从所有各方赢得超过其应得的赞美，倒是很有可能得罪所有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