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土豪德行阎锡山

阎锡山属于清末新政造就的第一代（和最后一代）精英。在此之前，他的生平类似寻常晋人小市民，接受初等教育后，给商家做学徒。这是三晋的特殊文化。如果他生在江南，接受初等教育后，多半就会继续读书，直到获得自己力所能及的最高学位。如果他生在中原，接受初等教育后，多半就会弃学务农。新政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将他送进山西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和辛亥革命的第一批领袖，而且属于扭转历史进程的极少数人。北方的革命党人制定了宏大的计划，准备从三路包围京师。蓝天蔚取奉天，张绍曾取滦州，燕晋联军断芦汉铁路。所谓燕晋联军，就是吴禄贞和阎锡山会师保定。

芦汉铁路是全国的真正枢纽，保定是芦汉铁路的中心点，汉口、芦台都在咫尺之间。联军南掖冯国璋之背，扭转阳夏保卫战的危局；北凌朝廷卧榻之侧，京师无险可守。这是新任总理袁世凯最危险的时刻。京师人心惶惶，盛传朝廷即将出狩热河。然而，革命党的机会像泡沫一样迅速破裂。蓝天蔚和张绍曾出走，吴禄贞遇刺。他们在军队中是少数，但并不比南方新军的革命党更孤立。他们缺少汤化龙、汤寿乾这样的士绅同盟者，也不打算建立武昌式的稳固政权，只想依靠突然袭击制服朝廷，或许是更重要的失败原因。吴禄贞之死对阎锡山打击最大，他变成了北方最后的革命政权。从此，主战场从武昌移向太原。他在黎元洪最危险的时候挽救了鄂军，因为北军肃清侧背的危险以前，是不敢在南方冒险的。晋军体现了进攻无力、防守坚韧的特征，构成他们在以后几十年的标志。战争从太原延伸到大同，晋军节节败退，但伤亡甚少。京师的威胁仍然未能解除，南京、上海已经落入革命党手中。作为南北和谈的条件，清军将山西交换给阎锡山。

这次战争体现了山西精英集团的政治德性，对山西此后十几年的相对独立贡献甚大。北洋虽然比以前和以后的政权更尊重宪法，但绝非不乐意扩张势力范围，在北方尤其如此，相对独立的秦军、豫军都迅速瓦解了。晋军的特点是团结能力很强，同乡观念很重，是一群缺乏野心和幻想的土鳖，出不了自己的夏超和唐生智。正因为如此，客军无法对山西占领区实施有效统治。原有的统治集团即使失败，也很难分裂。这些现象与其说源于阎锡山个人的贡献，不如说因为山西人有太多的小地主和小市民性格，士大夫文化却非常薄弱。浙江、湖南都是因为明星太多、群众演员太少，才会没法摆平内部，遭到愚昧和团结的北军征服。当然，阎锡山的外交手腕确实贡献良多。他和大部分同乡一样缺乏野心和表现欲望，因此逃避了大部分危险。他的内政卑之无甚高论，大体是日本地方治理的翻版。宋教仁、梁启超一流人物的大才弘论，他完全拿不出来。只是他能够循序渐进地实施，而且有足够长的时间实施，所以才能造就模范省。模范省不是聪明才智的体现，而是笨人勤勤恳恳的成果。过多的智力容易产生不成比例的野心和虚荣，在演化系统中并不总是优势。

阎锡山借助他和同盟会的老关系，加入北伐军，结束了山西早期的平静和发展。这项决策是他自己及其政治集团毁灭的开端和原因，从反面证明早期政策的英明。除绥远殖民以外，晋军在省外的冒险像泡影一样短暂和虚幻，却首先将国共两党，然后将日本人引进了过去的世外桃源。不过山西人的性格和地方主义的优越性仍然表现得非常明显，跟其他各省对比就尤其明显。晋军总是失败得更慢，抵抗得更久，仿佛回到了中世纪的佛兰德，最强大的军队也只能在一座座城堡之间爬行，难以想象拿破仑式的长驱直入和土崩瓦解。五百完人的传奇虽然有神话成分，仍然不大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

阎锡山晚年隐居台湾，努力用儒家思想解释他的地方主义实践，结果主要是暴露了他缺乏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天赋。他的才能是德性的附属品，他的德性是土豪的德性，和山西地方社会一样特殊，无法复制。他本来应该在保守主义和特殊主义当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话语，却阴差阳错地陷入普世主义话语和革命家的政党，经常觉得自己是对的，却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