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中华梦」钱穆

虽然「中国梦」从来不曾存在，「中华梦」倒是「美国梦」真实存在的对照。「美国梦」的意思是草根都有奋斗成功的机会，因此有粗野之民无猥琐之民。美国梦的主角应该离家出走，比其他人更擅长征服外面的世界。中华梦的主角恰好相反，应该比其他人更擅长自我剥削。（其中当然包括剥削妻子和小孩，不过后者严格说来不能算独立的人。）战争时期，他比大多数邻居更擅长对官府和流寇磕头。和平时期，他比大多数邻居更擅长降低家庭消费标准。他如果读书，就会比大多数同学更擅长虐待自己。他对外人软弱，对家人苛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开拓型社会的成功者需要的各种品质，在内卷化社会当中只会增加灭亡的概率。

钱穆（1895-1990）是这种励志模式的精品，天生具备苦情戏主角的气质。如果莫罗佐夫（俄国富商，布尔什维克的赞助者）家族适合代表无产阶级，钱穆就同样适合代表剥削阶级。他如果秉持「阶级地位决定教育投资」或「生活质量优先」的原则，大概早就放弃了。他的成绩一开始就是自虐的产物，永远摆脱不了「苦寒」的阶级烙印。内卷化社会淘汰了勇气和想象力，扩散了忍受长期重复枯燥劳动的非凡忍耐力。《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在学术界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越南水稻农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的地位。技术简单，心思细密，毅力超强，时间廉价。这种人在低级职位上如鱼得水，会迅速上升到工头的地位，一旦越过时间价格海拔线，就会无所适从。新莽时代的谶讳之学，原本是诸夏时代百家争鸣的余波。宪法斗争退化为小册子宣传战，反映了多国体系和阶级结构的退化和灭亡，但其中还残余一点点贵族时代的遗痕，犹如肥皂泡里面总有一滴水。学术无产者完全丧失了宪法理解力，把自己定位为校勘辨伪的书记员。

考订揭穿神话制造者的谎言，其实只是新旧神话交替期特有的现象。死老虎需要鞭尸示众，天真的学究往往就把自己当成了打虎将武松。①康有为的今文学当然是在发明历史，然而辉格党人的英格兰古老自由神话又何尝不是发明。康有为不是因为发明历史而失败，而是因为失败，本来可能附体成真的历史，最终流产为孤魂野鬼的神话。戴季陶的神话②占据了康有为神话觊觎的生态位，并不比后者更经得住钱穆式的考订。立国神话的斗争，目的是要重新选择命运。马基雅维利认为，统治者的德性和日常生活的道德完全不是一回事。神话的真实和考据的真实，差距并不会更小。神话家本来就不在乎真实不真实，素人又根本判断不了真实不真实。只有极少数陈寅恪式人物才能看清钱穆的精密，表示由衷的佩服。钱穆自己并不以考据专家自居，但他的见解没有偏离宋明义理的主流太远，因此辨识度没有高到足以引起重视的程度。

1、《师友杂忆·九、北平燕京大学》：「余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

2、戴季陶：「中国民族是以一个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础，中国人民说是有四万万，这四万万当中，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来，中国是一个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

无论如何，钱穆的声誉就此奠定。顾颉刚向胡适推荐钱穆的时候说：「闻孟真（傅斯年）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也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能教之功课他也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然而仿佛天意如此，两人早先接触时就出现了尴尬的场面。钱穆脱口而出，询问《史记·六国年表》。胡适这是已经是社会闻人，不可能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面，无法回答过于生僻的问题，很快就以微不足道的借口逃之夭夭了。①胡适似乎没有记恨钱穆，还说涉及先秦诸子的问题，与其问他自己，还不如去问钱穆。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的时候，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长。前者是孤立的个人，后者有强大的关系网。胡适的为人如果真像后来的红色学者一样，钱穆早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1、《师友杂忆·八、苏州省立中学》：「一日，苏州女子师范请胡适之来演讲。翌晨，转来苏中演讲……适之与余本不相识……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毕，典存留宴，余亦陪席。适之午后即欲返沪，典存告以太匆匆，何不再留一宵。适之谓忘带刮胡子刀，今晨已不耐，不可再留。」

钱穆具有「苦寒」学者的两大主要特征，迟钝和怯懦。「苦寒」一词的语境如果移到网络时代，大概跟「屌丝」相去不远。书面知识具有较强的平等性，经验知识具有较大的排他性。乡下孩子收集冷僻书籍，比较容易；结交京华名流，比较困难。举止得体意味着高度的环境协调性，直截了当说就是要从小习惯良好的社交圈。钱穆的迟钝与其是性格问题，不如说是阶级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青春期习惯的阶级问题。同时，「苦寒」还具备「屌丝」不一定具备的内卷性。他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应该让着大人物，否则就是有所亏欠，几十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仿佛《小公务员之死》的东方版。「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次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戒不与余语。」

他后来见蒋介石的时候，同样诚惶诚恐，因为误坐了蒋介石的座位，心里好生过意不去。①胡适不喜欢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蒋介石则比较喜欢，但钱穆的反应不是基于党派站队，而是基于阶级站队。他的本能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也不是英国托利党人的阶级契约，而是典型的臣妾之道，贤妻孝子自我牺牲的本能。基督教有「活出基督」的说法，意思是要将基督的精神内化到自己的行为当中；根据同样的标准，钱穆显然就是「活出宋明义理」的典范了。虽然「宋型社会」正在以加速度溃败，但陈寅恪所谓的这种文化「所化之人」（《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至少在绝对数量上，仍然相当庞大。这种人如果没有像钱穆一样及时细软跑，肯定就在五十年代前五年自取灭亡了。这种人和TG的关系，差不多就是笑话里面的「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他们苦心修养的优秀品质，主要用途就是自掘坟墓。五十年代后期的所谓受害者，其实多半是五十年代前期的帮凶，他们力图在舆论场为自己营造的地位，其实本来应该属于钱穆那些没有跑路的同类。TG之所以容忍他们这样做，其实就是为了给真正受害者钉上最后一颗棺材钉。凶手如果不能通过历史彻底杀死受害者，凶手对受害者的谋杀就会变成凶手和受害者的婚姻。这种状态比赤膊上阵的武斗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和消耗性，尤其是在双方还要间断性地假装恩爱夫妻的情况下。

1、《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总统命我同餐。过至别室，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坐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一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不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对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步，即将桌上预放碗筷互异，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

钱穆出山的时代，知识界的歧视链已经大致形成。洋学历的有无，直接关系到学究的物质待遇和心理慰籍。钱穆不仅没有洋学历，甚至连土学历都没有。胡适说土鳖容易有极权倾向，当然并不准确。苦寒学者容易小气苛刻，跟极权的夸张炫耀相去甚远。胡适又说土鳖容易反对自由主义，跟他们缺乏对西方的直接感知很有关系。这话即使不适用于别人，至少适用于钱穆。钱穆非常了解他赞赏的东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证明；并不了解他反对的东西，《国史大纲》序言就是证明。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对东亚社会的看法根本不是什么虚无主义，而是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自然感受。东亚对他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对钱穆却是生活和思想的全部。他们看到钱穆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批评，怜悯的感情恐怕会多于恼怒，多半会强化原先就有的偏见：钱穆这种人毕竟还是没有见过世面，读万卷书虽然很好很强大，毕竟没有行万里路重要。从外部的大环境看，胡适和泛自由派圈子觉得蒋介石政府不断压迫他们。从教育界的小环境看，钱穆和其他土鳖都觉得主流自由派不断压迫他们。钱穆在北平，听说蒙文通去职，大有兔死狐悲之感，甚至扬言要上街摆书摊。①北平陷落前夜的学者抢救计划没有包括钱穆，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当时知识界的生态和钱穆本人的阶级地位。钱穆逃亡香港，维持新亚书院，都要依靠自己，同样说明他在当时还不是重要人物。

1、《师友杂忆·十、北京大学》：「适之告余，秋后文通将不续聘。……余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

钱穆升至士林领袖的阶级，实际上还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冷战的二十年间，社会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人在二战时期积极支持左派文艺圈，在冷战开始以后渐渐转向支持儒家保守派。蒋介石痛悔不该过分迁就党内自由派和知识界自由派的纸上谈兵，在敏感的机会窗口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开始注意原先不屑一顾的钱穆。泛自由派的学者在冷战边界两侧同时遭到整肃，在美国又没有适当的听众，犹如花枝剪断插入瓶中，无法改变日渐凋萎的命运。与此同时，钱穆在新亚的耕耘开始结出果实。他的弟子渐渐成才，获得了比自己年轻时代更有利的地位。妃嫔的地位来自王子的追认，老师的地位来自学生的追认。从势利的角度讲，门生满天下的老师才有利用价值。蒋政府为了对抗Mao的文化Ge命，格外强调中华文化正统性。钱穆对他们而言，乃是非常合适的品牌。1967年，蒋介石为钱穆筑素书楼。1968年，钱穆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华人多为人情左右，喜欢到处奉送廉价的恭维，为晚年的要人掩饰早年的寒微，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钱穆形象，大部分在他晚年层累造成。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钱穆是鲁迅那种心机深刻、精明强干的经纪人。他没有妻子和学生的照料，连正常的生活能力都没有。他暮年对虚名的需要，低于追随者消费导师虚名的需要。他在最后的岁月中，基本放弃了学术，致力于思想和文化，但世界没有走向他期望的方向。素书楼事件①或许缩短了他的残年，但也保护他免遭更大的失望。

1、80年代末，时任立法委员陈水扁等人说钱穆住在素书楼「既无租约，又不付租」，是「非法占用公产」，要求收回。1990年6月1日，钱穆迁离素书楼。8月20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