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冯玉祥，或民国吕布的一生

冯玉祥是北洋最初招募的士兵，因为文化不高只能担任督队官。北洋军的正规化程度很高，军官的升迁取决于考试成绩。冯玉祥每一次都考不上，只能看着有文化的同事青云直上。如果没有第二十镇统制陈宧的特别赏识，他可能终身默默无闻。冯玉祥出任管带后，请求长官推荐他去陆军大学深造，以免遭受正途同事的歧视，因为他升官以后还是不会考试。陈宧鼓励他说，你比大学生强得多。他明白长官需要死党，就留在军队中。辛亥军兴时，陈宧已经调往参谋本部。他随全军加入了滦州立宪军的起义，事败被捕。妻舅陆建章在京师担任营务处总办，说情得免。辛亥以后，陆建章转到军法处。这个职位在老派北洋军人的眼里，跟可耻的告密者差不多。陆建章没有战场的贡献，却想依靠给领导打袍泽的小报告升官，得罪了包括段祺瑞在内的绝大部分军官。冯玉祥在这位军师的教导下，积极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觉得他的部队非常可靠，而大部分老将越来越不听话，决定挟战胜之势调整部署，重演以内廷压制外朝的古老权术。他派陆建章出镇陕西，派陈宧出镇四川，派冯玉祥支援这两位老朋友，恰好可以达到公私两便的目标。这样的手腕不能说不高明。川陕战略布局尤其酷似康熙对吴三桂的包围。滇军看到陈宧南下，立刻明白自己就是假想敌。护国战争爆发后，冯玉祥为恩主力战。叙府战役导致双方损失惨重，在民初异常罕见。

袁世凯相信陈宧是他最可靠的人，陈宧也相信冯玉祥是他最可靠的人。然而随着南方各省的中立化，两人都发现自己站错了队。只要北洋老将暗自破坏，护国战争就不可能重演二次革命的胜利了。陈宧后悔自己看错了真正的力量所在，不仅向滇军停战，而且宣布跟袁世凯个人断交。当时宣布独立的各省甚多，却从来没有人想到如此取巧和恶毒的方式。袁世凯的感觉犹如凯撒看到「布鲁图斯，连你都在内」，病情急转直下。陈宧的意思是讨好北洋老将，表示他只背叛袁世凯，不会脱离北洋团体，结果适得其反。段祺瑞认定他是小人，理由非常充分。老臣反对袁世凯称帝，是为了爱护袁世凯，所谓君子爱人以德，不能陷领袖于不义。陈宧为了个人的利禄，把领袖放在火上烤。袁世凯陷入绝境，他比谁都应该尽忠到底。结果当初反对帝制的老将没有公开独立，劝进的佞臣倒抢先独立了，实在令人齿冷。如果为政治关系不得不公开反对恩主，至少应该公私分明，私下留一点余地，何至于刻意倒打一耙。政治行动往往迫于形势，私人举措就不能不说是人格的体现了。段祺瑞愿意跟黄兴和蔡锷讲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自己人；绝不原谅陈宧和唐绍仪，因为他们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私人。陈宧觉得有冯玉祥的正规军支持，应该能够压住地方军，不料冯玉祥一见老上级在北京失宠，立刻如法炮制地宣布：「本军全体官兵，毫无权利思想，决不因都督位置之关系，拥护陈公个人为都督而启战端。」 「个人」一词妙不可言，充分体现了「现世报」的精神。陈宧的愤怒不亚于袁世凯，只是他的肾脏比洪宪皇帝陛下坚强一些，非但没有一蹶不振，还能支持他灰溜溜地逃出四川。他经过绵竹时，痛定思痛地表示：「惟利是图，本无所谓信义，受了他的愚弄，此人诚可畏也。」后来跟冯玉祥打交道的人一再重复了类似的辞令。

战争一爆发，冯玉祥的另一位军师陆建章在陕西也无法立足。他明显根本不会打仗，浪费了袁世凯和冯玉祥留给他的部队和装备，只能恳请陕军放他全家出境。陕军同意了，但没有忘记在潼关附近抢劫他的车队和侮辱他的女眷。辛亥年出境的大清督抚一般不会遭到这样的待遇，但苏联军官对暴露身份的克格勃人员很可能做出更过分的事情。学生当中的告密者如果失去了老师的保护，遭到的下场其实也是同一性质。陆建章回到北京，当权的老将不准他重操旧业，但他的阴谋家本色犹在，至少冯玉祥仍然听他的话。护法战争爆发后，段祺瑞派冯玉祥去湖南讨伐。冯玉祥在前线不肯作战，反而通电主和。段祺瑞的宠儿徐树铮相信一定是陆建章指使的，终于找借口杀了他。吴佩孚赶走了段祺瑞，冯玉祥相应地撤出了湖南。他随即逼死了陕西督军阎相文，占据西北通道，然后乘吴佩孚和张作霖决裂的机会，出关进占河南，杀害了降将宝德全。北洋诸将习惯于比较费厄泼赖的战争，对他这种斩尽杀绝的做法颇为不满。曹锟不仅不肯奖励他，反而把他贬到内蒙古。苏联这时刚刚打开外蒙古路线，需要边界之外的缓冲区，双方一拍即合。段祺瑞的失败导致许多政治掮客失业，包括李大钊。双方经过李大钊的牵线搭桥，建立了稳定的关系。苏联通过外蒙古向冯玉祥提供军火和物资，李大钊获准在内蒙古成立「内蒙古人民党」。

冯玉祥乘吴佩孚和张作霖再度开战的机会，突袭北京，逼死曹锟的弟弟曹锐。他在苏联和国共两党的支持下，宣布他的政变为首都革命，把军队改组为国民军，然而张作霖坚持拥立段祺瑞出山，他不得不让步。他一进北京，就撕毁了1912年的五族条约，将大清皇室赶出宫廷，引起了后来的满蒙分离运动。进步知识界发出一片欢呼，只有王国维断言他们一定会尝到丧失条约保护的恶果。段祺瑞执政府为了表现革命，解散了旧国会，宣布废除法统，召开善后会议，筹备将来的国民大会。苏联并不满足于这些暧昧的表现，决定以中国为拳击手套和人肉盾牌，报复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冯玉祥派兵封锁大沽口航道，撕毁了辛丑条约。国际社会果然提出抗议，要求段祺瑞约束他的部下。北方局在李大钊和徐谦的策划下，组织学生包围执政府。这些手段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逼宫。段祺瑞在国民军戍卫的北京城，甚至无法保护亲信徐树铮，不得不逃往东交民巷。执政府一旦垮台，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缓冲就消失了。两人的斗争体现了苏联和日本在东北亚的对抗，但地位并不平等。张作霖虽然亲日，但在奉天有充足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冯玉祥占据的内蒙古根本没有供养大军的资源，一切都依靠苏联供应。他得到的资助，比南方的国共两党加起来还要多。苏联在满蒙、远东边界的政策不同于东亚，反映了苏联国家利益和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内在矛盾。前者要求建立满蒙内亚缓冲国，产生了外蒙古、冯玉祥、郭松龄、盛世才，以张作霖为最大的障碍。后者要求发动上海、香港、南洋的工人运动，以大英帝国和国际金融资本为假想敌，希望国民党安心做保护工人运动的白手套，不想在远离苏联边界和口岸资本主义的华南内陆浪费力量。由于冯玉祥、郭松龄在北方的失败和孙文、蒋介石在南方的坚持，苏联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1928年北伐到1975年印度支那战争的连锁反应，就是在1921-1924年间启动的。冯玉祥在这次战争中，根据李大钊的策划，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河南。他以兴办学校为口实，没收了寺庙的财产。进步知识界再度发出一片欢呼，同样只有当年的王国维预见到他们很快就会亲身领教践踏私有财产的后果。

蒋介石在宋子文的支持下，获得了稳定的财政基础，随即开始对冯玉祥下手。冯玉祥的军队依靠蒙古路线，直到中原大战，仍然拥有火炮和炮弹的优势，但内部的分裂使他们无法持久。西北军产生的次级政权仍然控制华北大部，但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冯玉祥。从石友三到宋哲元，西北军将领以一仆多主和反覆无常著称。日本人和苏联人都发现，策动他们叛变比策动其他军队更容易。冯玉祥最后的岁月在海外的流浪中度过，终于在蒋介石倒台的前夜找到了最后一次倒戈的机会。他乘坐苏联船只回国参加北京的新政协，在途中神秘地遭遇火灾，带走了许多不宜留存的秘密。他和李济深参加新政协，组织反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都是周恩来和社会部的成绩。两人回国的安排，都出自地下组织之手。两人只有一点区别。李济深非但不是国民党联俄的策划者，而且是清党镇压的积极分子，不大可能掌握苏联的机密。「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的名言，就是为他这种人准备的。他同意北上，是香港工作委员会的重大胜利，因为他很有可能留在香港经营第三势力，而且有把握得到美国的支持。冯玉祥是苏联的老朋友，比周恩来和蒋介石资格更老，比谁都清楚共产国际对远东的最初策划。他同意回国，不需要特殊的经营，因为他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选择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