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慈禧——晚清「王熙凤」

孝钦后（慈禧）生活在《红楼梦》的世界内。幻想总是比现实夸张一点，曹雪芹的包衣家族和江南织造权位没有小说中荣、宁二府煊赫，非常接近于慈禧父辈如果走运就会达到的地位。因此，他们幼年耳熏目染形成的认知图景异常接近。有些人认为这是晚期帝国士大夫的文化氛围，其实不是。八旗子弟虽然浸染儒学，绝非江东士大夫的同侪。他们属于宫廷系统，对侍从职位有本能的敏感性，对儒学的理解是高度功利性的，仅仅因为皇上尊儒，天子近臣自无反抗之理，然而他们理解的儒学就是贾政和贾母那种风格。贾政的儒学就是元代以后的科举应试教育，朱注以外的世界完全不存在，看到古注就觉得是异端邪说、甚至可能是反清复明的恶毒攻击（有些文字狱就是这样产生的，原因在于皇帝既不讲理又不读书，不能忍受孔孟汉宋诸儒偶尔冒出来的贬斥夷狄言论，拿他们的徒子徒孙开刀。），听到古风古诗就觉得是浪费时间的娱乐，因为《大清高考大纲》已经删除了这些内容。贾母的儒学就是戏剧、小说教她的忠孝节义之类通俗说法，但有许多内容是宿儒从来没有接受的，例如雷劈不孝之子之类，其实照孔子的标准都属于怪力乱神。醇儒讲究博古通今、儒雅风流，并不瞧得起旗人乱七八糟的家学。

慈禧毕生没有走出她的家学世界。在她的同侪看来，她是王熙凤一流「能干媳妇」，任劳任怨、泼辣弄权。大家族里少不了这种当家媳妇，可是她的心胸狭隘、乖戾恶毒委实坐实了孔门子弟对妇女的所有偏见。在她自己心目中，她是从宝钗、探春起家的贾母。是她在男人不负责任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带领一大家子度过了难关，以后即使作威作福，也是她应得的报酬。如果她对小皇帝和晚辈作威作福，那就更是贾母作为老人的特权。在江东士大夫的家教当中，贾政对贾母的孝道是有损门风的。「夫死从子」、「唯家之索」的道理才是儒家的上层和正统。

李鸿章的母亲对家族和儿子的贡献绝不亚于慈禧，从来没有过问儿子家务以外的纪录。他的「政敌」李鸿藻以孝子闻名，他的母亲同样没有干预国事的欲望。事实上，她如果有这种欲望，即使遭到男性家长的拒绝，都已经说明当事人的家教不好，足以丢尽娘家的脸面。陈寅恪所谓礼法门风包括许多内容，其中就包括女性的家教在内。名门的女孩之所以特别难娶，就因为她们自幼家教严格，懂得自觉遵守儒家礼法，不会做出让夫家难堪的事情。贾母和慈禧的做法就属于门风不正，在婚姻市场上卖不出高价。曾国藩孜孜不倦地教育自己的女儿，就是生怕她们犯这种错误，给自己丢人。他送给女婿的嫁妆只有二百两银子，引起了士大夫同侪的一致崇拜。慈禧听到消息，觉得不可理喻。八旗「红白喜事」讲究大排场，否则就是没面子。这种面子观念在江东士大夫眼中，就叫没文化。

许多冲突产生于士大夫的上层儒学和八旗的通俗儒学之间。前述的李鸿藻丁忧请辞，慈禧就表示很不理解，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沽名钓誉？是不是有些大臣想借此机会逼他下台？这些怀疑在儒生看来，就是不该垂帘听政的证明，因为先王之道就是宪法性原则。拥护不尊重宪法的领袖当权，这还得了！最后只有由倭仁和翁同龢等人联袂解释，才化解了一场危机。同治无子，醇王之子光绪继位。礼部的大臣和御史吴可读立刻看到：如果光绪的继承人拒绝替同治传递香火，就会构成严重的宪法危机。慈禧一度感到不能理解，也说明她的儒学教育非常肤浅。她侵夺儿子和侄子的皇权，还认为这是小辈应有的孝顺。

戊戌政变后，她喜欢看《天雷报》之类通俗戏剧，内容是不孝之子受天罚，一方面说明她的品味委实不高，对比一下武则天就非常清楚。武则天是诗歌革命的发起人，宋之问和沈诠期的保护人，豪放粗糙的古体诗在她的宫廷里演化成精致典雅的近体诗。慈禧身边没有诗人，甚至不爱当时认为比较高雅的昆曲。她保护和培养的京剧，在当时社会看来属于通俗文化。贾母和王熙凤喜欢看戏，左宗棠的周夫人肯定会认为有辱门风。士大夫的闺秀即使想要吟风弄月，也是李清照一流人物。柳如是的诗歌入得了上流人士的法眼，京剧即使日本人都不放在眼里。

这种爱好另一方面说明在她心目中，政策对不对还是其次，关键在于晚辈竟敢顶撞长辈，就是大逆不道。儒家士大夫绝不可能支持她的想法。周礼的先例是毋庸置疑的：周文王的妻子、周武王的王后早已垂范在先，丧父的太后应该把政务交给儿子，自己管好家务事就行了。太后篡夺儿子的皇权，同样是僭主，必须受到千秋万代的唾骂。何况根据大清家法，先皇应该任命托孤的摄政大臣，不应该垂帘听政。文宗（咸丰帝）的遗嘱并不疑义，完全符合周孔之道和祖宗家法。慈禧作为未亡人，竟敢撕毁丈夫的遗嘱，蔑视先王之道，肯定要为宪法危机承担主要责任。恭亲王有「大清亡于方家园」之说，就代表了真正儒家应有的看法，但恭亲王自己就是垂帘听政的始作俑者，当然不能正色极谏，尽周公吐哺之道。

从儒家史观看，慈禧夺权本身就是罪行。不合法的权力本身会产生出更多的弊政，因为忠臣不能服侍不合法权力，小人当国自然会引进更多的小人，用歪曲的伦理为自己辩护，最终用更大的错误掩饰最初的错误，最终导致王朝的崩溃。具体的错误都是这样造成的，相当于原则性错误不算重要。依据「赵盾弑灵公」的原则，恭亲王和曾国藩李鸿章做不到周勃灌婴和狄仁杰张柬之的拨乱反正，已经有亏职守。这种看法现在不大流行，说明儒家的传统已经中断。目前流行的判断其实是：她是不是优秀的中国领导人。这是个伪问题，因为「保中国不保大清」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当时中国一词多半用在外交上面，而且只能用在外交上面。谁主张大清皇帝就是中国皇帝，谁就有颠覆帝国的嫌疑。即使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各位亲王都不能接受他们也是中国人的理论。

近代中国—-不如说华夏—-政治变化的速度太快，因此造成了诸如此类的混乱。国民党就曾经以反革命的罪名，审判武昌守将刘玉春。后者的回答等于是：我什么时候参加或赞成过你们的革命？吴大帅提拔任用我，不就是镇压你们这些革命党吗？国民党还算比较要脸，没有勇气把这种荒谬的指责坚持下去。后来许多人的理论国民党更不要脸。这些理论的实质都跟皮萨罗审判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的理论依据相同。当时孟德斯鸠和格劳修斯就忍不住反问：印加人为什么要遵守西班牙的法律？阿塔瓦尔帕当权的时间不是在西班牙人统治美洲之前吗？如果你想问慈禧应不应该为中国负责，也就可以问罗马皇帝应不应该为那不勒斯国王多修几条大路。

如果一定要考虑慈禧和中国的关系，答案应该是：相对于文宗和士大夫，她的政策既不好也不坏。她只想要权力和利益，政策上继续走她丈夫临死前确定的道路：宫廷应该跟南方士大夫合作，避免元顺帝的命运。在这方面，他们是成功的。至于应付西方及其世界体系，在庚子以前，他们的水准几乎相等，但慈禧对庚子和《辛丑条约》负有特殊责任。在恭亲王或李鸿章的领导下，这些事情几乎没有发生的可能。她缺乏良好的教育，因此容易上当受骗，也不肯承认夺取儿子的权力本身就不合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即使不了解西方外交原理，至少比较忠于儒家道德原则，认为忠信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是想做君子的人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不会认为：只要能打赢洋人，即使火烧翰林院也没关系。刚毅和端王周围的亲贵却就是这么理解的，他们的儒学水准就跟贾政差不多。他们能够欺骗慈禧，因为慈禧的水准本来就跟贾母差不多。

晚年的慈禧陷入自己无法理解的新世界，变得很容易上当受骗。一张PS的照片就能骗到她，而且大臣不骗她几乎办不成任何事情。这种情况跟顽固派老人在晚辈当中的处境非常相似。张之洞骗她说，立宪对朝廷有好处。她也就信了。但她毕竟是王熙凤。虽然不关心政策，却关心权力。她始终积极部署，不让戊戌翻案。心术之巧，不亚于王熙凤对待尤二姐。满人的权力能不能保持，大清今后的命运如何，她反倒可以放手交给大臣，王熙凤对贾府的态度也是这样。根据儒家的忠诚观，她当然不是维护大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