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地球村利益格局的基本手段──战争

和平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主题，但创造和平的手段却往往是战争。

被誉为“军事学之父”的德国军事学家冯•克劳塞维茨在其经典名著《战争论》里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国际上许多通过商务谈判与外交谈判没办法解决的事情，最终还得通过战争解决。

不同的文化产生出不同的战争方式，世界历史上的四大古文明都曾发展出自己的辉煌军事艺术，比如我国的《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就一直深受尊敬。土地肥沃但人力缺乏的社会比较倾向于一种仪式化的战争，因为他们的战争目标在于俘虏人口，而不是扩张土地，古代的中国就是如此，如孙子就曾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同样以军事文化历史悠久而自傲的西方作战方式，无论是通过战斗、围攻，还是消耗，西方战略压倒一切的目标几乎都是彻底击败和摧毁敌军，这恰好与东方一些国家相反。但在近现代世界军事艺术占据领袖地位的仍然是西方的军事科学。

西方的军事艺术的历史足以与我们中国的军事艺术历史媲美：与《孙子兵法》同时问世的西方军事名著是弗莱维厄斯•雷纳图斯•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问题》，一直被视为军事方面的经典著作。此书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其中一部分被缩写成袖珍本，以备军人在战场上使用。直到18世纪，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也拥有一本，他还对这本书做了详细批注。其他的军事著作也经久不衰地受到欢迎并产生着重大影响。凯撒的《战争史》，还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西方军事艺术的瑰宝。直到1914年，乔治•C.马歇尔还发表评论说，“一个士兵的军事教育应该从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这本书写于约2500年前。

西方作战方式通常依赖于五个基础原则，最重要的原则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上的先进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虽然在很长时期内，西方并不总是拥有技术上的优势，比如西方军事上的重要革新，如火药应用于军事，就是源于它对东方的学习。但西方善于学习与变革，所以火药的发明地是中国，但以后挟洋枪洋炮之便利，横行了几大洲的却是英国等西方国家，英国后来在上个世纪中以少胜多，在中国本土上打败了火药发明国的始祖，其时军事技术上已相当落后的清军。另外两个基础原则是纪律与侵略性军事传统。但这三者还不构成西方军事传统与其他国家的本质区别，因为我国的孙子早就提出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许多主张。应该说，构成西方军事强权的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首先，西方具有独一无二的变革能力和在必要的时候保持其作战传统的能力；其次，它具有为那些变革提供金钱支持的能力。晚近的军事史学家们将西方这种变革能力与生物学上的“间歇平衡”模式相比较。在这种模式中，发展的进程是这样的：长期的缓慢增长中不时插入一段突发性的变化。14世纪当步兵的重要性已缓慢而稳固地发展了很长一段历史之后，瑞士矛兵和英国骑兵突然戏剧性地变成了重要角色。接着，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实验之后，15世纪30年代，火药大炮开始了围攻作战技术上的革命。又经过大约一个世纪，随着持续不断且代价高昂的实验，一种新的被称作大炮壁垒的防御技术把战争的状况又拉回平衡。每一次革新都将旧的平衡均势完全打破，继之就是一段迅速转型和调整的时期。与此同时，军事成本大大提高。引进火药武器之后，每场战争的费用都证明比以往大大增加了，军用金属的价格上涨到了惟有一个集权化政府才有力量去支付这样的战争的程度，发明集权化这种方式以应付如此昂贵的战争形式显然使西方国家的权力得到加强。每一次规模和武器装备上的新变化都要求努力到藩属国去掠夺新的资源，同时还需要一套扩大的官僚体制去对付它们，因为这种战争要求从中央筹备军资和军需品稳固地转向更广大的范围，因为它同时也促成了更高的税收，更庞大的借贷以及更强的集权化。西方国家的军事活动和政府形式因此变得更加密不可分：国家发动战争，同时战争又缔造国家。这使人想起生物学上DNA分子中两条蛋白质链螺旋上升时在各个不同的分立点上相互作用的双重结构。

军事技术发展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了西方国家的疆域。因为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正如军事史学家、《剑桥战争史》的作者杰弗里•帕克所说的那样：“在过去2500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军事天才或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根基。这种军事优势意味着西方很少为成功的侵略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本世纪两次燃烧在西方本土的世界大战是个例外，本文作者注）……到1800年为止，西方国家已控制了世界陆地表面35%的地区；到1914年，这个数字已增至85%——仅在1878年至1914年之间就获得了1000平方英里的土地。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其直接控制地区的面积急剧收缩，但西方军队仍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插手它所选择的陆地或海洋地区，这一能力为保护其附属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维持全球的势力均衡提供了帮助。这一能力曾在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和拉茨菲尔德战役（公元955年）中保护了西方，也曾在特诺奇拉战役（公元1519～1521年）和普拉西战役（公元1757年）中扩张了西方霸权，今天，或好或坏，它仍然在世界上维持着其支配地位，没有它，’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下一个世纪中，军事力量仍是各国维持自己国际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工具。铸剑为犁还只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但是不管怎样，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战争一直是文明的首要敌人。它的主要结果一直是通货膨胀、贫困、革命与混乱。因为“它摧毁一个又一个民族的优秀儿女，而留下弱者来延续人类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