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为什么要了解历史？
这篇文章其实本来没想收入文集，因为它的产生实在纯出偶然，况且也不是我自己原创性的见解。
千年之交时，我看到不少报纸杂志都连篇累牍地报道千年大事，非常热闹，但就没有一篇文章对文明史中至今仍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结构性支撑的文明源头做一梳理。好在平常还读过一些书，脑子里记得一些事情，也知道哪些书是讲述历史的“良本”，于是于匆忙中命笔写下了这一篇。当时手头的书是这样几本：［美］杰弗里•帕克的《剑桥战争史》，［英］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兴衰史》，［美］道格拉斯•诺斯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这篇文章主要是将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与历史观介绍给读者，发表于我供职的《深圳法制报》1999年12月31日。我让同事小任编发时，她很高兴，但我却比较悲观地告诉她，咱们这报纸的读者层次决定了没多少人看我这篇文章，就算咱们自得其乐地纪念一下千禧年吧。
但我的估计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过几天以后，同事小谭在外采访回来告诉我，他去某区采访时，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对他说，这篇文章他非常仔细地读过，他正在上高中的儿子也一起在读，他们父子俩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篇文章。还有一位读者打电话给我，请我给他介绍几本可读的历史书。这位读者说，他非常喜欢历史，但就是找不到一些很好的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历史书。
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会让自己的后代放弃对历史的学习，欧美国家与日本从小学开始就让青少年们学习自己祖国的历史。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就是从让下一代学习历史开始起步。今天的年轻人大多认为历史只是很久以前的一段已模糊不清的烟云，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过于遥远，对于今天没有指导意义。极端的例子是一些家长要求学校废除历史课，“因为这对将来的就业没有好处”。对历史遗忘得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今天不少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这一世界历史上少见的自我毁灭运动甚少了解，即便有一星半点的印象，也大多是歪曲与不真实的“了解”。这种对历史的轻薄态度历史上不曾在古老的中国出现过，中国思想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被归纳成经史子集四部，史的地位仅次于经，自从司马迁提出历史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作用以来，从未有人否定过历史对人类的这种作用。我国历代君王培养太子时，历史的学习从来就被放置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没有人敢轻视历史的借鉴作用。司马光专为统治者写的史书，就名之为《资治通鉴》。
但欧洲18世纪曾出现过对历史的轻薄。那个时代，历史作为对过去提出科学评价，或是作为对未来提出可能指导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对赫伯特•斯宾塞来说，历史是“毫无价值的闲话”，对于重视法律建设的拿破仑来说，历史是“大家公认的无稽之谈”。即使是杰出的历史学家、《罗马帝国兴衰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也悲观地认为：历史“不过是人类种种罪行、愚蠢和不幸的记录。”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则在其悲观的时候认为：“各国人民和政府从研究历史中学到的惟一的东西，就是他们从研究历史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然而历史对人类的重要性，不会因为这些看法而消失。除了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种作用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自尊自爱之情，让我们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走过些什么路。经济学应该说是一门与历史相距最遥远的学科，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用发展经济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碰壁以后，终于有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解发展中国家历史对分析今天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有关键作用，这才有了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经济学家中惟一能够在思想体系的庞大方面与马克思媲美的熊彼特就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但如果三门只能学习一门的话，他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熊彼特对历史的看重。
伟大的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就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还有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我记不清名字了）说过：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以前的伟大，不学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现在的贫弱。
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历史。
（原载于《深圳法制报》1999年12月31日，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