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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

前言

西汉初期是礼学由衰落到兴盛发达的时期。秦末起义，暴秦瓦解，天下嚣嚣，礼崩乐坏。刘邦进据关中，战胜项羽，即皇帝位，群臣在宫中饮酒争功，喧嚣呼叫，拔剑击柱，弄得汉高祖十分恼火。博士叔孙通便征聘鲁地儒生数十百人，制礼作乐演习。长乐宫建成举行典礼，叔孙通布置酒宴，廷中列车骑步卒，设旗帜，殿下安排郎中夹陛，武将在西，文臣在东，殿上侍从皆匍匐俯首，群臣依尊卑次序敬酒，莫不肃敬，“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于是，汉高祖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重赏叔孙通，并将他从鲁地招来的弟子都安排做了郎。可知汉初是十分重视礼仪的制定与执行的，礼书的纂辑应当与这个大气候、大背景有关联。《汉书·儒林传》记载，与传习《士礼》的鲁高堂生同时治《礼》的还有鲁地的徐生，擅长礼容、礼仪。汉文帝时，徐生做了礼官大夫，后来传给了他的孙子，还有他的弟子，都做了礼官大夫，另一个治《礼》的学生萧奋做了淮阳太守。萧奋的学生孟卿，传给了后仓，后仓传给了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戴德号大戴，戴圣号小戴，做过博士；庆普做过东平太傅。这几位都是当时著名的礼学家，三家都立为礼学博士，都有学生传承其学。所谓《礼记》，就是关于“礼经”的“记”，即对“经”的诠释讲解，就是礼学家对礼经的解释以及他们所采择的各种意见的辑录。《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就是这类的书。下面，我们分四个部分着重对《小戴礼记》的基本情况加以介绍和说明。

一　《礼记》的作者与编者

传世的《礼记》，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分。《大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德编纂；《小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圣编纂。戴圣为戴德之从兄子。《小戴礼记》，也称为《礼记》，凡四十九篇，是一部以儒家礼论为主的论文汇编。《礼记》的作者，历来莫衷一是。较早提出具体作者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认为《礼记》传自孔子。不过，司马迁这里所说的《礼记》是广义的，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包括《仪礼》等先秦古礼在内的许多的礼论作品，并非今本《礼记》。《汉书·艺文志》著录礼类十三家，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显地不能具体指出作者，只能以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来概括陈述。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认为，《礼记》本是孔子门徒共撰所闻的著作，后世通儒又各自斟酌损益以续学，陆氏并指出《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又引郑玄说《月令》乃吕不韦所撰，引卢植说《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为；孔颖达《礼记正义》结合《孔子世家》之说，看法与陆氏同。后世也不乏讨论《礼记》作者的论述，但除了少数单篇作者或可具体落实之外，大多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

《礼记》非出于一人之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子是由后人汇辑编纂成书的。今本《礼记》的编纂者，郑玄以来都认为是西汉戴圣所编。郑玄《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大戴、小戴是叔侄关系，戴圣是戴德从兄之子。戴圣，字次君。《汉书·儒林传》说：

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石渠，即石渠阁，也就是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具收藏珍本秘籍与举办学术会议的功能。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召集儒生若干人齐聚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戴圣也在其列。戴圣在宣帝时立为博士，后来官至九江太守。他的著作，除了编纂《礼记》四十九篇之外，还有《石渠礼论》、《群经疑义》等著作。

近世有学者对于传统《礼记》编纂者的说法提出质疑，其中较具影响力的，应属洪业先生于1936年所撰的《礼记引得序》，他认为《礼记》不是由戴圣编纂，其编纂时间应在大小戴之后、郑玄之前，而且可能不是一人所辑、一时所成。他的一条理由是，戴圣是今文《礼》学家，而《礼记》中则有不少古文《礼》的内容，因此《小戴礼》不可能是戴圣所编纂。实际上，汉代当时的今古文之争，并不像后来，特别是清人所说的那么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大戴、小戴编纂《礼记》时混用今文、古文，并不奇怪。洪业先生的意见并不能成立。

二　《礼记》的来源与成书

由于《礼记》各篇来源各不相同，所以在谈《礼记》的成书经过之前，必须对全书四十九篇的来源略作梳理。

关于四十九篇的来源问题，历来有些争辩。王锷先生《礼记成书考》汇集各家见解，最后提出：《礼记》四十九篇，应是选辑自《汉书·艺文志》所录的“《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记》等几种著作，以及《艺文志》记载的《曾子》、《子思子》等已亡佚的儒家文献；而这些“礼记”所议论的内容，则是今本《仪礼》十七篇以及散见其他古书或早已亡佚的古礼。

有关《礼记》的成书经过，历来论说甚多。台湾学者周何先生《礼学概论》列出四个发展阶段，分别为附经而作、单独成篇、选编成书、定本流传四个阶段。我们结合出土文献来看，前两个阶段是否必然，因为先秦时代的记文，一般是单独成篇的，所谓附经而作的材料不是很确凿。所以，我们姑且将这两个阶段放在一起，并根据出土文献典籍加以补充说明。

（一）附经而作与单独成篇

早期《礼记》附经而作，可以从今本《仪礼》看到证据。今本《仪礼》十七篇，除了《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等四篇，其他十一篇，如《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篇末都标有一“记”字。“记”后面的内容，或接续书写对经文的发明，或记礼节之变异，或记传闻，这可能是当时学者读礼经时，在每卷经文后面的空白竹简随手附记说明或感想，这些记文便是早期附经而作的痕迹。

单独成篇的形态，先秦时也已经出现。以今本《缁衣》为例，属于战国时期的郭店楚墓竹简及上海博物馆所藏竹简各有一篇，内容大同小异；又如《孔子闲居》篇，也见于上海博物馆所藏竹简（题为《民之父母》）；这都是最好的明证。

汉初所见的《礼记》，也可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四方民间搜集不少古书：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颜师古注：“《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此处《礼记》与《礼》并列，可见学者已有意将“礼记”别为一类。

又据《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壁而得古文典籍数十篇，其中就有《礼记》。据此，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认为：“《汉志》的‘《记》百三十一篇’便包括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两来源。”至于这两种“礼记”流传形式，李学勤认为由于先秦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多以单篇行世，所以不管是河间献王得书或孔壁中书，必有许多书的单篇；也就是说，上述所谓的“礼记”未必指书籍，可能只是一种通称，犹如“史记”一词本泛指各国之史书，至司马迁《太史公书》出，才作为书名的专称。

这些先秦以至汉初的“礼记”与戴圣所编纂《礼记》的关系，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认为，后者（戴圣编《礼记》）犹如“晚出之丛书”，而前者（各种《礼记》来源）则如“稍古之丛书”，这可以算是一个贴切的比喻。

（二）选编成书

汉宣帝时期，戴圣与其叔戴德都在学官讲授《礼》。我们从今天的十七篇《仪礼》可知，各篇备载种种仪节，虽形式十分具体，但这种行礼如仪的节目单，难免枯燥乏味。而传世的“礼记”，累积了历来许多儒家学者的精彩阐释，将各种仪节赋予精神与意义，可让平淡无奇的礼单变得生动，深化礼义，因此二戴从中选编出适用的礼学参考资料，而成大、小戴《礼记》，作为讲学的辅助材料。

（三）定本流传

戴圣虽然编纂了《礼记》一书，但为了配合讲学需要，篇目未必始终相同；这与今天编选“古文文选”相仿，书名可以一样，但选录的篇目可能因为爱好或需求的变化而有所变更，因而初版与再版的篇目未必相同。到了东汉，知名的经学家郑玄为三《礼》作注，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晋人陈邵《周礼论序》云“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郑玄所依据的正是马、卢的本子。经过名重士林的经学大师郑玄作注，使《礼记》的可读性更加提高，于是才有定本《礼记》流传至今。

三　《礼记》的内容与分类

今本《礼记》共四十九篇，以《曲礼》为始，以《丧服四制》为终。其中《曲礼》、《檀弓》、《杂记》三篇又分上、下，因此实际上只有四十六篇。依今本《礼记》篇次，略述各篇内容要旨如下：

《曲礼》上下：略记吉、凶、军、宾、嘉五礼仪文，兼及日常洒扫应对进退之法。
《檀弓》上下：杂记各种行礼故事，尤以丧礼为多数。
《王制》：记述君王应有的行政制度，其中部分有历史依据，部分则是理想之言。
《月令》：按十二个月次，记录各月天象特征，并说明政令、祭祀、行礼等事宜。
《曾子问》：以孔子与曾子问答方式，记录丧礼中的特殊事例，也兼及冠、昏等吉礼。
《文王世子》：记世子的教育问题，以及相关教育制度等。
《礼运》：主要叙述礼义、礼制的源流与运行。
《礼器》：阐述礼能使人成器之义，成器指成德器之美或用器之制。
《郊特牲》：杂记各礼，发挥礼义，其中又以祭祀较多。
《内则》：记家庭内各种人际关系的日常生活准则。
《玉藻》：记天子诸侯的饮食衣饰居处之法，以及其配偶的服制等。
《明堂位》：记鲁国国君因周公之德而可袭用古代天子衣服、器物之事。
《丧服小记》：主要记丧礼中特殊的服饰要求。
《大传》：记服制、宗法、祭法等制度。
《少仪》：记各种应对仪节，与《曲礼》相近。
《学记》：记古代学校教人、传道、授受的顺序以及教育得失与兴废之故。
《乐记》：主要阐述乐的形成与功能，并论述礼、乐的关系及影响等。
《杂记》上下：以杂记丧礼细节为主。
《丧大记》：记国君、大夫、士之丧制，器物方面的介绍尤其详细。
《祭法》：记载有虞氏至周朝制定祭祀天地众神的法度。
《祭义》：记祭祀主敬之义，同时述及孝悌祭先之道、养老尊长之义，可与《祭法》互相发明。
《祭统》：从不同方面论祭祀的意义。
《经解》：讲六经的教化功能，兼及天子德配天地、霸王治民之器、治国隆礼之道。
《哀公问》：记鲁哀公向孔子问礼、问政，旨在解说为政先礼、礼为政教之本的精神。
《仲尼燕居》：借孔子与弟子问答，说明礼的本质、内容、作用、意义。
《孔子闲居》：借孔子与子夏问答，阐述如何修身行事才能成为民之父母。
《坊记》：记如何透过礼的消极节制作用防禁各种过失。
《中庸》：主要阐述中庸之道。
《表记》：记君子如何处世为人以作为人民表率。
《缁衣》：多记君臣上下关系、君化民之道，兼及君子交友之道与言行准则等。
《奔丧》：主要记士身在异国他乡而返乡奔丧之礼，兼及天子与诸侯。前人指出本篇应属礼经，而非礼记的性质。
《问丧》：阐述丧礼某些仪节的意义，如始死、殓尸、安魂之祭、寝苫枕块、束发、拄杖等，并说明丧礼之制乃本于人情等。
《服问》：记丧服有关问题。
《间传》：记居丧时由于亲疏不同而表现的各种行止。
《三年问》：记父母丧所以三年之义，兼阐述服丧期限何以长短不同之理。
《深衣》：记深衣制度及意义。
《投壶》：专记投壶之礼。本篇也应属礼经，而非记文。
《儒行》：记儒者德行的特征。
《大学》：记博学而可以为政治国之义。
《冠义》：记《仪礼·士冠礼》之义。
《昏义》：记《仪礼·士昏礼》之义。
《乡饮酒义》：记《仪礼·乡饮酒礼》之义。
《射义》：记《仪礼》之《乡射礼》与《大射仪》。
《燕义》：记《仪礼·燕礼》之义。
《聘义》：记《仪礼·聘礼》之义。
《丧服四制》：阐述制定丧服所根据的四种原则——恩（恩情）、理（义理）、节（节制）、权（权变），分别本之于仁、义、礼、智。

由上述各篇主旨可知，全书都是与礼直接、间接相关的内容，范围十分广泛，如果要将这些篇章分分类，作一归纳，是颇为棘手的问题。最早为《礼记》篇章进行分类者，是刘向的《别录》（参孔疏引郑玄《礼记目录》所录），刘向将《礼记》四十九篇分为十一类：

（一）通论：《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共十六篇。

（二）制度：《曲礼》上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共六篇。

（三）丧服：《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共十一篇。

（四）祭祀：《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共四篇。

（五）吉事：《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聘义》、《射义》，共六篇。

（六）吉礼：《投壶》，一篇。

（七）明堂阴阳：《明堂位》，一篇。

（八）明堂阴阳记：《月令》，一篇。

（九）世子法：《文王世子》，一篇。

（十）子法：《内则》，一篇。

（十一）乐记：《乐记》，一篇。

刘向的分类，试图提纲挈领地了解《礼记》，但囿于《礼记》的内容实在驳杂，分类不免未惬人意。后世学者亦不乏为《礼记》重作分类者，如元代吴澄《礼记纂言》略分为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四大类，将刘向原来的分类都打散。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说，《礼记》为儒家者流一大丛书，内容所含颇复杂，今略析其重要类别。他将《礼记》与《大戴礼》统分为十类，分类颇与前人不同，我们在条目下略去其所列篇目：

（甲）记述某项礼节条文之专篇。

（乙）记述某项政令之专篇。

（丙）解释礼经之专篇。

（丁）专记孔子言论。

（戊）记孔门及时人杂事。

（己）制度之杂记。

（庚）制度礼节之专门的考证及杂考证。

（辛）通论礼义或学术。

（壬）杂记格言。

（癸）某项掌故之专记。

台湾学者高明《礼学新探·礼记概说》则将《礼记》分为三大类，各大类下再分项：

（一）通论

通论礼义：《礼运》、《礼器》、《郊特牲》、《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
通论与礼有关之学术思想：《孔子闲居》、《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坊记》、《表记》、《缁衣》、《儒行》。

（二）通礼

关于世俗生活规范：《曲礼》上下、《内则》、《少仪》、《深衣》、《玉藻》。
关于国家政令制度：《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

（三）专论

丧礼

甲、逸礼正经：《奔丧》。

乙、论变礼：《檀弓》上下、《曾子问》。

丙、记丧制：《丧大记》、《丧服小记》、《杂记》上下、《服问》。

丁、论丧义：《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

祭礼

甲、祭制：《祭法》。

乙、论祭义：《祭义》、《祭统》。

冠礼：《冠义》。
昏礼：《昏义》。
乡饮酒礼：《乡饮酒义》。
射礼：《射义》。
燕礼：《燕义》。
聘礼：《聘义》。
投壶礼（含逸礼正经一篇）：《投壶》。

学者的分类往往是见仁见智的，所持标准不同，类目自然就有别，像高明归为“专论”之“丧礼”类的《檀弓》、《曾子问》两篇，内容记丧礼的变礼，刘向则将前者归“通论”、后者归“丧礼”；吴澄并归为“丧礼”一类；梁启超将前者归“记孔门及时人杂事”、后者归“专记孔子言论”。高氏的分类，对于想初步掌握《礼记》驳杂内容的读者而言，应该是有些帮助的。

四　《礼记》的意义与价值

《仪礼》及其他古礼经，是研究古代礼制的重要文献，由于经文内容多是礼节仪式，即使熟读经文，了解了礼节程序，但对于各种仪节背后的用意，却仍然难以知晓，而《礼记》就保存了部分阐释礼经意涵的篇章，虽不全面，但正可指引后人阅读礼经的思考方向，补足了上述的缺憾。今本《礼记》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等篇，是阐释《仪礼》中相应的专礼。而与丧服有关的《丧服小记》、《问丧》、《间传》等篇，则是补记《仪礼》的《丧服》、《士丧礼》等篇的不足。除了阐释古礼经义之外，《礼记》也对《仪礼》十七篇所未载的古礼颇有补充，例如《曾子问》记种种丧制、丧服的变例，即可补《仪礼》之未备。由于《礼记》是以儒家礼论为主的论文汇编，因此，后人亦可通过《礼记》对儒学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就说：

《礼记》之最大价值，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之资料。盖孔氏之学，在此期间始确立，亦在此期间而渐失其真。其蜕变之迹与其几，读此两戴记八十余篇最能明了也。

要之欲知儒家根本思想及其蜕变之迹，则除《论语》、《孟子》、《荀子》外，最要者实为两《礼记》。而《礼记》方面较多，故足供研究资料者亦较广。

这是十分正确的看法。透过《礼记》，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小至修身、大至治国的种种思想。以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为例，儒家政治思想中最有名的理想社会——大同与小康：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描绘出一幅美好的理想国图景：最上乘的大同社会，大道盛行，人性本善，亲亲爱人，各安其所，君主垂拱而天下治。到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时代，“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虽然略逊一筹，却也算“小康”，尚属基本安定的社会。而其最重要的支撑便是礼义，礼义并不是强制执行的律法，礼义是依循天地万物的常情而形成的规范，因此得以收潜移默化之功，建立普世可行的价值观念，产生维系人心的力量。又如教育思想。我们从《论语》里可以看到孔子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勾勒出儒家教育思想的概貌，而通过《学记》，我们看到的是完整地体现儒家教育理念的专论。《学记》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及方法，至今仍对学校教育，乃至所有广义的“教育者”与“学习者”都具有指导意义。以教学方法为例，《学记》提出“豫”、“时”、“逊”、“摩”四种理论：“豫”是预防，意指在过失发生前先加预防，一如现代学校要订定共同生活常规，导引学生品行，使学生懂得为与不为的分寸，这便是“豫”的观念；“时”是适时，意指在适当时机教育学生合宜的知识，可说是结合孔子“因材施教”与兵家“因势利导”的观念；“逊”是渐进，指循序渐进地施教，就像现代各级学校选编教材莫不由浅至深、由简及繁、由具体而抽象，以配合学生逐步成长的理解能力；“摩”是观摩，意指互相观摩学习，其中含藏着孔子见贤思齐的学习精神，也是现代学校教育甚至社会各行各业善用的方法。《学记》的意义，不只是后人研究儒家教育观的学术资料，两千多年来，它一直为历来无数“教者”、“学者”指引方向，韩愈写出有名的《师说》、《进学解》，岂能不受《学记》启发！现代校园有所谓的观摩教学、鼓励各级教师应该多多进修等，其理念源头焉能与《学记》以至孔子无关！

以一条人际关系原则为例，《曲礼上》说“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与有贤德的人交往，要“狎而敬”、“畏而爱”，这是很中肯的。“狎”是指亲近贤者，这样就可以见贤思齐。既要亲近又要“敬”，人往往因亲近而生侮慢，慢心一生，便容易发生问题。后半句“畏而爱之”相反相成，畏不是恐惧，而是敬畏，带着敬畏又不失爱慕之心，人与人之间才能维持和平久长的关系。又如《少仪》说“不窥密”，即不窥探别人的私密。今天常讲保护个人的隐私权，而各类大众传播媒体上却总是流言满天飞，狗仔队大行其道，因此这古老的道德规范至今并不过时。像这类提供个人修身养性的参考原则，《礼记》俯拾即是。研读《礼记》，不只让我们了解古代儒家的思想，更可鉴古知今，为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礼记》中有许多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闪亮的思想，只要列举几句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语录就足以说明问题：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

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

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

天下内和而家理……外和而国治。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至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自唐代韩愈引用之后，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高度重视，朱熹更重新编次，重新阐释，与《论语》、《孟子》合纂于《四书集注》中，成为理学家最重要的纲领性著作。元代起，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书、士子求取功名的考试书。其在文化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讳言，《礼记》中也有不少封建糟粕，如等级制度，男尊女卑，以及最为诟病的“繁文缛节”。如今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尽可抛开那些“不合时宜”的礼节与观念，而学习那些至今仍有价值的、应当遵循的礼仪与思想。

《礼记》的今注今译，已有许多学者做过工作，硕果累累。如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杨天宇的《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义华的《新译礼记读本》（台湾三民书局），吕友仁、吕咏梅的《礼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王文锦的《礼记译解》（中华书局），钱玄、钱兴奇等的《礼记》（岳麓书社），潜苗金的《礼记译注》（浙江古籍出版社）等等。这些译注大作，我们也拜读过若干，我们认为做得比较好的是杨天宇，他研究礼学，成绩斐然。他也是我北大中文系本科时的学弟。我接手《礼记译注》工作后，还准备拜访他，讨论各种今注今译本的成败得失。可惜的是，他竟不幸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我们有幸参加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工作，《礼记译注》的工作是纳入该丛书的。2007年，我曾与台湾暨南大学陈美兰副教授合作，为“中华经典藏书”项目编写过《礼记·孝经》选本译注。囿于编选时字数的限制，我们选录了《礼记》的部分篇章，有的是全篇如《曲礼》上、《学记》、《祭法》、《经解》、《缁衣》、《冠义》、《昏义》；有的是部分选，如《曲礼》下、《王制》、《礼运》、《乐记》、《祭义》，此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肯定，先后印刷总数达十多万册。现在的全注全译本，由于陈美兰女士教学科研工作太忙而不能参加，让我感到非常遗憾，也非常紧张。幸而，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朱红林教授推荐了他的学生张萌来帮助我。张萌，是一位专业上很强的同学。她集中精力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初稿。本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张萌卓有成效的工作。自2013年末起，我在张萌工作的基础上，字斟句酌地将全部译注稿又打磨了几遍，直到2016年末，历时三年终于完成通稿。

记得最初接触《礼记》，还是1963年大二上“校勘学”课时，王重民教授和侯忠义老师带我们在善本阅览室，调出线装书，要我们将“大戴记”与“小戴记”的篇目抄录下来，比较异同。当时看到那些句子读不通、文字读不懂的八行本、十行本，觉得血脉贲张，头皮发麻。倏忽之间五十多年过去了，真恍如隔世。坦白地说，如果没有旧注旧疏，没有历代学者的考订解说，我们对大小戴记还是读不通、读不懂的，因此做好古籍的注释今译，对于年轻读者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这个《礼记》的全注全译本，主旨与以前做过的选本是一致的，就是希望以易于理解的文字，帮助读者了解《礼记》的要义。全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出题解，扼要概括通篇内容旨意。其次出正文，正文的分节参考了北大标点本《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及各家译注本的分节，文字也参考各种版本进行了勘校，有调整者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再次出注释，注释兼及章句训诂与名物制度介绍，在引述各家说法时，为求简明，最常见的郑玄注、孔颖达疏，简称郑注、孔疏，其他注家或相关著作则引作者与书名，如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陈澔《礼记集说》，或径直引作朱彬说、孙希旦说等。不过，为了行文的简便，也为了不给读者太大的压力，注释一般不征引太多的研究著作。最后出译文，译文以直译为主，原文太过精练无法直译表达时，兼用意译。《礼记》的今译，是高难度的挑战，由于牵涉相当复杂的专业知识，既需要晓知礼书、礼制，又需要浅显易懂，做到“信、达、雅”，为此常常煞费苦心。

总之，从选编本到全注全译本编纂的前后十年间，本书让我们付出了许多心血，也经历了不少周折，我们虽然尽力希望做得好些，但限于水平，不足与错误在所难免，敬祈大雅方家斧正。

胡平生于北京

2017年5月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