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生如江河奔流不息，年华如季候不断更迭，景象随之转换，物是人非，风光不再，谁也无力挽留。

在春天将去之时，人们一往情深地伤春惜春；在秋色凋零之时，人们再三悲秋挽秋。但是，最终不还是要无奈地目送它们渐行渐远直至消逝吗？

然而，这春去冬来，也许恰恰就是岁月与人生的本质。岁月不能停住，人生无法定格。你能留住头上的青丝和脸上青春鲜亮的容颜吗？即使勉强地留住一些，心里却早已布满了细细的人生的皱纹。

在人生漫漫长途上，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的挚友能陪伴你多久？当年你们志趣相投，志同道合，歃血为盟，桃园结义，你以为可以终生不弃，永远相好如初。可是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生活目标的改变，切身的环境更新，再加上这中间个人命运的挫折，这些都会使你曾经的伙伴一个个离你而去。也使一些不曾相识的人物顺理成章地走进你的生活，成为你新的同伴，与你相知相交，甚至与你休戚与共，并在一个新天地里共同奋争与追求。

人生就是这样，在这些新的伙伴与你并肩前行的同时，昔日的好友也就自然而然地与你彼此淡漠，相互疏离，如日西去，最终不知不觉之中退出你的人生路。

不管你是否还去念旧和怀旧，在人生漫漫长途中，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伙伴，你的身边一定不断更换一些新的面孔，参与你不断更新的生活——特别是你对生活充满了全新的希冀和理想的时候，你的人生舞台会一下子跳上来许多笑脸相迎的新人。

楚云天偶尔会关切到一些昔时的朋友们，就像当年从大地震的废墟里爬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一辆破车在城中到处奔跑，从一个朋友家到另一个朋友家，害怕失掉每一个朋友。

如今这些朋友大多进入了他个人的历史，被他的心所收藏。

徐老师家那个经常令人怀念的小小而自由的艺术聚会，像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夹在他记忆大书的某一页里。自从徐老师在地震中股骨头摔断后再没有起来，三年后便撒手人寰。名人的历史清晰地记在文字中，凡人的历史只是可有可无地保存在彼此的记忆里。但那一段艺术家们的生活，究竟曾是城市一个寂寞的角落中的美好。它不会被云天忘掉。

大地震后，有两个人一直未见。一是苏又生。老苏曾打过电话给云天，说他被北京一个单位借调过去撰写戏剧史。电话中云天向他询问地震中那些葬身在友人家的藏书，后来是否寻回一些？老苏笑道：“不管它了，现在什么书买不到，看不到？”听他轻松的笑声，那一页沉重的历史好像真的掀过去了。老苏自借调到北京后再无音讯，后来听文化局的人说他已被正式调到北京艺术研究所工作，户口也进了北京。他离开天津时怎么也没和他言别，哪怕打个招呼。他也和罗潜那样有一点心理障碍吗？

心理的问题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办法化解。可是如果放在一边不去理它，一切就全过去了。

再一个人是延年。大概是一九八四年，云天在解放路莫斯科影院旁的展览馆看过画展出来，一个人从身后拦腰把他抱住，劲儿很大，尤其两只手特别有力，他扭身看怎么是一个外国人，再一看，叫道：“是延年吗？”

这人笑着说：“当然是我。朗费罗！你更帅气了。”

至少七八年没见，他非但没有变样，反而更年轻一些。他头上的卷发闪闪发亮，快活的眼神是原先没有的，好像一阵风把他眼睛里的阴云全吹跑了。他告诉云天，他就住在马路对面，非要拉云天去他家坐坐，还举起手指绕一个圈儿，像是要送给云天一个礼物那样。他说：“你跟我来吧，我给你弹一支曲子。”

如果没走进延年的家，还真不知道天津有这样的房子，就像他当年住过的墙子河边森林般立满木柱的顶屋那样。解放路在1949年前叫作中街，一百年前是各国租界内最重要的一条街道，由最北边海河起始向南，竖向穿过法、英、美、德四国租界。各国金融、商贸、媒体和行政管辖部门都集中在这条街上，许多建筑门前都是一排高大的石雕的罗马柱或高台阶，看上去严肃又威严。这四国租界之间的分界，单从房屋的样式上也一看即知。延年的房子地处美租界这一段，由于当年美国人忙着南北战争，这里一直由英租界代管，不少建筑都具有英国的古典风格。

这房子很高，基坚壁厚，楼内装饰使用的是灰蓝色大理石。叫人好奇的是，楼道的顶子画满西洋古典风格的花鸟和动物图案的壁画，居然还全都保留着。只是没人爱惜，许多住家做饭用的炉子放在走道内，终日烟熏火燎，大都昏暗发黑。大理石的地面与楼梯大都狼啃狗咬的，残破不堪。一百年前这里一准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至于它最初做什么用的，没人能知，这就是历史。历史全经不住细问。

延年开开门，进去后先给云天介绍他的妻子和儿子。哦，他结婚好几年了。他的妻子和儿子是更纯的外国人的模样。妻子叫刘巴，儿子叫维拉。刘巴个子不高，一看就是俄国姑娘。儿子是个标准的洋娃娃，满头金色卷发，亮晶晶的蓝眼睛，十分可爱。

可是，延年现在的住房远不如他原先山西路那里的房间大，虽然房顶很高，但只有窄窄一条，这端是一扇沉重的门，那端是一扇高大而竖长的窄窗，窗内是一道方格状的铸铁栏杆，屋内光线很暗，阴森森，像是一个关人的地方。延年说，他母亲故去后，他换房到这里来，一是因为他和刘巴都是外国人模样，住在接近天津老城的山西路那边总有麻烦，不如老租界区里，总还有一点外国人，不太乍眼。二是为了这架琴。延年说，琴比房子更重要。自从大地震把四川路那房子震毁，放在地下室的那架琴被压垮，他再没有地方找到一架琴，那一阵子他失魂落魄，幸亏这架琴“等着”他。

这架琴在这房子里放了多久，没人知道。房子几易其主，都因这架琴太破又太重，没人要，一直扔在这儿。后来一个房主喜欢音乐，想叫儿子学琴，找到他来教。他非常高兴，他来教琴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赚教课费，更为了饥饿的手指能够触动与神明交流的琴键。可是这房主的儿子不肯学琴，延年怕再也找不到一架钢琴，便想出一个令世人不可思议的办法，用两间大房子换这间小小的“牢房”加上一架谁也不要的破琴。

可是那时代，整座城市的民间恐怕只有这一架琴了！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延年说：“这样，我可以随时进入天堂了。”

云天听了，感动之极。凡是献身给艺术的都叫云天感动。

延年为他弹了一曲巴赫《平均律曲集》的《C大调前奏曲》。云天顿时觉得自己不是身在斗室，而是坐在飘在空中的白云之上，享受着清风、阳光、唯宇宙才有的永恒的宁静。

所有艺术中，只有音乐能有这样的神奇。

晚间他把巧遇延年的事告诉给隋意。隋意说，为什么不请他给小怡然做钢琴家教呢？云天说这是个好主意。他们希望女儿有音乐修养。隋意说，音乐还可以抚慰心灵。在她美好的想象里，出现一个画面，在楼下客厅的一角放一架不大的黑色的三角琴，小怡然头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坐在琴前，就像自己童年时，妈妈教她练琴时那样。女人的情感总是比男人更浪漫。

把想法变成现实往往不会一蹴而就。他们决心买一架琴，云天先去找一趟延年，征得延年的同意。可是，这次他敲开延年家的门时，开门的人竟是一个下巴黑乎乎生满胡茬的老汉。一问方知延年几个月前搬走了，再问是“回国”了。云天将信将疑，又问那架钢琴，对方回答得很干脆：“那东西没用，占地方，处理了！”这口气就像扔了一堆破烂。

云天专门跑去找一趟洛夫。洛夫说：“自从地震后咱们去看延年那次，我再也没见过他。我不是告诉过你，他爹是白俄吗？现在苏联解体了，白俄的事不再算事了，说不定人家回国继承遗产去了呢。”

人与人的故事有时拖得很久，有时忽然中断，没有原因，充满偶然。

这个人从此也从云天的生活中蒸发了。

只要你在往前走，一定不断有人从你身边掉队，走出去；还会有人加入进来，跟在你的身旁。

谁的生活都是这样。

从你身边悄然离去的，总是不知不觉；不断加入进来的，总是光鲜，新奇，切身，充满魅力。

在八十年代，云天如日中天，几乎每天都至少会认识一位新人。画家、记者、编辑、崇拜者，各色各样的陌客与闯入者，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等等。当然，有的人只是一面之交，握一次手而已。但不要以为这种生活会变得轻浅，飘浮，过眼云烟，它也许正是开放的新生活的一种必然。能不能从中找到有分量、有价值的东西，还要看你自己。

那个时代，文坛画坛有点发疯。几乎天天都可以听到一位崭露头角的年轻艺术家的名字，听到一本为人称道的新书书名，听到一个艺术思想上的奇谈怪论。由海外翻译进来的哲学、文学、美学、文艺理论，日见其多地堆积在中外交流的文化码头上。云天已经被推到副院长的位置上，在画院主管理论与作品的研讨与批评。他一个月至少组织两次研讨会。有一位在社科院供职的批评家，名叫肖沉，身体强壮，络腮胡子，极其健谈，据说是鄂伦春人。肖沉是个怪人，每次会议上都能发表叫人吃惊的新观点，说出一些闻所未闻的艺术观，还有许多陌生的国外理论家的名字。叫人觉得他学问之大，思考之勤，不可思议。有能耐的人免不了遭人嫉恨。有人说，此人每次在会上所讲的那些奇谈怪论都是为了唬人，都是头一天晚上从某本刚刚翻译出版的新书上看来的。云天笑道：“看总比不看强。至少刺激我们去思考。”

在那个标新立异的时代，没人安于现状，没人坐得住，危机感是人们潜在的动力。有一次，云天把研讨会确定为：“什么是作品的永恒价值？”在设定这个题目时，他有一种自我怀疑的潜意识，他想从别人的唇枪舌剑中得到启示。

近来，他内心开始隐隐地出现一点彷徨。

有一次，肖沉对他说：“你该从《解冻》走出来了。”

这话触动了他。他已经想到了这一点，自己不能总站在《解冻》里。可是他怎么从《解冻》走出来？几年前，人家对他一提《解冻》，他就有一种骄傲感。《解冻》是他的光环，佛的背光。现在感觉不同了，好像那幅画只是别在一个老兵胸前的一枚彰显昔日战功的勋章而已。反过来这不又是他失去创造活力的一个见证吗？他渴望新的高度，可这高度刻在什么地方上？

这些话题他已经无法去和罗潜讨论了。罗潜与他完全不在一个世界里活着。

与他可以经常交谈这些话题的，是画院中那位年轻的画家余长水。这个年轻人正处在一匹骏马突破围栏之前东闯西撞的状态。他每次到云天家来，都带来近期一些完全不同的画，还有一些大胆的思考。他喜欢与余长水追本求源地讨论各种艺术问题。楚云天比余长水年长，拿他当作忘年之交。

一次，云天忽然问余长水：“你不断地做各种试验和创新，为什么？我不希望你为创新而创新，你到底想追求什么？”

“不重复自己。重复就是止步不前了。”

云天想了想，对他讲了一件事。一次在北京一个活动中，见到吴冠中先生。吴先生问他：“你的画从来不重复吗？”

楚云天说：“是的，除非对这幅画有了新想法时才再画一次。”

吴先生点点头说：“我是从来不重复的。”他沉了沉又问，“你为什么不重复？”

楚云天说：“文学就是不重复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去写同一篇文章，甚至同一句话。”

吴先生听罢笑了，点点头，走了。

云天讲完这件事，余长天说：“你说得对，重复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就意味着死亡。这也是现代的中国画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曾经有一位法国艺术家问我，为什么中国画看上去彼此相像？”

余长水问：“为什么？”

云天说：“这个问题太大，涉及历史、哲学、审美习惯和国民性等方方面面，我们将来再讨论。我现在想说，不重复不是视觉的需要，是我们内心的需要。元代画家从宋画中蜕变出来，因为他们要‘写胸中逸气耳’——这话是倪云林说的。作家要写作，是因为他们心里总有一些活生生的人物，难以遏制的情感，苦苦的思考，给他们压力，叫他们不写不行，不写寝食难安，他们才写。如果心里没有压力，他怎么写？为什么写？”随后两句他是针对余长水说的，“总不能为写而写，为不重复而不重复，你说对吗？”

余长水点点头，他进入了思考。

云天喜欢这样谈话。通过交谈，去深究一个问题，或为了使自己心里某些暧昧的东西一点点明晰起来。

他虽然还没有出现危机，但对自己艺术的未来已经开始有一些忧虑了。

一个力大无穷的人，用了一生的劲儿，可能搬错了一件东西。如果最终才发现就晚了，这需要旁人早些点醒。

云天需要朋友。真正的朋友不是为你弹歌相庆，而是在人生的岔道上帮你看清去处。

一天，云天刚访问日本回来，忽然接到易了然的一个电话。话筒里的声音沙哑却兴奋，明显还有一股酒劲儿，只是话筒里闻不到呛鼻子的酒味儿。他叫云天快到黄山，他画了许多幅黄山烟云，请他去看。从他得意的声调与口气中让人相信这些画很好。一个人的画叫自己如此激奋，必定有什么特别的心得。云天转天就带着余长水，买了机票飞到黄山。刚到出口，只见易了然和黄山画院的几个人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他了。易了然在中间，双腿叉开站着，交盘着手臂，头上乱发飘拂，那样子真非凡人。

他们下机就上黄山。云天急着看画，易了然也急着叫他看。

一看确实叫云天震惊。这些画全是四尺或六尺整纸，水墨以外加上一点螺青与赭墨，干笔皴擦，大笔濡染，云影松影和烟形云状都是在宣纸湿的时候画上去的，墨由水洇，笔随水变，却形神俱在。实处伟岸峻拔，虚处缥缈如梦。那些在山崖绝壁上，幽谷深涧中，浮动着的烟雾，全都似有若无，或隐或现，变幻莫测。他惊奇于易了然画出了云烟的厚度，厚如堆雪，薄似轻纱。在这轻纱一般云烟中竟然半隐半显又犹然可辨地透出后边的峰峦树石！如此神奇的烟云谁画过？怪不得他昨天在电话里又喊又叫。

这绝非只把黄山之美逼真地搬到纸上，而是把黄山之奇升华为人间仙境呈现出来。

楚云天禁不住说：“别人画眼中的黄山，你画心中的黄山，梦中的黄山。别人画的是形，你画的是神。说一句不虚之言，这些画上了光明顶了！”

易了然忽然两臂一拢，双掌相击，啪的一声极响，几步过来把云天拥抱一下，居然落下泪，但什么话也没说，一扯云天的胳膊说：“走，喝酒去！”

酒桌上，全仗着余长水连推带挡，还一杯杯代饮，才使云天没有烂醉。但云天看到了这位徽州鬼才如此卓绝的才气，心里高兴，也禁不住自己几次举起杯来，主动把酒倒进肚中。

虽然都带着醉意，说的话并不糊涂。云天与易了然都说要合作一组画，说到题材。易了然说：“我有个好题目，就画那个张明敏歌词里的那四样——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余长水马上说：“这好，这四样正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要画就画丈二匹的大画！”

楚云天激动起来，站起来说：“长江黄河，一南一北，两条民族的母亲河。黄山是华夏奇山，长城是人类最伟大的建筑。而且，两动两静。黄山长城是静的；黄河长江是动的！”

余长水说：“还是两横两竖，黄山长城是竖的，黄河长江是横的！”

啪，易了然一拍桌子，他比云天更激动，他沙哑的嗓子叫道：“画了！云天画黄河长城，我画长江黄山！”

云天随之大声说：“色彩上，长江是蓝的，黄河是黄的，黄山是绿的，长城带点朝霞，偏一点朱红。”

易了然接着叫道：“你的黄河长城偏暖色，我的长江黄山偏冷色。”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这几大幅画好似已经横在眼前。

这叫在座的人兴高采烈，豪情万丈，一起举杯，把桌上的杯中酒、壶中酒全喝光。

云天从来没经过这种场面，画画的事竟然如兴兵出师一样豪壮。

云天和易了然互不食言，各在自己家中作画。为了保持四幅画之间的谐调，在他们之间传递一些重要信息的事，全由热心肠的余长水跑来跑去。转年春末，展览在北京美术馆开幕。《大山水图》对画坛的惊动一如惊雷，观看展览的人挤破了头。这是云天在《解冻》之后“第二个春天”，同时，这一来也叫画坛见识到一位不应埋没的翰墨奇人——徽州才子易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