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右派的批判与辩护

右派可谓声势浩大。其中既包括早已湮没无闻的黑格尔右派之右，也有来自当今最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 [19] 之右。

黑格尔右派的沉寂源自其思想活力的丧失，他们深信于黑格尔思想表面上的乐观，认定精神与人的完满实现，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反思能力，就此而言，他们恰由于固守黑格尔的教诲反而违背了黑格尔思想的精神。之所以仍然归入此派，是因为他们对于现代根本价值的认可。

来自自由主义的右派阵营纷繁复杂，但仍可大略分为批判者与吸收改造利用者。批判者中主要代表有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据约阿希姆·里特尔（Joachim Ritter）的考证，海姆的批判正是造成黑格尔一度在德国思想界沉寂达数十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20] 。海姆在《黑格尔及其时代》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可谓是细致入微，全书内容达十八章之巨，详细考察了黑格尔思想的全部历程。究其立场，海姆以批判甘斯对谢林的批判为破题，甘斯认为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必须是“体系的”，而黑格尔体系已然是至大至全，因而不可能再有任何体系可立于其上并对其进行批判，因此，任何人，要么是黑格尔主义者，要么就是粗野无文的鄙夫。海姆对此则不以为然，他无意用更加细致和尖锐的描述来描述这个体系，无意为未来建构另外某种思想，无意用形而上学来打倒形而上学，用辩证法打倒辩证法，用体系打倒体系……他宣称他只想给出这一哲学的客观历史，并以此来进行批判——他要用历史方法来赢得这场争论 [21] 。这一方法本身确实不无道理，因为体系背后的用意极其重要，必须予以严正追索。

必须承认，海姆对黑格尔体系的要害确有准确把握，即：黑格尔体系以精神包举万物，将自然、人文及其各自历史尽收其中，并将古往今来诸种哲学熔炼为唯一的哲学——精神的自我认知。对此，海姆坚辞不受，并将这类坚信“体系性”的人称为死守精神与相应人类观念的、不可救药的头脑，但是，如果他们还有被培根称作“idola theatri”的重要意识的话，则这种意识也能使他们不敢轻易跨越那横亘于形而上学与“历史-人类之物”之间的鸿沟。因为人类的立身之本不在自身之内，而在于人类之上与之外 [22] 。这样一个见识可谓是古意盎然，然而仍然有可叹之处：既然已经明言人类立身之本在人类之上与之外，为何又要严词拒绝一切形而上学与神学呢？海姆会不会才是有蔽于“时代精神”的那位，只不过他认为黑格尔对“时代精神”的把捉有误呢？海姆所认定的时代精神乃是与时并进、随时变迁的“人的精神”（Menschengeist），而一切神学与形而上学均已不合时宜，因此，黑格尔就是一个傲慢、守旧与冷酷的形而上学头脑，一个不晓时变、无恤人情、蔑视自由并对普鲁士王室卑躬屈膝的奴才。后来者应当以经验的、唯物的现实主义态度贯注于当下，致力于民众福利的增进、社会自由的增加与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不应当追求——甚至应断然拒绝——任何体系化或形而上学化的理论努力 [23] 。

海姆的批判在不解、误解、忿忿然及影响等诸方面都绝类米利托斯对苏格拉底的指责，就其影响而言，海姆的批判几乎成了后来自由主义阵营批判黑格尔的模板。

德国著名犹太裔公法学家赫尔曼·海勒（Hermann Heller）在《黑格尔与德国强权民族国家思想》中同样忿忿然地将黑格尔判为德国人从“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变为“铁血”民族的桥梁，德国强权民族国家思想正是黑格尔理念主义哲学之子 [24] 。卡尔·波普尔（C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亦将黑格尔与柏拉图和马克思列为极权主义思想和狂妄理性之代表人物，不仅如此，黑格尔更被视为德国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父。较近一次的重复来自E.卡里特（E.F.Carritt）与悉尼·胡克（Sydney Hook），前者相对温和，仅仅是重复了对黑格尔强调国家高于个人、战争非恶以及哲学当为国服务等论条的批判，并且仅仅诉诸和平主义等现代普通意见 [25] ；后者的立场与前者相同，两人均不屑于许多当代研究者对黑格尔的重新肯定，但是胡克的愤然之情过于激切，对黑格尔本人及其辩护者出言也极尽刻薄，甚至还有无根无据的人身攻击，以至于考夫曼有“胡克教授简直就像一个讼师，而不是哲学家”的讥讽 [26] 。

右派之中对黑格尔持肯定态度者声势更大，其中较早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当时正值黑格尔在德国本土声望崩摧前后，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约翰·麦克塔加特（John M.E.McTaggart）、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利（Francis Herbert Bradley）以及詹姆斯·哈奇森·斯特灵（James Hutchison Stirling）等。科克·威利斯（Kirk Willis）详细考察并描绘了这一复杂的思想运动。然而，无论如何复杂，也无论黑格尔如何在这一时期几乎成为英国文教的基底，这段热情终为有限——英国从未产生一位真正“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上文所列代表人物亦从未成为一个“学派”。这段与黑格尔哲学的热恋，可谓空前绝后，然而却十分短暂 [27] 。这段历史更应当归入黑格尔的“影响”史。黑格尔在19世纪的英国，既倍享隆誉，亦饱受毁訾。赞誉者因不满于经验主义而来，然而，颇为反讽的是，这个风潮也正是在罗素、摩尔等经验主义者批判之下迅速归于沉寂的。

而黑格尔获得“平反”，并成为学术研究焦点人物则是在二战前后，右派中重要人物也主要出现在这一时期。著名黑格尔翻译家与研究者T.M.诺克斯（T.M.Knox）于1942年出版黑格尔法哲学英译本，并为之作了注解。诺克斯也因此而成为最早为黑格尔平反的英美系学者，诺克斯认为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非但不是自由的敌人，反而为“自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其1940年所作《黑格尔与普鲁士主义》一文中，诺克斯紧扣哲学家黑格尔与“保守”“反动”的普鲁士宫廷之间的关系这一争议焦点问题为黑格尔展开辩护，文章指出黑格尔对统一主权国家的向往乃是其一贯的想法，与普鲁士政府“卡尔斯巴德法令”毫无关系，《法哲学原理》中所描绘的国家并非任何现实国家，其国家理论与保守主义并无关联，更不用说极权主义 [28] 。前纳粹预备役军官约阿希姆·里特尔（Joachim Ritter）于1957年出版《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书中反驳了海姆的批判，并从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入手，探讨了黑格尔对革命的复杂情感，一方面现代个体意识之“觉醒”乃是历史变迁所致，革命也已成事实；另一方面，现代个人主义也许可以成为立国的理论基础，但却无力承载现实的国家，法国革命就是一证。换言之，个人主义对国家这一伦理共同体而言更多乃是一个危险。里特尔以此断定黑格尔思想乃是“关于革命的哲学” [29] ：黑格尔既为现代个体原则提供了合理性论证，又想预防其中所含“不断革命”的危险。里特尔此书在德国可谓是开黑格尔政治思想研究新风之作，赫尔曼·吕贝、奥多·马克瓦特（Odo Marquard）、路德维希·希普（Ludwig Siep）、曼弗雷德·里德尔（Manfred Riedel）等一批学者均有所沿袭。

阿维内里的《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是这一风潮中集中研究黑格尔政治思想且影响深远的重要英语著作，阿维内里认为黑格尔所思考的最根本问题乃是治道的历史变迁。现代性的勃兴以现代市民社会的出现为标志，而将这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作为思考对象并全面地详加考察的哲学家中，黑格尔是第一人 [30] 。阿维内里抓住了“历史”这一重大问题，并着重考察了黑格尔思想成熟过程中其本人政治观念与德国现实变迁之间的关系，展示出其中一以贯之的政治观念：德意志帝国的落日已不可追，巴伐利亚、符腾堡与普鲁士等新兴邦国才是德国的希望所在；“布尔乔亚”作为一个新兴等级标志了市民社会的出现，新国家必须容纳、整合之。

阿维内里以此为主线重新解读了几个关于黑格尔争议甚炽的政治问题，首先当然是黑格尔政治色彩问题。既然已经确定黑格尔的思考对象是现代性问题，况且黑格尔本人又是以包容性的“和解”为最高纲领的，因此一切指责其反动的言论自然可以化解：第一，黑格尔非但不是现代世界的反对者，反而是其哲学助产士，因而可以归入自由主义传统之中 [31] 。第二，则是民族主义问题。阿维内里明证黑格尔乃是一切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尽管他同时也指出黑格尔并未看出这一意识形态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32] 。第三，君主制问题。阿维内里显然急于证明黑格尔“民主之友”的身份，所以他认为君主无非是在成议上加盖一个“同意”章，这也仅仅是一个“国家统一性之标志” [33] ，此举显然失之草率了 [34] 。最后则是关于历史“终结”，即“未来”问题。阿维内里认为黑格尔“历史终结”命题并不严肃，因此完全没有剥夺后来者的“未来”，他以黑格尔对美国与斯拉夫世界的“未来之土”说为证，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未结束，因此黑格尔并不那么在乎“过去”或“未来”，黑格尔在意的是“理性之物” [35] 。另外，阿维内里还指出“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似乎仍不够好” [36] ，这个观察可谓极端重要：黑格尔苦心孤诣穷尽所学，将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与现代思想熔炼一炉而为现代国家奠基，所得结果竟然“仍不够好”！只是，如此契机，阿维内里竟然就此放过，实在令人费解。

这个重新肯定黑格尔的风气在查尔斯·泰勒的《黑格尔》中达到一次高潮，此书也被广泛认为是战后最具影响力的黑格尔研究成果之一，黑格尔所处时期的时代精神、政治、社会背景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等诸方面都得到了较为深刻而全面的阐发。然而泰勒却将黑格尔体系的宏大主张归因于启蒙时代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并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类学、一种“新”的主体理论，“其核心观念是：人的活动和人的生活被看做各种表现。” [37] 这不是对现代原子个体理念的简单重复，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表现乃是意义的赋予活动，作为主体的人不仅实现某客观目标，同时还要表达出主体的状态；第二，由表达所完成的并非某外在“理念”或“筹划”，而是附有一个与该主体相关的维度，即他可以从中辨识出“自己”。这正是其“新”意所在：它“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表现主义。 [38] 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这一由卢梭，尤其是赫尔德所阐发的思想，并将其升级成一个无比宏大的“表达”——精神之自我表达（实现）。泰勒认为，这才是理解黑格尔关键所在。而关于其政治思想，泰勒则指出，由于其思想体系的特殊性——表现主义，黑格尔的现代国家伦理实体既是一个超越性主体的“表现”，又是其中所有个体成员的“表现”，“秩序赋予自主的、理性的个体以中心地位”，因此，黑格尔是一个无法划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标签都只会破坏黑格尔体系的平衡性 [39] 。

这一断语极其重要。然而，泰勒认为黑格尔在表现主义上的重大贡献之外却有一个重大失误：论及大革命之后的现实，“我们可以说，现代社会在其私人的想象的生活方面是浪漫主义的，在其公共的集体的生活方面是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的。” [40] 黑格尔企图使体系的强迫与个人的自由向往达成“和解”，实在是强为不可为之举，体系在工业化、技术化与理性化方向上的发展，所指向的恰恰是市民社会的分化而非整合，更不必提已经意识形态化的个人自由在社会“分化”上的推动力。黑格尔在对未来的判断上可谓谬不可及，泰勒由此判定：“他的实际综合已经完全死亡。” [41]

然而，真正“谬不可及”的并不是黑格尔。因为，一方面，黑格尔从未笼统地认可或赞同“个人”意义上的“表现”，反而深以为忧；另一方面，黑格尔恰恰深明于市民社会的分裂倾向与物化倾向，于是以“和解”的名义为它设下了重重限制。泰勒一般被列入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ist）之列，然而其对于自由主义之自我观的批判未及骨髓，只是在反对社会分化问题上借鉴吸收了黑格尔的伦理实体说，而没有继承黑格尔的理论勇气。

自泰勒的研究以来，西方世界黑格尔研究更趋兴盛，研究主题也更加深入与分散，其中重要的研究者当属芝加哥大学著名黑格尔专家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

皮平的研究，与泰勒类似，都涵盖了黑格尔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其“梅隆杰出成就奖”获奖著作《黑格尔的观念论》（1989）中，皮平深入而详细地考察了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间的联系与分别。在皮平看来，黑格尔逻辑学之出发点与康德之主体的自发性、先验纯粹直观及先验统觉的统一性有重大关联，然而黑格尔在解决不可知论与概念的纯粹“主观性”问题上却选择了“错误”的路向，且制造出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新型主体——自我实现的、有生命的精神 [42]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追求“体系性”的观念论（Idealism，一般译作“唯心主义”）本身。皮平以惊人的学术水准批判考察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然而却有意略去了黑格尔逻辑学所蕴含的伦理与政治意涵 [43] 。在《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欧洲高端文化的不满》（1991）中，皮平将批判视角扩大到社会文化领域，书中批判考察了欧洲自启蒙以来文化精英对现代性的批判，从波德莱尔与福楼拜到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高端文化”代表人物们对现代性表现出极大的“仇恨” [44] ，然而康德与黑格尔却表现出不同的建设性态度 [45] ，前者开启了现代个体道德自主性，却失之空洞，而后者则是以古典色彩浓厚的目的论为现代性本身奠定了伦理基础，然其“终结”命题却令人无法接受。皮平试图熔两者之长并为现代性进行辩护：现代个体自由乃是现代世界伟大成就，永无止境的现代性仍然在“辩证地”变化 [46] 。黑格尔的历史终结命题着实让深膺于个体自由的皮平无所适从。皮平的黑格尔研究始终无法逃脱自由主义之局限。在其《作为现代主义的观念论：黑格尔主义诸变体》（1997）中，皮平继续扩大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20世纪诸多反思者如哈贝马斯、列奥·施特劳斯、科耶夫与布鲁门贝格等均在论列。此书的论旨仍是为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现代世界进行辩护，然而在解决方案上，此书进一步廓清了《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中试探性的讨论。皮平将此黑格尔主义解决方案命之为“伦理理性主义”（ethical rationalism），意为自由个体（free agent）与其他个体在现代诸种建制（institutions）之下的“融合” [47] ，而黑格尔极具“神意”色彩的历史主义与对诸种建制的神话式奠基则为皮平所不取。皮平《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一书更是全面展开对这一“自由生活”（leading a free life） [48] 方案的论证。这种旗帜鲜明的删削并不比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作所为更显公允。表面上看，两者都属于“铁床大盗”普罗克鲁斯忒斯的同道。然而究其实质，两者却大不相同，黑格尔是为了德意志民族谋划将来并且通贯成体，而皮平则仅仅采集枝叶以求达致某种平衡。

黑格尔的自由主义解释者们基本上都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批判反思态度，然而由于理论视野所限，以上列几位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在“解释”本身上颇多掣肘，因此在直面历史终结与绝对知识等重大问题时无法满足理论本身的彻底性要求。

而一些处于左右两派之外的论者似乎更少受到黑格尔体系本身以及意识形态的局限，反而能给人以更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