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宗教与政治

黑格尔在第六章“精神”的末尾提出了最终“和解”这一根本问题，这也正是宗教与绝对知识的唯一目标，然而真正能够完成“和解”者，唯有知道自身即实体兼主体的绝对精神，或者我们还不得不加上一个定语，它是“黑格尔用语言所揭示出来的”知道自身即实体兼主体的绝对精神——自知、实体与主体，三者缺一不可。唯有在这最高的绝对知识视野之下，宗教的重要地位才能够得以揭示，或者说，第七章才成为必不可少的、过渡性的组成部分。

其“过渡性”何在？答曰：在黑格尔对宗教的规定中——“那将要认识自身的精神在宗教中直接就是它自己的、纯粹的自我意识” [1] 。于是，作为一种认知，宗教的主体就不是信仰宗教的人，而是精神本身或者上帝，但是，它却仍然仅仅是“纯粹的”自我意识，换言之，它最终还不能将现实世界作为“内容”而囊括于自身之中。因此，即便是作为“最高级”形态的启示宗教，基督教仍然只是将上帝放在了纯粹意识的以太中，“他”（上帝）仍然未能将现实世界视为“自己的”世界。唯有“绝对知识”能够最终在上帝与此世之间建立起绝对的联系。也唯有如此，绝对精神才能够也必须最终被理解为全部历史世界的、真正且唯一的创造者，而黑格尔（或我们）才可以说，在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各章节中，它是尚未被揭示出来的、然而却无时无处不在的主体。

那么，其“必不可少性”又何在？答曰：在于“宗教是精神的完成，精神的各个环节，即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要回到并且已经回到它们的根基（精神）之中” [2] 。启蒙最终的结果是一个颓丧的美丽灵魂的破碎世界，在这个绝境中，宗教就成为了不完满然而唯一的慰藉与出路，因此，宗教是美丽灵魂或一切个人最终与现实世界达成和解的必经之路。

以绝对知识为视野，我们就会发现，在“精神”这一章或精神的历程中，作为对绝对本质的一种认知形态的宗教实际上是与历史相伴始终的。

它曾经以“对命运的恐怖而未知的黑夜与死魂灵会复仇的信仰”出现于古希腊伦理实体中，对命运的信仰乃是“具有普遍物形式的绝对否定性”，而对死人复仇的信仰则是“具有个别性的绝对否定性”。因此，在家庭的神法中，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那不可知之物就具有了主体性，但是其中的普遍物与个别物仍是相互分离的，死魂灵作为一个单一的、普遍性的主体却是与冥界之神相分离的一个个别性的“影子”，所以，死魂灵本身才是复仇行为的真正主体，而作为必然或僵死命运的冥界之神尚未真正具有主体性。

在“启蒙的宗教”中——启蒙本身是反对“信仰”的“纯粹洞见”，但是在绝对知识的视野下，我们发现，它原来也是一种“宗教”——绝对的彼岸或上帝成了一个虽然存在但却不是作为主体或某种力量而存在的超验之物。在“道德的宗教”中，上帝成了绝对义务或绝对命令的唯一颁布者，然而当“他”颁布任何一条具体命令时，就立刻遭到了作为“道德”的启蒙意识的否定——道德拒绝一切行动，因此，“他”只是一个被封闭于彼岸的主体。在前述这些形态中，上帝创造了一切现实但却未能从其中认出自己来，但是在那可将任何内容视为绝对命令并且真正行动起来了的“良知”中，上帝就“隐蔽地”在这个特定的个人的行动中进入并且扬弃了与自己对立着的现实。然而上帝仍然被良知主体看作一个“存在物”，而按照宗教的根本规定，“他”（上帝）却应当是“自我意识”，即唯一的主体。因此，良知主体实际上是将自己当作上帝从而抛弃了真正的上帝。于是，由于人人都成了“上帝”，人人也就都成了“伪上帝”，这就是对“伪善”的神学解读。正是在伪善的世界中，这些“上帝”们才成了苦恼的“美丽灵魂”，并最终被现实的普遍物即统治集团判为“恶的意识” [3] 。这个最深刻的分裂状态所表明的乃是：人不能将仅仅作为个人的自己当作唯一的主体，而是必须将自身所处的特定群体的整体（包括作为其中一个有机分子的自己）视为一个“神人合一”的主体。但是，从破碎的“人的世界”到完美的“神人合一的世界”，中间还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彼岸的“神的世界”——政治的基础在于宗教 [4] 。

总之，如前所述，宗教或者基督教所揭示的整个世界仍然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它（精神）的现实落在宗教之外”，然而，“宗教的完成在于双方（在自己世界中的精神与在自己宗教中的精神）成为彼此相同者，不仅是它的现实为宗教所把握，而且反过来，它作为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也要成为现实的，即成为它自己的意识的对象” [5] 。这就是用宗教概念表达的“实体即主体”公式，但是，宗教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当宗教能够表达这个公式时，宗教就已经成了绝对知识，而绝对知识也就成了宗教。因此，正是在寻求最终“和解”或达到绝对知识的道路上——大革命之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国家或群体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对立局面——宗教才凸显出其对于形成与保持一个合理共同体的根本重要性。但是，这个宗教必须在得到绝对知识——“完成”了的哲学亦即科学——的解释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宗教。因此，是黑格尔哲学或科学、由黑格尔所解释的宗教与黑格尔的现代伦理国家的“三位一体”才最终宣告了“历史终结”。

从行文上讲，第五章“理性”打开了个人主体的视野，并揭示出无宗教的或世俗的个体之行为与态度对于保持伦理实体的不足，而第六章“精神”则打开了共同体历程的视野，从而揭示出那仍未知的上帝与此世的政治生活形态变迁之间的关联，在寻求那唯一合格的政治神学的道路上，第七章“宗教” [6] 就打开了倒数第二个视野，即上帝的视野。于是，整部历史就显现出另一番景象：从主体角度说，历史的主体此前是人，而现在则换成了上帝，从而作为教徒的人对上帝的理解就成了上帝对自己的理解，而人所造就的共同生活的现实形态就成了上帝的显现形态。从历史的广度上讲，此时展开的历史已经超出了古希腊并将东方世界也纳入其中，因此呈现出一个“文明史”的形态。最后一个绝对知识的视野则是神人合一的、政治神学家兼政治哲学家黑格尔的整全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上帝的全部知识最终也成为人的知识，从而成为最高等级的、人的理性。在本书看来，这才是《精神现象学》后四章既呈现出递进态势又属于同一个“理性”部分的原因。